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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廷臣指出，“贵州古称鬼方(笔者按：古有殷高宗伐鬼方之说)，自大路、城市外，四顾皆苗，专事斗杀，故驭之难”。他向朝廷反映了全省少数民族的分布，以贵阳为中心，东南苗族为主，西和西南以彝族、布依族为主。他认为治理少数民族地区不能一味地使用武力，使用武力只能激起民变，引证了汉武帝封夜郎、武侯纵猛获深远的历史意义，主张对少数民族施以“教化”。他认为“盖教化无不可施之地，而风俗无不可移之乡”，可以通过长期的教育达到改变强悍民风的目的，就此提出了具体措施：“凡土官继承者年满十三岁以上的，都必须进入官学学习，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读书者，听补廪科贡，与汉民一体仕进。”也就是说，从科举制度上，为少数民族敞开了大门。此后，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泛有中秀才、举人者。同时，他还看到了最大的问题是土司世袭制度中“私相传接，支系不明，争夺由起，酿成变乱”，于是作出，“今后每遇年终，令土官上其世次之籍于布政司，布政司上其籍于部；其有争袭者，按籍立办”的措施，以此预防杜绝因土司的承袭而引发的纷争。 赵廷臣还向朝廷提出，贵州曾经长期被“寇”占据(指的是孙可望、李定国等)，不断改变法令，使人民承受沉重劳役，应当恢复旧制。“恢复旧制”是基于清朝初建时，大体上还是沿用明朝的法律，《大清律》是在康熙九年才完成。元明以来，贵州地广人稀，遂成为当时接收移民的重点地区。同时，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在贵州遍立卫所，大量的军事移民进入贵州驻屯开垦，卫所的屯军对当时贵州土地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屯军制度沿用到明末清初已是“法久弊生”，随着卫所对军伍控制的日益松弛和卫所军官对军士的剥削，使得大量的屯军逃亡，屯地纷纷荒芜。赵廷臣奏请“改卫为府，改所为县”、将马乃等诸土司改为流官，把屯军所辖的范围改为地方政权，后来如将“新添卫”并入“贵定县”即源于此。这些做法，与上述“施以教化”等措施，推进了明朝以来对西南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的进程。此后历任巡抚，大体上是按照赵廷臣制定的治黔“方针”办理的。另一方面，赵廷臣并非仅仅强调的是“文治”，而对于所谓“师出有名”的反叛却是要坚决镇压的。孙可望的旧部冯天裕，曾一度接受明永历王朝“总兵”封爵，于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在平越(福泉)降清，不久又背叛清朝。冯天裕沦为流寇后搜罗溃兵、重招旧部攻陷湄潭，进军瓮安。赵廷臣调思南、平越、遵义、偏桥诸路兵击破冯天裕，斩杀了冯天裕和南明总兵冉宗孝等。顺治十七年(1669年)四月，马乃(今兴仁县境内)土司龙吉兆反叛，赵廷臣于十月率兵围剿马乃营营盘这一反清大本营。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纵火焚烧了营寨，擒杀了龙吉兆(至今尚存的马乃营营盘遗址已被兴仁县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剿平龙吉兆的反叛，赵廷臣以功，加兵部尚书，从正二品总督升任从一品加衔总督，即“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 云南因战乱造成大面积的土地无人耕种，赵廷臣奏请，“当急招民开垦；其冲路各州、县，请以顺治十七年本省秋粮贷为春耕之资。”在总督任上，适逢平西王吴三桂向朝廷进贡五头象，顺治下令停止送京。赵廷臣抓住机会上疏请求，全面停止边疆向朝廷的进贡，以省解送之劳，其请求获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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