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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仪与苏轼的感情是非同寻常的，这从他们的作品和信件往来中可见一斑。在李之仪的《姑溪居士全集》中，与苏轼有关的作品有40首。在《苏轼文集》《苏轼诗集》中，与李之仪有关的作品有20余首。苏轼遇赦北归途中，也就是苏轼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他写给李之仪的信，达7封之多。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同寻常。 李之仪早年师从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与著名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相比，李之仪认识苏轼比较晚，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情谊。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轼受到排挤，出职杭州、密州、徐州，再贬黄州，颠沛流离十余年。此间，李之仪积极联络好友在朝中活动，以图苏轼返回京师。他把自己的思念、想法写成书信，远投苏轼。苏轼接信后，十分激动，旋即复《答李端叔书》。这种特殊处境下的交往，加深了二人之间的友谊。 元丰八年（公元1087年），苏轼被召入京，受到重用，“苏门”再度兴盛。此时，李之仪成为苏门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雅集于西园。画家李伯时为李之仪作了一幅肖像画，苏东坡欣然为之题《李伯时画李端叔真赞》，称赞李之仪“须发之拳然，眉宇之渊然，披胸腹之掀然，以为可得而见欤？……” 相比于形象，苏东坡更欣赏的是李之仪的才华。李之仪善诗词，尤工尺牍，苏东坡称赞其“入刀笔三昧”。说他名气虽稍不如黄庭坚、陈师道，但妙语活脱，与张耒、秦观不相上下。他还把李之仪与孟浩然相比，表示愿意把自己的文章与李之仪的诗编录在一起。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哲宗亲政，旧党皆被贬谪，苏轼出守定州。他奏请李之仪为签判，作为自己的助手，一同赴任。 苏、李二人在定州朝夕相处，度过了一段最为难忘的美好时光。他们“朝夕唱酬，批讼理案，宾主甚欢”。然而，好景不长。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苏轼一月之内，连接三通贬谪之令。苏东坡深知厄运当头，他把自己珍爱的牛戬《鸳鸯竹石图》送给李之仪。自此，二人天各一方，再未相聚。 然而，天涯海角，隔不断彼此的友谊。他们以书信、诗词传情达意。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苏轼再贬海南儋州。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原来热闹的门下客，大都害怕受到牵连，避之惟恐不及，而李之仪依然我行我素，诗和信反倒写得更多更勤了。正如后人评价李之仪：“如端叔之徒，始终不负公者，盖不过三数人。”而苏东坡也为李之仪的这份患难之情所感动，在《答李端叔十首》及数件信函中，称赞李之仪才华超群，光明磊落，并殷切地关心李之仪的饮食起居，叮嘱李之仪注意养生之道。 建中靖国一年（公元1101年）七月，苏轼在北归途中，猝死于常州。噩耗传来，李之仪悲痛欲绝，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十计日来，方有生意”。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五月，苏轼灵柩运至颖昌，李之仪号啕涕零，含泪挥写挽诗： 从来忧患许追随， 末路文词特见知。 肯向虞兮悲盖世， 空渐赐也可言诗。 炎黄不死疑阴相， 汉水相招本素期。 月附昨沉岂人力， 辉光他日看丰碑。 两年后，李之仪被贬太平州。在当涂的日子里，李之仪常常怀念亦师亦友的苏东坡：“几度惊回窗下梦，新来添得雨中寒。伤心不见东坡老，纵有鹅溪下笔难。” 当年苏轼谪居黄州时，自号“东坡居士”，李之仪以太平州城南姑溪为缘，自名姑溪居士。他朝耕夕拾，草篱结伴，徜徉于田野之上，吟唱于山水之间，在当涂终老一生。 （十八） 阅读本栏相关文章可登陆今日渤海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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