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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版具有创新特点的《水浒传》：它将金圣叹为 “金本”《水浒传》所写的 “回前评”，置于100回本《水浒传》的相应位置。 在中国文学史上，金圣叹是卓有成就的古代小说理论家。对他评改的 “金本”《水浒传》，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对于他以评点《水浒传》的方式创立的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却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肯定。 金圣叹的古代小说理论，主要见于他为 “金本”《水浒传》所写的《序》、“回前评”、“眉批”、“夹批” 当中，而在 “回前评” 中却有较为集中的体现。因此，这一版《水浒传》将金圣叹为 “金本”《水浒传》所写的 “回前评”，置于自己的相应位置，就是将金圣叹的古代小说理论较为集中的部分吸收过来。这一具有创新特点的举措，对于读者理解和欣赏这一版《水浒传》，一定会有所帮助。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评点”，又称“评点文学”，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创造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为世界文学、美学史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论析极为深刻，文字精美，章法灵动，被学术界公认是成就最高的。金圣叹代表了评点文学的最高峰。有学者还将金圣叹和《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美学家王国维并称为中国文艺理论的三大高峰，而金圣叹的成就在三人中是最大的。 《清代七百名人传》在评价金圣叹时说：“纵横批评，明快如火，辛辣如老吏。笔跃句舞，一时见者叹为灵鬼转世。”清代的古代小说评点文学，诸如毛纶、毛宗岗父子《三国演义》中的评点、张竹坡《金瓶梅》中的评点、诸家《聊斋志异》中的评点、脂砚斋等诸家《红楼梦》中的评点，无不都仿照金圣叹评点的体例进行。毛纶、毛宗岗父子为了提高《三国演义》评点本的声望，还伪造了一篇金圣叹写的《序》，致使许多读者、专家（包括鲁迅）都以为这本书也是金圣叹评点的。 脂砚斋在评点《红楼梦》时感叹：“ 写尽宝黛无限心曲，假使圣叹见之，正不知批出多少妙处。”（《红楼梦》甲辰本第三十回夹批）胡适早在1920年写的《<水浒传>考证》中说:“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1961年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也说：“（金圣叹）真是有绝顶高明的文学见地的天才，批评家的大本领，真使那部伟大的小说格外显出精彩！”他感叹：“这真是‘点铁成金’的大本领”，“是《水浒传》的最大幸运”。（《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94页） 在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文字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论述古代小说的写作方法和写作技巧的。有学者统计，金圣叹从《水浒传》中分析、总结出来的写作方法和写作技巧竟有15中之多。如我们比较熟悉的：草蛇灰线法、横云断山法、夹叙法、倒插法、极省法、正犯法……等等。 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描写林冲一人杀了陆谦、富安、差拨三人。这种场面气氛紧张，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极为复杂、激烈，这在行文、叙事方面是有相当难度的。金圣叹是这样评点的：“以一个人杀三个人，凡三四个回身，有节次，有间架，有方法，有波折，不慌不忙，不疏不密，不缺不漏，不一片，不烦恼。真鬼于文，圣于文也。” 第九回《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是由“林冲误入白虎堂”和“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的故事发展而来：先前出场人物的故事尚未讲完，新的人物又出场了，新的故事也必须讲下去。这就涉及到“倒叙”、“补叙”、“插叙”等许多写作方法的问题。 金圣叹是这样评点的：“又如前回叙林冲时，笔墨极忙，不得不将智深一边暂时搁起，此行文之家要图手法干净，万不得已而出于此也。今入此回，却忽然就智深口中一一追补叙还，而又不肯一直叙去，又必重将林冲一边逐段穿插相对而出，不惟使智深一边不曾漏落，又反使林冲一边再加渲染，真似山雨欲来风满楼也。”这样精辟、深入的评点，对读者是会大有裨益的。 在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文字中，最受学术界推崇的，是关于古代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描绘人物性格的理论。金圣叹这一理论的提出，领先西方近200年。 在《水浒传》中，武松这个人物，是读者公认是塑造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武松打虎、杀嫂、血溅鸳鸯楼等精彩故事，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关于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在第二十六回《供人头武二设祭》的“回前评”中，金圣叹是这样评点的：“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金圣叹深入而概括地指出了武松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水浒传》中，像武松这样性情刚烈，嫉恶如仇，武功高强的英雄人物还有很多，然而读者却能够轻易地将他们区别开来。为什么？金圣叹在第二十六回《供人头武二设祭》的“回前评”中是这样评点的：“写鲁达又写出林冲，斯已大奇矣；不意其又写出杨志，又极丈夫之致也。是三丈夫也者，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写鲁、林、杨三丈夫以来，技至此，技已止，观至此，观已止。乃忽然磐控，忽然纵送，便又腾笔涌墨，凭空撰出武都头一个人来。我得而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其胸襟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者之胸襟也，其心事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者之心事也，其形状结束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者之形状结束也。” 金圣叹在这里强调的是，在水泊梁山众多英雄人物中，他们的性格特点固然有其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们各自仍然有其独特的不易混淆的性格特点。总之，这种强调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独特性的论述，正是金圣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精华部分。 读者阅读金圣叹的这些评点，有时会读到这样的文字：“此书写一百七人，都有一百七人行径心地，然曾未有如宋江之权诈不定者也。”（第三十七回）“此书极写宋江权诈……”（第五十二回）这是因为，金圣叹的这些评点，原来是为他的“金本”《水浒传》写的。“金本”《水浒传》虽然删掉了宋江受招安打方腊的尾巴，但是宋江主张受招安的言论却仍然遍布全书。 于是，金圣叹就在评点中“强调”宋江说的这些话都是“假”的，宋江是“权诈”之人，是“真强盗”。所谓“真强盗”，在读者的审美艺术感受中就是造反英雄。从“金本”《水浒传》风行300余年的盛况来看，金圣叹在评点中的这种手法是达到了他的预期目的的。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是什么？学术界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赞同的：《水浒传》有着非常浓厚的忠义思想。 忠义思想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内容。 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在2000多年时间里， 儒家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始终没有减弱和停止过它的发展步伐。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文化的传播，主要依赖儒家的经典著作和有能力阅读这些经典著作的读书人。虽然统治阶级可以通 过政策、法令，通过行政手段对人民群众产生影响，可是，对于处在文盲状态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儒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然而，大约自宋、元时期以来，戏曲和 “说话” （现在称 “说书” ）开始盛行。这些主要以说唱为手段的文艺形式，深受处于文盲状态的老百姓的欢迎。这些文艺作品，普遍有着浓厚的忠义思想。 可以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文化在处于文盲状态的老百姓当中的传播，主要是借助戏曲和 “说话” 进行的。《水浒传》的故事，大多是由宋、元时期杂剧中的 “水浒戏” 和 “说话” 中的水浒故事发展演化而来，因此，不论哪一种版本的《水浒传》，都具有浓厚的忠义思想。 什么是“忠”？在封建社会就是忠于皇帝，忠于国家。对于梁山好汉来说，还要忠于自己的首领。然而，普通老百姓对于“忠”的理解，更多是将 “忠君” 与 “爱国” 联系在一起：忠君即爱国，爱国必忠君；并且常常将感情的天平向 “爱国” 这边倾斜。 这种现象也说明了，《水浒传》的忠义思想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既得到统治阶级的赞许，又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梁山好汉被朝廷招安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征辽”，这样可以突出梁山好汉受招安的合理性。在宋江的头脑中，忠君与报国总是密不可分的。 第七十一回的菊花会上，宋江的《满江红》词高唱：“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 宋江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的形象。 什么是“义”？在《水浒传》的艺术描写中，主要指的是 “义气”，或称 “江湖义气”。这所谓 “义气”，还包含了侠义、正义、信义、仁义、礼义等等。脍炙人口的鲁智深援救林冲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自从林冲受到高俅迫害后，鲁智深就不离不弃地援助他。在野猪林，当凶残的差拨就要打杀他的危急时刻，是一路暗中保护他的鲁智深救了他。鲁智深和林冲成为朋友的时间并不长，为什么会这样不避艰险地援救他？这就是“义气”，就是“江湖义气”；其中还有“侠义”，还有“正义”，还有“信义”，等等。 还有李逵和宋江的关系，从头到尾都是江湖义气在起作用。使得李逵深受感动的，不仅是宋江能仗义疏财 ，还有宋江尊重他的人格，待他真诚，对这个在贫困中长大的黑旋风关怀备至。 宋江对待梁山好汉的所作所为，具体地体现了古代江湖义气的内涵。 《水浒传》在其长期的成书过程中，由于经过了许多次的加工和创造，这部长篇小说的忠义思想，在伦理道德方面形成了完整而合乎逻辑的体系。在小说里，读者常常会读到一些令人费解的东西。例如：第十九回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以后，在蓼儿洼里伏击何涛率领的官军。 阮小五唱道： 打鱼一世蓼儿洼， 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赃官都杀尽， 忠心报答赵官家。 阮小七也唱道： 老爷生长石碣村， 禀性生来要杀人。 先斩何涛巡检首， 京师献与赵王君。 历来有人对这两支歌感到不好理解，甚至认为有点莫名其妙——既然要将“酷吏赃官都杀尽”，怎么又说要“忠心报答赵官家”？既然要“先斩何涛巡检首”，怎么又要将这个官军将领的脑袋“献与赵王君”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一部《水浒传》中还有不少。这些问题如果用忠义思想来解释，就变得合情合理了。 所以，明朝有个名叫袁无涯的书商在刊印《水浒传》时，在他撰写的《序》里说了这么一句话：“《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这位书商对《水浒传》的忠义思想是有很深刻的理解的。 《水浒传》的忠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宋江的身上。宋江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一喜一怒，无不是忠义思想的具体表现。 在艺术构思方面，《水浒传》在第一回便把梁山好汉设计为“妖魔”，将这一百单八位造反英雄说成是长期被锁镇于地穴之中的“ 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被洪太尉误放了出来。既是“妖魔”出世，当然要乱天下，搅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宁。小说的这种设计，既没有触犯封建王朝的忌讳，也使自己站稳了脚跟。 但是，这一百单八位天罡、地煞星并不是一般的“妖魔”，他们的出世，是“宋朝必显忠良”，是“天数”。《水浒传》进一步将忠义思想的光环加在这些“妖魔”的头上，使得他们既要造反，又可以使用那个时代所崇尚的伦理道德和哲学思想为他们辩解。 《水浒传》讲述一群江湖好汉造反的故事，描写了一批造反英雄的形象，为什么在明、清两朝没有被禁毁，反而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要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字狱”是非常残酷的。谁要是“犯禁”，就要“灭九族”，甚至连题写《序》、《跋》的，写评点文字的，以及出版商、书商，甚至读者都会受到牵连。要解释这种奇怪的历史文化的现象并不难。简单地说，就是《水浒传》自己的忠义思想掩护了它，保护它躲过了封建专制残酷的文字狱，躲过了封建专制的屠刀，使它能够广为流传，一路顺风。 明朝末年，有个叫李青山的人，因为“啸聚梁山”，闹得“二京鼎沸”。于是，“刑科给事中”左懋第给皇帝上了一道《请焚毁〈水浒传〉》的题本。于是朝廷下旨：“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 然而，此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再过两年，明王朝就要灭亡了。此时《水浒传》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了一百多年了。从朝廷这道禁令的语气来看，似乎并不很严厉。而且实际上也是行动不力，效果也就不怎么样了。《水浒传》照旧在民间广为流传。到了清朝，也由朝廷发布过几次查禁《水浒传》的命令，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禁令。但是总的来说，情况并不严重，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 从现有的历史材料来看，还没有见到因为刻印、发卖、评点或阅读、收藏《水浒传》而被杀头的记载。这同清初杀人如麻的文字狱血案比较起来，《水浒传》的评点者、出版者和读者要算是很幸运的了。 不难看出，《水浒传》为了保护自己而编织的忠义思想的 “ 防护网 ”，是多么严密、多么完整了。然而， 仅有《水浒传》自己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由政治专制而造成思想专制的封建社会里，从水浒故事流传到小说成书的漫长过程中，一直笼罩着 “ 强盗说 ” 的阴影，时常有人给梁山好汉扣上一顶 “ 强盗 ” 的帽子，企图将这部长篇小说扼杀在襁褓之中。 因而，那些想要使这部小说广为流传的有识之士和出版商，在他们评点和刊印这部小说的时候，还得另寻保护之法。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保护《水浒传》，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评点者和出版商自己。他们的保护方法主要有两种： 1 其一，在书名的前面明明白白地标出“忠义”二字。从现在能够找到的材料来看，几乎所有的“繁本”《水浒传》书名的前面，都有“忠义”两个字。所谓“繁本”，是指一种 “ 文繁事简 ”，文学意味很浓的本子。其刊印者大多是喝了一些墨水的书商。他们这样卖力地将“忠义”二字印在《水浒传》的封面上，赫然标出，其用意当然是想借这两个字保护自己，给自己增加一些安全系数。 “繁本”《水浒传》的读者，有不少是一些中下层的读书人。他们阅读《水浒传》，是要欣赏这部小说的传奇艺术和美学趣味，是要用传奇故事来消磨那许多的闲暇时光。但是，他们又特别看重三纲五常，看重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他们中间有些人，虽然在心里也同情宋江和梁山好汉，可是，这必须是在同 “ 忠义 ” 二字挂上了钩以后，他们才会放下心来。因而，《水浒传》要吸引这部分读者，在封面上用大字标出 “ 忠义 ” 二字，就是最好的方法之一了。 2 其二，在这部小说的序跋中大谈 “《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 ” 的道理，竭力为梁山好汉的造反行为作出合乎忠义思想的解释。几乎所有版本《水浒传》的前面都有这么一篇文字。 明代思想家李贽对《水浒传》的忠义思想最为看重。他的《〈忠义水浒传〉叙》将《水浒传》的忠义思想阐述得非常透彻。他说：“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为见几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谓宋公明也，是以谓之忠义也。” 由于使用了这些颇有效果的 “ 保护 ” 方法，《水浒传》终于比较顺利地流传下来，甚至还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欢迎和欣赏。据记载，明神宗朱翊钧就非常喜欢阅读《水浒传》，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和都察院参与了刊印《水浒传》的工作，为《水浒传》的成书和广为流传做了一件大好事。 总起来说，是《水浒传》自己的忠义思想保护了它，保护它躲过了封建专制残酷的文字狱，躲过了封建专制的屠刀；同时也保护了评点者、出版者、书商和读者，从而使它能够在老百姓中间广为流传，一路顺风。金圣叹于清初被杀，是因为“哭庙案”冤狱所致，与他评改《水浒传》无关。 我们阅读这一版具有创新特点的《水浒传》，不仅可以领略其中浓厚的忠义思想，即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还可以欣赏金圣叹古代小说理论的成就。这对于广大读者是大有裨益的，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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