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她有死的勇气，却没有离婚的勇气？

两个孩子一个2岁多，一个才几个月大。

这位母亲留下了长达15页的遗书，称自己28岁时因怀孕仓促与只相处3个月的39岁丈夫谢先生结婚，结婚后因家庭各种矛盾患上产后抑郁，而丈夫在婚后曾对她进行家暴，她与公婆关系也十分恶劣。

遗书中，女子多次表明自己与丈夫谢先生以及他的原生家庭三观不合，称“哀莫大于心死”。因“实在忍受不了”，她在离生日只有一周前选择结束生命，并带上一双儿女，“在我看来，孩子在一个经常吵架的家庭也不会健康成长。”（遗书请见文末）

特约撰稿 | 彭晓芸（媒体评论员，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在读）

1月6日，湖南湘潭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跳楼，分别为三岁和几个月的两个孩子，以及这位80后母亲，均殒命，留下一封长长的遗书。

 

在网上，搜索“母亲带着孩子跳楼”，会看到很多类似事件。而这一次，这封长长的遗书，引发了网上汹涌的讨论。

 

女性网友多表现为感同身受的同情，或庆幸自己抱定主意单身是多么明智的选择。女性网友的声音，更像是一场对婚姻体制的讨伐，对婚姻中女性所遭受盘剥的血泪控诉。

而一部分男性观察者则认为，这位母亲首先是故意杀人，然后才是世俗婚姻的受害者。还有一部分网友，第一反应指向“产后抑郁症”，认为“产后抑郁症”还没有引起普遍的认知和足够的重视。

 

这些言论都有其合理性，本文不打算讨论这个案例的细节，不对某一个具体婚姻的是是非非进行揣度，我关心的是，惨剧是可以避免的吗？

 

女性如果放弃工作且没有其它可持续的收入来源，进入全职妈妈的婚姻体系，唯一的身份是妻子、母亲，这时，她是不是就靠生儿育女、干家务“谋生”了？是不是就看丈夫这位“老板”的脸色过日子了？

 

我们可能需要分辨一个问题：男人女人们，究竟为了什么进入婚姻？也即是说，人们究竟是在使用婚姻的什么功能？这决定了不同人群在婚姻中的不同地位：有的主动，有的被动；有的占便宜，有的被占便宜；有的有情感满足和甜蜜，有的犹如行尸走肉……

 

如果我们去采访一定样本的已婚人群，可以听到各种答案：

因为父母逼婚，社会文化歧视“剩女”，所以经人介绍，匆匆忙忙结婚了；

因为彼此相爱，婚姻让人更有安全感，婚礼那么隆重，那么多亲友团盯着，一定会白头偕老；

彼此相爱，但爱情不需要婚姻的监控，仅使用婚姻的某些制度功能，诸如生育的法律通道、处理日常事务的法律便利，如果没有这些限制，完全可以不结婚；

男：找个人生孩子，不生孩子不结婚，赚那么多钱还有什么意义？男人养家天经地义，我不允许老婆出去工作；

女：趁着年轻，找个经济实力雄厚的男人，嫁得好比干得好实在多了，工作多辛苦啊，我喜欢在家里带孩子，何况还有保姆呢！

 

个体总是千姿百态的，我们无法穷尽人们结婚的各种不同动机，但婚姻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制度设计，却是一个公共议题。

 

不得不说，中国的婚姻文化是极为畸形的，它停留在农耕文明时代。一位观念颇为新潮的80后新女性，最终仍然不得不妥协于这种文化，深陷其中犹如溺水，连到哪里找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都无能为力，只剩下最原始最暴烈的报复与毁灭。

 

你尽可以痛斥这位80后妈妈自私、残忍、愚蠢，但这显然无济于事，要问的是，这是何等顽固野蛮的文化，才能令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如此恐惧？有死的勇气，却没有与这种文化抗争的任何力量？

 

在她溺入婚姻的沼泽三年中，竟没有任何一个可供求助的援手？而所谓的娘家，她的母亲也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挣扎，只能劝她隐忍以求保住婚姻？

 

“保婚姻”文化的强大压迫力，像鸦片一样吞噬着一代又一代女性的心灵。我们曾经以为已经远去，却一次次在各类惨剧中再现。这不得不使人追问，它仅仅是一种文化惯性吗？还有其他因素合力把婚姻中的女性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吗？

 

制度设计的种种缺陷，恐怕难辞其咎。

中国的现行婚姻法，是一部比西方国家还激进主张男女绝对平等（注：绝对平等不等于“性别公正”）的法律。男女平等的理想模型，被至上而下地推行到司法实践当中，远远超过单身妈妈独立生存的平均水平。简单举一点，西方发达国家尚且有男方支付给离婚女性的赡养费的制度，而在制度设计的中国逻辑里，早已把男女的社会生存状况预设为完全均等的。

 

这时，这位80后母亲就基于恐惧和焦虑，丝毫不敢设想离婚的可能性。她认为，由于自己没有工作，将在争取孩子抚养权的离婚大战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法律规定，抚养权的判决优先经济条件更好的一方。

 

但是，似乎没有任何人告诉她，两岁以下儿童，如果母亲没有严重失职，是优先由女方抚养的，此外，考虑尽可能保持未成年人生活的稳定性，孩子此前跟谁共同生活，由谁养育，都是重要的裁定因素，譬如，湘潭案例中，女方的母亲一直在帮忙带孩子，那么，这也会成为优先判给女方的条件之一。

 

但这位年轻妈妈还没有进入离婚程序，甚至连离婚的可能性都完全抹除，就已经被自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不利处境吓晕了。更为隐秘的心理基础，还可能是对自己单独带着两个孩子的单身妈妈生活，完全没有任何信心，认为这种生活简直“生不如死”。

 

这时，困境出现了，自愿进入婚姻的女性，却无力承受婚姻仅仅是一种契约的解约可能。

可以说，除了制度设计的缺陷——未能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未能考虑女性承担生育职责的价值，女性在进入婚姻时，个体也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

 

这种盲目性，既是逼婚文化的裹挟，也是女性个体成长中的一个巨大的陷阱：她们自欺欺人地把自己哄进了婚姻，却从来不面对婚姻的本质，不考虑婚姻的契约特性，拒绝事先考虑并承担解约的可能性及其后果。

 

这意味着，这样进入婚姻的个体，实际上是无合同履行能力的残缺人格，在生命伦理的意义上，她们也是不具备生育人格的“病人”。然而，遗憾的是，婚姻的准入门槛极低，生育也从来没有驾驶执照，儿童的生命权在此类悲剧中，成为了某种劣质婚姻文化的殉葬品。

 

一方面，我们呼吁制度设计为承担生育功能的女性个体兜兜底——兜底的意思就是制度保障不是为大明星王菲这样的女性服务的，而是需要考虑湘潭案例中这一类陷入绝望的女性，也不是激进地追求毛时代遗留下来的不健全的生理绝对平等；另一方面，在具体法律条款、福利制度没有任何改进的情况下，人们并不会停止使用婚姻这项社会制度，这时，个体就有必要审慎认识婚姻：如果你害怕离婚，就请永远不要结婚；如果你害怕成为单身妈妈，就请永远不要生育孩子。

 

上述告诫也许显得过于冷酷理性，略微温情一点的说法则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精神上强大到完全自主的女性，请不要轻易封闭自己的生活圈子，更不要因为进入婚姻、家庭生活就只面对丈夫孩子公婆爹娘。这样的人际格局，是极为危险的，如果他们碰巧就是“保婚姻”文化的誓死捍卫者，那么，一旦遇到三观不合的结婚对象，你无疑等于早早将自己沉潭溺死，连试错的机会也没有。

 

世界这么大，网络如此方便，那么能写会道的你，不该只有柴米油盐，爱看外国电影的你，即便活在湘潭那样的小城市，也可以和北上广乃至国外的男人女人们产生精神上的联结，构筑你的价值共同体，壮大自己逃离的力量，而不是成为“剩女歧视、男权文化、市侩婚姻”的牺牲品。

遗书长达15页，很多人都能从她的描写中看到自己日常生活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