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让我们一起追忆这位精神医学大家的光辉人生！

孟溪ProbeT连山 2017-05-03

展开全文

沉痛悼念杨德森教授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享誉国内外的精神医学大家、原湖南医科大学副校长杨德森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3月31日20时12分不幸与世长辞，享年 88岁。

杨德森教授1929年12月出生于湖南湘阴，1954年湖南医学院六年制本科毕业，1959年湖南医学院精神科硕士研究生毕业并分配至衡阳医学院担任助教，1962年晋升讲师、主治医师并调入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工作，1978年晋升副教授并被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1979年作为我国首批精神病学专家访问团成员受邀访问美国，1980年作为访问学者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进修，1983年晋升主任医师、教授并担任湖南医科大学副校长，1990年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1992年起获国家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并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临床医学评议组成员，2000年5月退休。2006年获得中国医师协会第一届惠氏杯中国杰出精神科医师奖，2012年荣获世界文化精神医学协会授予的文化精神医学终身成就奖，成为第三位获得此奖的精神医学权威专家，2014年荣获中国医师协会授予的第九届中国医师奖。

杨德森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精神医学临床学家，曾担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心理社会因素、成瘾行为与健康协作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专家顾问组成员，国际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10版（ICD-10）中国现场测试中心主任、美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4版（DMS-Ⅳ）国际咨询专家、UCLA海湾医学中心客座教授，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创建了中国道家认知心理治疗，开创了我国行为医学事业，重建了湖南的司法精神病学，并对中国司法精神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德森教授是我国杰出的医学教育家，创建了湖南医科大学（今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系；培养出近30名博士、30余名硕士，在精神应激、成瘾行为、社会与文化精神病学等方面建树颇丰；致力于我国精神医学教育改革，制定了我国精神医学教学大纲，组织编纂教材6部，并担任第四版全国五年制医学院校统编教材《精神病学》终审；创建全国精神医学著作出版基金会，资助精神医学著作出版10余部，为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晚年，他还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一部分，设立“杨德森精神医学奖励基金会”，以支持和奖励精神卫生领域的学生与青年学者。

杨德森教授是享誉国内外的研究者，多年来从事社会心理因素与健康以及行为医学的研究，提出了社会心理因素的致病作用，不但与精神刺激量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个体性格、认知方式、承受能力、社会支持等中介因素有关的理论，是国内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和重要推动者；在国内率先引进国外精神应激权威Holmes的精神应激测定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反复实践，重新构思，编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精神应激测定工具；创建了国内第一个行为医学研究室，并应用行为医学理论开展多种行为、生活方式与心身健康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国内率先开展行为治疗，他带领弟子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形成了重要影响。

杨德森教授是我国医学界模范人物的杰出代表，是党和人民信赖的医学大家，是百年湘雅的一面旗帜。杨德森教授身上所体现的高尚品德和崇高风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继续他未尽的事业。我们不会忘记这样一位和蔼可亲、默默奉献的长辈，我们不会忘记这样一位待人真诚、济世救人的朋友，我们不会忘记这样一位爱护家人、呵护长幼的楷模。杨教授虽然离我们而去，但是他殚精竭虑的专业精神、追求卓越的人生态度、治病救人的仁爱情怀将一直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

杨德森：中国精神病学教育先驱

《百年湘雅群星璀璨》系列纪录片第11集

杨德森：校正“失衡的精神世界”

原载《健康报》2010年10月8日第七版

他是业内公推的“大医”，不但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还是我国行为医学事业的缔造者；他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创建中南大学（原湖南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系，领军的团队被誉为我国精神病学的“黄埔军校”。他一辈子为人们校正 “失衡的精神世界”，年逾八旬仍放不下钟爱的精神病学。在他的心中，始终架着一副掂量人生幸福的天平：看轻财富与权势，看重学术与奉献。

1979年，中国精神病学家首次赴美访问，杨德森（前排左三）是其中的一员

　　■始终有个好心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在杨德森的记忆里，连父亲模糊的影子都不曾有。他一岁半时，父亲就离世了，只得与在陶业作坊打零工的母亲相依为命。尽管常吃不饱饭，母亲仍不忘教导他要为人正直、自力更生。母亲的教诲他牢记心中，也影响了他一辈子。

　　1948年，杨德森从公费的国立中学高中毕业，同时被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和湘雅医学院录取，出于“医学是铁饭碗”的考虑，他选择了湘雅医学院。分专业时，兴趣广泛、喜欢研究的他，担心自己笨手笨脚“打不好一个手术结”，便选择了极具挑战性的神经科学。

　　1954年春，六年制本科毕业后，一腔热血的杨德森投身于抗美援朝医疗工作，在河南新乡康复医院干了将近３年。凭着扎实的医学功底，他治好了一批癔症瘫痪和炮震后聋哑的病人，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年轻大夫。

　　1956年，湖南医学院面向全国招收硕士研究生，杨德森顺利考取，成为我国第一代神经病学家黄友歧教授的首届硕士研究生。老师“引而不发”的教学模式培养了他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杨德森可谓命运多舛。1956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曾经历过党籍“两出三进” 的折腾。在反右倾运动中，不仅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自己主动申请在党支部“坦白交心”的材料还成了被重点批判的对象。批斗会上，指责和唾骂声不断，杨德森没掉一滴眼泪。一散会，他就跑到烈士公园，任凭委屈、愤恨的眼泪喷涌而出。多年后，他还忘不了那背着处分“被发配”离院时的心情。

　　“文革”期间，杨德森和同事编写的讲义被当成是“毒草”，他和同事则因戴上“借精神病人之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被隔离反省交代。两位同事无法忍受被批斗的身心双重折磨，接连自杀。杨德森决心“不死”。生死较量时，他通宵写下“14点申诉”，阐明自己编写的不是讽刺文学，而是写实病历，但仍难逃被批斗和劳动改造的命运。接受改造的那些日子，杨德森被剥夺了当医生、搞学术的权利。打扫卫生、到锅炉房挑煤、给供应室转送氧气瓶，这些成了杨德森的专职工作，甚至一些挖地洞、挑大粪、运卵石、送垃圾的活他也干过。

　　但杨德森绝不悲观。别的书不可以读，他就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中译本；不能搞精神科业务，那就下围棋、学日语。他还考虑过，即便将来要下放，自己就背个药箱卖万金油，或修钢笔、配钥匙、修单车等。“反正我能自力更生而不死。”杨德森笑言。他始终有个好心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玩转“空手道”，创建精神卫生系

　　1978年拨乱反正后不久，被平反的杨德森晋升为副教授。在“文革”期间遭受重创的精神科百废待兴，本科与研究生教学亟待恢复。因为原有教师大量流失转科，在刚开始恢复研究生培养工作时，杨德森总是尽可能多招多留。教研室在后来的十多年中增补有研究生学历的师资近20名，为建所、建系、建重点学科储备了大量人才。

　　改革开放初期，被推上科室领导岗位的杨德森大刀阔斧革新用人机制：规定“文革”10年间分来的3年制“工农兵学员”医师要全部进行业务甄别，考试有一门不及格的，改作技术员、教辅人员或自谋出路，为的是留下编制进本科生与研究生。他广罗人才，为避免“近亲繁殖”只招外院来的研究生，为今后科室发展的“提速”埋下伏笔。

　　1983年，杨德森晋升为教授，并出任湖南医科大学副校长。1988年，他正式筹建湖南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系——这是当时卫生部直属院校第一批被批准建立的系, 也是至今唯一保留的精神卫生系。担任第一届系主任的杨德森，带着学生深入精神病医院和科室调研，写出调查报告，开出了系里的第一张课程表。为了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他送一年级学生去湖南师范大学进行一年的人文科学学习。

　　精神卫生系建起来了，他又开始为学生能有一套优质教材四处奔波。在国家教委的委托及资助下, 从1992起，他发起组织了全国精神卫生系（专业）面向21世纪教改和教材编写会议，约请徐韬园、刘协和、罗学港、胡纪泽等知名教授编写教材，其中他主编、参编的6本教材至今仍是精神科医生的“宝典”。此外，他还发起成立了全国精神医学著作出版基金会，着力改善我国精神医学书籍陈旧、匮乏的窘境。迄今，该基金会已资助出版了10余部精神医学著作，精神医学只有教科书、丛书而缺乏专著的出版现状得以改变。

　　与此同时，杨德森又把眼光瞄向了国外：向精神科发展水平高的西方发达国家学习。1979年，杨德森作为我国首批受到美国精神病学会邀请的学者，访问美国。之后，他又多次到美国进修、合作科研，与美国同行建立了友好关系。他还多次自筹旅费或应邀走访日本与西欧及亚太国家，总共去过20几个国家和地区。不仅“走出去”，他还“请进来”。尽管当年所里经费比较困难，条件比较艰苦，但杨德森仍是想办法给大家提供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他请外国专家来讲课就安排住职工宿舍；定期开展省内学术活动，有时就连中午学员们的几块钱盒饭都是向制药公司“拉的赞助”。被大家戏称是“空手道高手”的杨德森还邀请了多位世界卫生组织联系的知名专家，先后来湘雅二医院指导办班和培训。

　　十年磨一剑。1993年，湖南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系由3年制改为5年制，同时建立7年制，并有了硕士点、博士点。2002年，精神医学被教育部特批为特色专业，成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重点建设专业，学科评估名列所属专业的中国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第一名，是目前我国精神病学界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之一、全国四大区域精神卫生中心之一、WHO合作研究中心。近年来，这个国家重点学科相继获得十五攻关、国家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CMB（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WHO（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国际协作等科研项目100余项，现有博士生导师12人，教授14人，副教授8人。

　　■过了“知天命”之年，仍是“廉颇不老”

　　由于“文革”的耽误，杨德森50岁才成为硕士生导师，60岁才成为博士生导师，“知天命”之后的杨德森却是“廉颇不服老”。

　　以前，我国精神病诊断全凭医生的临床经验，毫无章法可循。1987年，杨德森受中华神经精神科学会的委托，带领我国精神病学界专家学者,主持制定了“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CCMD)”，从此结束了我国精神疾病诊断无统一标准、随意性大的局面。该诊断标准及与之配套的《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与案例》 (现为第二版)，备受精神科医师特别是青年医师的欢迎, 已成为我国精神科医师必备的临床与科研工具书，几乎人手一册。

　　他在国内率先引进美国的精神应激测定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反复实践，重新构思，编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精神应激测定工具。目前，该工具已在国内十几个省市的临床中得到推广使用，成为公认的研究社会心理因素致病作用的实用工具。

　　我国精神疾病的心理疗法几乎都来自西方。然而，中国人的思维、表达和接受方式与西方人有诸多不同，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的心理疗法很难奏效。杨德森意识到，心理治疗亟须本土化。他和同事在广泛研习我国传统文化，老庄哲学思想中顺应自然的思维方式、为而不争的行为原则和返璞归真的价值取向, 触动了他们的灵机,“这可能是焦虑、抑郁等神经症、精神应激障碍一副很好的‘清凉剂’！”为此，他们运用道家哲学思想，并借鉴吸收中西方认知疗法的成功经验，创建了适合中国人的心理疗法——道家认知疗法。他总结的处世养生32字原则：“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私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胜刚”，“返璞归真，顺其自然”，很让人受用。最终经过几年反复实践和总结, 该疗法已基本规范成型，目前正在向国内外推广，已举办有关讲习班近20次, 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宣读相关论文近10余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当人们一心扑在如何解决温饱问题上时, 网瘾、吸毒、赌博、性禁锢与性放纵等应激行为因素就已开始进入杨德森的视野。预感这些因素将上升为疾病的诱因并导致社会不和谐后，他着手在湖南医科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行为医学科, 并在国内率先对应激相关疾病及神经症开展行为治疗。

　　创建初期，科研经费不足。1992年，学术带头人杨德森获得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12万美元的资助；1996年，他的学生郝伟教授再次获得26万美元资助。带着挖到的这两桶“金”，杨德森师生共同致力于毒品、吸烟、饮酒的流行病学调查等行为医学研究。与之相关的社会心理干预、社会技能训练、成瘾行为生物学机制研究，以及应激相关研究等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此举不仅使湖南医科大学精神科单靠抗精神病药物治疗重性精神病的局面由此画上了句号，还实现了我国行为医学的临床与研究与国外基本同步，甚至个别方面还有所创新。就连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精神卫生顾问Shinfuku（新福尚隆）教授也对此赞叹不已。

　　■打造出精神病学的“黄埔军校”，“希望硕鼠胜老猫”

　　杨德森“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在一线“拼杀”之时，也为精神科专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但是他选学生有自己的一套——不拘泥于成绩，不局限于一纸文凭，最看重个人能力。

杨德森的研究生在他家里聚会

　　已是国家级教学名师的张亚林教授至今忘不了他的拜师传奇。30年前，只有初中学历的他还只是湘西某精神病院的煎药工人，靠顽强自学将当时仅有的几本精神病学典籍看得滚瓜烂熟，信心满满地报考杨德森的研究生时，却被一纸通知击碎梦想：无本科学历，不符合报考资格。张亚林愤而致信杨德森：“我没有上过大学，并不能说明我没有能力上大学，是金玉，是败絮，自然逃不过您的火眼金睛。”信如泥牛入海，张亚林打算放弃了。半年后回信不期而至：“出国刚回，迟复为歉，但求真才实学，不讲空头文凭，欢迎继续报考。”第二年，张亚林如愿走进湖南医科大学，师从杨德森，成为我国第一位行为医学研究生。

　　郝伟的经历则多了几分机缘。研究生考试6人入围，他排名靠后，本想着没啥希望了，不料复试考题是评论杨德森的一篇文章，他刚好研读过，凭着漂亮的面试成绩抢到了入门资格。郝伟说自己很幸运。其实，“偶然之中有必然”，那几年，杨德森的文章他几乎全读了个遍。

　　“老师有独特的见地，在培养研究生上经验丰富。他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科研的能力，大胆放手，只在关键问题上严格把关。他指导研究生在行为医学领域完成的很多研究都属于填补国内空白的项目。”如今已是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主委的赵靖平，至今视老师为效仿的榜样。

　　张亚林至今铭记那一幕：他把自己几年精心研究的论文摆在老师面前，其中的病例他足足收集了一年多，杨德森却给了自己整整22个整版鲜红的对角叉。后来他明白了，老师用“温柔一刀”给论文“切除肿瘤”。“手术”之后，文章干净利落。严厉之余，杨德森也会肯定学生的努力。张亚林最初对英语“一窍不通”，不过他肯用功，还常请老师批阅自己的英文译文。有一天杨德森一反常态没做任何修改，评语是：“翻译过关，从此不再当校对。”尽管张亚林自知英语水平仍有待提高，但这11个字却给了他莫大的信心和鼓舞。

　　杨德森有个“传统”坚持多年，每周三下午学术活动后，他都会邀上几个学生去游泳。浏阳河、湘江成了他的会议室，导师答疑、学生汇报、工作布置常常就在水中完成了。“其实我们很怕他，平时经常被他骂。但游泳时，赤条条搏浪击水，也就敢放开胆子说了。节假日他还会带我们到家里‘吃大户’。”如今在心理咨询治疗方面颇有建树的陈向一悄悄“泄密”。

　　杨德森给学生的常常是“一生的财富”。1997年，杨德森利用节余的5000美元科研经费送得意弟子李凌江赴美深造，还经常写信叮嘱弟子“学业为重，不可目光短浅去打工挣钱，耽误大好时光”。李凌江出国期间被学校任命为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但他不太愿意从事行政工作，想在国外多待一阵子长长见识。杨德森得知后写了一封长信，诚恳而深情地谈他对精研所现状与未来发展的想法，谈学科建设的构想，谈师生之情，更多的是希望弟子以事业为重，不可沦为“物欲的俘虏”。李凌江深深感动，顺从了老师的意愿。这些年,老师写的10多封信他一直都珍藏着。

　　杨德森一向鼓励学生到国外深造。他曾自己联络，先后送出去十几个学生，没花公家一分钱。值得一提的是，出去的学生绝大多数又回到了他的身边。学生们深有感触：老师惜才爱才，你没有理由离开他。

　　让学生们望其项背的还有老师的“博而专”。他所编写的《基础精神医学》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精神学科等于一体，而且翻译引用很多英美权威教科书知识，还吸收了俄日医学，知识面涉猎之广，致使该书再版至今“无人接招”。

　　为了扶持后起之秀，杨德森倾尽自己一生积累建立“杨德森精神医学基金会”，用来奖励精神病学的“后来者”。80岁时，他又筹集40万元给基金会，用于每年评选优秀论文。此外，他还设立了最佳住院医师奖、外语应用奖等。甚至于精卫系生活困难的学生，也会通过班上评议，每年从他这儿得到几千元补助。

　　杨德森对学生的要求严，期望也高。用学生的话说，是“逼着我们做，给我们一个方向，他自己却站在后面看着”。当多年的积累使学生在学术和名声上都步入国际舞台后，学生读懂了老师的用心良苦。十多年前，世界卫生组织要在中国招一名职员，郝伟“试试看”地在网上填了张表，没想到竟然成功了。他深知，要是没有老师多年来时刻追在身后的“鞭子”，自己何来这样的“运气”？

　　看到自己的弟子们在精神科不同领域各领风骚，杨德森最为欣慰：李凌江业务与行政管理相得益彰，领衔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叱咤国际医坛；张亚林，口才好，“坐得住”，把精神科教学抓到了全国第一；赵靖平思维敏捷，担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其团队的研究成果颇有影响，发表的文章被评为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论文。到目前为止，从这所精神病学“黄埔军校”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将近500名，占据了我国精神科专业现有研究生的半壁江山。他亲自培养的30余名硕士生、20余名博士生中，22人成为正教授, 12名为博士生导师, 一位任世界卫生组织项目官员，还有多名成为全国各地医院的“精英”。他常开玩笑：希望硕鼠胜老猫，青出于蓝胜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