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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于每年春季学期开设语音学课程，由王韫佳教授讲授。课程要求修课学生完成一篇语音学专题研究综述，作为期中成绩的考核依据。微刊将陆续推出该课程的优秀作业，敬请读者期待。
本期将推出现代汉语教研室博士二年级郝琦的研究综述，题目为“汉语普通话上声的感知研究”。原文篇幅较长，本期刊发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将于明日刊发。往期回顾： 综述 | 押韵识别意识的EEG研究（上）
综述 | 押韵识别意识的EEG研究综述（下）
音位区分的感知研究是语音学和心理语言学重点关注的课题，涉及元音音位的感知、辅音音位的感知和超音段音位的感知。音位区分在感知上存在两种模式：范畴感知，即两个音位间存在明确的感知边界；连续感知，即两个音位间没有明确的感知边界，从倾向于感知为一个音位到倾向于感知为另一个音位，中间呈现连续性的过渡。我们感兴趣的是“声调”作为最重要的超音段音位，其感知模式是范畴感知还是连续感知。较早的有影响的研究是王士元（Wang, 1976），该实验通过被试对合成的升调-平调连续统的感知情况的研究，证明普通话（北京话）阴平-阳平的感知是范畴感知。而几年之后的Abramson（1979）的研究却指出泰语平调的感知属于连续感知而不是范畴感知。可以看出，声调感知的模式并不简单，可能是因语言而异、因调形而异的。另一方面，“上声”作为汉语普通话（北京话）的一个声调音位，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讨论，包括上声的音系学特征，连上变调及其本质等方面。正如朱晓农等（2012）所说，“北京话上声大概是数以千计汉语方言点的声调中最著名的声调了。”因此，我们综合了“声调感知”和“上声”两方面的阅读兴趣，搜集了普通话上声感知的研究文献，进行全面的综述。我们把搜集到的文献归为三类：一、上声音系特征的探讨；二、上声和阳平的感知研究；三、上声在二字组中的感知研究。综述就从这三个方面展开。上声的音系特征这一问题由来已久，新世纪之前学界已有较多讨论。赵元任（1933）首先提出“半上”的说法，认为上声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低降（/21/）或低平（/11/）。王力（1979）认为“北京话的上声基本上是个低平调”，上声“调头的降、调尾的升，都是次要的”。吴宗济（1981）认为上声在连调中的特征就是低。沈炯（1999: 364）也指出，“上声基调核心段是低音区平调。”可见，新世纪之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上声是“低平调”。新世纪以来，更多的感知实验和音系学理论探讨涌现出来，对传统的“低平调”的观点有质疑也有维护。主要观点可以分为四种：一、上声不是低平调（曹文2010a, 2010b）；二、上声的本质就是低平调（石锋, 冉启斌2011）；三、上声是“纯低调”（朱晓农等2012）；四、上声的音系特征同时包括“低”和“降”（王韫佳, 李京美2010）。现分别介绍如下。曹文（2010a, 2010b）的观点是：普通话上声不是“低平”调。该研究以20名年龄在20~30岁的中国学生作为被试，实验项目是软件合成的平调/khai/音节，基频值从7st到19st（以100Hz为参考频率）共有13个高度（即步长为1st），要求被试判断不同高度的平调属于阴阳上去中的哪一个调类。实验结果显示，当调子很低的时候，即7st、8st时，被试的选择接近随机判断，即无明确的感知倾向；当高度在9st及以上时，被试的选择相当明确——大部分被试认为这样的平调属于阴平调类；而各个高度的平调被听成上声的比例都很低，在0 ~ 15%之间。该实验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结论：一、平调（即使高度很低）很难被汉语母语者感知为上声；二、汉语母语者对阴平在调高上有很宽的感知阈，下限“非低即可”。曹文援引Maddieson（1978）对平调的定义——“一个直平音高变体可以被接受的声调”，结合实验结果认为，“（低）平”不是“可以被接受的”上声调形，因此上声不是“（低）平”调。上声除了在调高上有“低”的特点外，在调形上也应当有一定的要求。不过曹文并没有给出上声在调形上的要求具体是什么。另外，曹文（2010a）还以20名母语为非声调语言的汉语学习者（韩、俄等国留学生），以及20名母语为泰语（泰语为声调语言）的汉语学习者为被试，进行了相同的实验。结果显示，韩、俄等国留学生将7st、8st的低平调感知为上声的趋势明显；而直到14st及以上，阴平的选择趋势才变得明显，即相比于中国被试，阴平感知阈下限高出4~5个半音。泰国留学生的实验结果介于中国学生和韩、俄等国留学生之间，显示出一种过渡状态。（具体不赘）曹文给出的解释是，中国人对于平调的汉语声调感知，调形的权重大于调高；而母语无声调的外国人则相反，他们在感知上掌握了上声“低”的调高特点，但是却忽略了上声在调形方面的要求；而母语有声调的外国人似处于中间状态。曹文（2010b）还进行了双音节声调听辨实验，具体是将上述实验中奇数半音值的平调音节分别与高平调（19-19st）、高降调（19-7st）音节（以下称参照调）组合成26个两音节组kai kai，分高平调在前、高平调在后、高降调在前和高降调在后四种类型。实验结果显示：一、当参照调居前、被考察的平调在后时，即便是低平调（/11/）也难以被感知为上声，这与单音节听辨的结果一致；二、当参照调居后时，低平调（/11/、/22/）甚至中平调（/33/）都有明显的或较明显的上声感知倾向。曹文将后者归因于听错觉，即：这里的低平调与其说被听成了上声，莫如说被听成了“半上”——出现在其他声调前的“上声变调”。曹文（2010b）的结论是：高平调/55/的感知有很强的独立性，而低平调/11/、/22/（也包括中平调/33/、/44/）的感知都有语境依赖性；因此，“北京话的上声基本上是个低平调”，这种说法至少从语音学的角度来说是不对的。石锋, 冉启斌（2011）认为普通话上声的本质是“低平调”，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对曹文（2010b）的回应。石、冉首先肯定了曹文的实验数据的价值，但是认为曹文对于实验数据的分析有商榷的空间。石、冉对曹文的批评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对Maddieson（1978）关于平调的定义的理解不同。曹文对该定义的表述为“一个直平音高变体可以被接受的声调”，石、冉的表述为（引1988中译本）“更好的定义认为平调是一种以水平音高为其可接受的变体的声调”。石、冉对该定义的解释为：这定义说明，一个声调可以有各种调位变体，只要其中有一个变体是平调，那么就可以认定这个声调是平调。上文已经提到，曹文的两音节听辨实验中，参照调（高平调、高降调）居后时，前面的低平调和中平调有明显或较明显的上声感知倾向。如果依石、冉对Maddieson（1978）的理解，那么必然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上声是“（低）平”调。二、对半上/21/和全上/214/地位的理解不同。半上是连调，全上是单调。石、冉引丁邦新（1982），认为变调有时候可能是原调，半上是去掉边界现象之后显露的真面目。也就是说，/214/中的/4/属于边界调，它出现在边界位置（单说即是一种边界位置，在“好的”中边界调落在了底层无调的“的”上），作用是支撑上声的低音特征（即支撑前面的/21/）。而之所以单字和双音后字的低平调极少被听为上声，就是因为在边界位置缺失了边界调，从而无法完成对低平调的认定。既然是低平调，为什么不是/11/而是/21/呢？石、冉引Maddieson（1978）：“人们常常在话语或词的起首位置发现一种辨识性的声学特征——低调有下降的过渡，高调有上升的过渡，而中调出现时并不伴随这种过渡。”因此，半上前面的弯头反映了声带从自然状态到特定音调的调节过程。因此，正如王力（1979）所述，上声“调头的降、调尾的升，都是次要的”。为什么高平调/55/非常独立，而低平调有那么多变体呢？石、冉认为高平调和低平调是不对称的，高平调具有稳定性，低平调具有变动性。这种不对称具体表现在三方面，此从略。朱晓农等（2012）建立了凹调类型学。朱文认为可以形成对立的凹调调型有七种，四种在中域（低凹，前凹、后凹、两折），三种在低域（弛凹、嘎凹、高嘎凹）。其中低凹调及其嘎裂变体嘎凹调属于“纯低调”。纯低调具有两个音系特征，分别是[＋LOW]和[－CONTOURISITY]（即不使用拱形），而其他五种凹调都是[＋CONTOURISITY]。对于纯低调来说，为达到“低”这个音节学中的声调目标，还可以用发声态来辅助，例如嘎裂或调尾带弛声；只有这个“低”才是语言目标，而调头带点降，调尾拖点平或挑点上钩，都不是语言目标。关于北京话的上声，朱文认为，单就北京话上声具体分析，各种立论都有可能得到“事实”的支持。但是从跨语言类型学角度来讨论，北京话上声和天津话阴平、广州话阳平、闽东福清话阳去、闽南谷饶话上声、西南官话毕节话去声等等性质相同，都属于同一个声调类型——“纯低调”，语音表现形式为低平、低降、低凹、低升、嘎裂低凹、嘎裂低降或者弛声低降等等。王韫佳, 李京美（2010）考察了普通话母语者对升调-平调（连续统）、降升调和平升调的感知（降升调的详细情况见2.2节和2.3节）。其中与判定上声的音系特征有关的实验结果是：一、平升调的实验结果显示，普通话母语者倾向于把平升调听成阳平而不是上声，无论终点音高的高低（上声辨认率维持在20%以下）以及拐点的位置（上声辨认率维持在10%以下）。这说明，普通话母语者不倾向于把低平调和低平升调辨认为上声。二、降升调的实验结果显示，上升部分的终点高度越高，上声的辨认率越低。另外，王、李引刘娟（2004）的实验结果（详细情况见2.1节），即降升调中下降段的起点音高越高，听声上声的比率越大，即降升调下降段的降幅对于上声的辨认有显著作用。综合以上结果，王、李认为，音高曲线前半段的低音区对于上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上升部分的终点高度却与上声的辨认率呈反相关的关系，因此，上声的音系特征同时包括“低”和“降”（即低调域中的/ML/）。我们认为，以下两点造成了上述四项研究对上声音系特征的认定差异：一、理论背景不同。朱晓农等（2012）是纯粹音系层面的讨论，他们讨论声调音位的对立，关心的是抽象的区别性特征，而不关心声学、听感层面的差别。而其他三项研究的立论出发点都是基于听感实验的数据的。这两种研究的结论不同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曹文（2010a, 2010b），王韫佳, 李京美（2010）和石锋, 冉启斌（2011）的根本不同在于，在认定上声的音系特点时，前者所使用的刺激是孤立音节，而后者认为在双音节词中上声的“真面目”才能显露出来。后者主要的立论依据是，上声的中音区调尾是支撑上声低音特征的边界调，孤立地考察低平调而不提供边界调，自然对上声的辨认产生影响，因此要在双音节词中考察（后字起到提供边界调的作用）。而王韫佳, 覃夕航（2015）并不认同这种实验方法，王、覃指出，“经典范畴感知实验范式所使用的刺激为孤立音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临近的同质单位（对于声调来说就是相邻声调）以及词义信息对目标语音范畴的辨认或者区分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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