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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的时代不反抗， 就意味着同谋。 ▼ 我是个百依百顺的孩子， 至死不变，但只顺从我自己。 ▼ 生活在没有人去生活之前是没有内容的； 它的价值恰恰就是你选择的那种意义。 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 并且理解到什么都不能使他挣脱自己。 ▼ 如果试图改变一些东西， 首先应该接受许多东西。 ▼ 在这一生里，我们是被他人界定的， 他人的凝视揭露了我们的丑或耻辱， 但我们可以骗自己， 以为他人没有看出我们真正的样子。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4月15日），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战后的历次斗争中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反对冷战。 在我看来我的最大的运气是我生于一个教师之家，也就是说，一个对工作、对休假和对日常生活有着某种观念的知识分子家庭，这可以给我的写作一个良好的开端。很明显，从我开始能考察自己时起，我就不把我家庭的条件，因此也就不是把我自己的条件看成若干人中的一个的一种社会状况，而是看成社会状况本身。生活意味着在社会中生活，而在社会中生活意味着像我的外祖父母或母亲那样生活。我在《词语》中己经说了，我是同外祖父一起开始了我的生活的，他的主要工作是写书和教学生，这一点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我没有父亲。如果我有一个父亲，他会从事一种明确得多、有直接要求的职业。我出生时外祖父已退休了，或就要退休。他有一所自己的学校。他在高等社会学院给德国人讲课。这样他有一个职业，但这个职业是很模糊的。我是在学院的聚会上和外祖父在默顿的家中看到他的学生的。我对于他的工作生活的全部认识都是在他退休的时候，而我对于他同学生的工作关系的全部认识仅仅是在他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 我不明白这种聚会、我外祖父同他的学生的关系一一这看来是伙伴和友谊关系——所体现的生活和他在月底得到的金钱之间有什么联系。而以后我也从没有搞清楚我做的事和我得到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甚至在我已是一个教师时。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搞清楚我写的书和我的出版者在每年年底给我的钱之间的关系。 我的外祖父认为我当一个教师是很自然的事。他的大儿子没有当教师一一他是一个工程师——但他的小儿子当了教师。这样，我的外祖父认为我自然应该是教师，他认为我是那样有大才，会成为一名像他那样的好教师。但如果我对另一种职业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倾向——例如，想当一名巴黎工科综合学校的工程师或海军工程师——我想他是会同意的。但我倾向于教书，因为我把这个脑力劳动者阶级看作是我想归属于其中的小说家和作家的动力和来源。我想，教师的职业可以给我关于人类生活的大量知识，而有了大量的知识就可以去写一本书。我觉得文学教师可以通过当一名教师和修正他的学生的风格而形成他自己的风格，这样，他就可以运用这种已形成的风格去写一本保证他不朽的书。 在当一个教师和进行写作之间并没有很重要的关系。但我的选择仍然是特别一致的。我是通过我外祖父的职业和我自己对写作的欲望来看待世界的。这两者是相关联的，因为我外祖父对我说，“你将会成为一名作家。”他说的不是真心话，因为他根本看不起写作，他只是希望我当一个教师。但我把他的话当了真，因此我的外祖父教师，超出其他所有的授课教师，好像他本人就是一个作家那样对我说了这番话。 正像我在《词语》中说的，我八岁时，写作大概不完全是个人的，我主要是模仿和重写那些别人已写过的东西。于是有什么东西从我这儿产生。我希望成为写这些书的人。五年级时我同母亲、继父去拉罗舍尔，在那儿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我对写作的选择。在巴黎，我有一些同学，他们跟我有同样的选择，而在拉罗舍尔，没有一个人是想当作家的。我在四年级时继续写作；在三年级和二年级写得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写。我想到，作家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东西没有人读，得不到伙伴的承认。在他死后荣誉会来到他身上。正像我写过的，我意识到我的同学的现实的或潜在的敌意。那时，我认为作家是一个可怜的家伙，运气不好，倒霉透顶。我进入一种浪漫主义之中。 因为时间有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我在等8点55分开出的一列火车时有一种时间，我在家工作时又有一种时间。这是很难说清楚的。我想两种时间都谈，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基础。 我记得直到八九岁我的时间都很少划分开来，有着许多主观时间，而用外在的物体——真实的客观物体——偶然来划分它。到了十岁——你知道的，有很长时期——我的时间有了一种严格的划分。每一年都被分割为九个月的工作时间和三个月的度假时间。 我过着一种非常有规律的生活，而主观时间在其中起很大作用。在勒阿弗尔，我主要做的事是去思考，去感受，以及发展哲学思想；或者写作《恶心》。在巴黎和鲁昂是有事情做的，有聚会，有要看望的朋友。勒阿弗尔代表了一种主观性——当然不是唯一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这种主观性。未来是它的根本尺度。我的主观时间转向未来。我在工作，我工作是为了产生一个作品。 在假期中我是较多地同我碰巧呆在的地方相接触。我重新找到主观的时间。我主观地受到巴黎的影响，我爱它，我在巴黎呆的时间比别的任何地方都多。而我也主观地受到巴西或日本的时间的影响，这是一种不同的时间，我可以跟人们广泛接触，我可以常去游览，参观那些当地人告诉我们值得一看的东西，这是一种奇怪而混乱的时间，我常有一些异常的体验。这三个月是我体验世界的时间。在假期中有一些不同的把握时间的方式，它们被夜分开，但实际上却没有分开，夜只是代表了一种短暂的停顿。在我的记忆中九个月的日子是聚集在一起慢慢消逝，最后只相当于过了一天。我的时间总是这样划分的，这跟有二十天假的工人时间不同——如果他有那么多假期的话——对他来说，这一年其余的时间完全由同样的工作日组成。 我坐在书桌旁写作时我是紧张的。这是一个紧张的时间，而我发现它很难维持长久。我感到在三个小时后我就不能做我想做的工作。于是就有我称作私人生活的那一部分时间，虽然事实上它们跟其余的部分一样也是共有的，社会性的。我同你在一起时有时也安排一些事情做做，然后时间又变得紧张起来，但像昨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做，时间就这样飘逝而去。 我年轻时有另一种时间。这是我从十五岁直到死的时间。但在我对荣誉和天才感兴趣的时候，直到三四十岁，我总是把时间划分为一种真实生活的不确定的时期和以后我死了后另一个无限长的时期，这时我的作品将影响人们。 作者：萨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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