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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是古代史上最大和最强的国家。它的势力在皇帝图拉真（公元98-117）时代达到了顶峰，拥有近两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六千万人民。连接各个行省的道路长达二十五万英里。罗马工程师们建立和修缮了超过一千座城镇，对欧洲广大的荒蛮农村实施了令人惊叹的城市化改造。公元三世纪，罗马军队可调动四十五万陆军和骑兵，四万五千人的海军。当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攻陷时，罗马军队已经征战了两千年，是西方世界存续时间最长的社会组织。 位于阿尔及利亚的古罗马剧场遗址 罗马城在当时是一个具有文化、技术和社会优势的典范。在356年，罗马拥有二十八个图书馆，十个宗教会堂，十一个公共浴池，两个圆形竞技场，三个剧场，一个马戏团（十五万座位）和一个大竞技场（五万座位），十九个引水渡槽，十一个公共广场，一千三百五十二个喷泉和四万六千六百零二座公寓楼。然而仅一个世纪以后，罗马就被入侵的野蛮人所摧残，只剩残垣断壁。
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在史学界仍然存有很大争议。但起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是可以确定的，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罗马的政权但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罗马人把居住在帝国西部边界之外，生活在莱茵河与多瑙河沿岸的人称作野蛮人。他们大多是讲日耳曼语的居民，人数不多，聚居在一些小村庄里，人口数量受限于原始的农耕技术。由于只能使用木铧犁，日耳曼的农民无法将土地翻得够深以保持养分，土壤不能长久支持足够收成，迫使他们每一代就迁移一次，去寻找更有养分的土地。
日耳曼部落的人口数量和游牧习惯限制了他们政治体制的发展。政府是地方性的，由部落酋长们组成，但受到其他有影响力的部落成员组成的委员会的限制。单个的酋长往往没有足够的财富或人力组成一支效忠他的武士团。部落的武士们往往视情况被临时征召。这些武士团通常规模不大，只能实施有限的军事行动。个别时候，部落会派出一些武士在罗马军队中执行有限的任务。 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古罗马高架水渠 罗马人利用津贴，贸易，军功和惩罚来保证这些部落的效忠，并且在部落之间挑唆使其内斗。沿帝国西部边界定居的日耳曼部落最初并未对罗马的防卫构成威胁，部落的规模也不会产生大规模的移民。事实上，那时的罗马人甚至偶尔允许一些小的部落在国界以内定居下来。
但是到了公元三世纪情况开始改变。受到罗马边境卫戍部队和商业往来的刺激，日耳曼部落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开始发展。罗马的边境卫戍部队为当地的农产品、冶金业、奴隶和从军人口提供了庞大的市场。罗马先进的农耕技术，特别是能深耕的铁犁、施肥和灌溉，催生了更大的农场，充足的食物，部落人口的爆炸和城镇的发展。这些变化都促使各部落结束了传统的游牧生活，定居下来。
扩大后的部落要求更复杂的政治和组织结构。重大变化包括现在富裕起来的酋长有能力豢养一个庞大的武士阶层。在一个临时选出的领袖带领下，酋长们组成一个邦联。这些邦联已经有能力组织和投入一支上万人的军队。
同时，帝国边境之外发现的大型金属矿藏激发了当地的军工工业。仅在今天波兰境内的两处铁矿就在罗马时期生产了十六万磅的铁。在此之前，金属武器的生产是零星而昂贵的，完全被罗马政权所垄断。到了公元三世纪，沿着边界分布的作坊已经能生产数以千计的武器，主要是剑和矛尖，不仅供应罗马军队，还武装了部落的武士们。如果这些部落还甘愿接受罗马的统治并限制一些偶发的侵袭，他们就不构成威胁。但是由于其他部落觊觎更肥沃土地和战利品，靠近边境的一些大部落开始大规模跨境迁移，对帝国形成了威胁。
此时的酋长们已经有能力保持一支像样的军队了。他们借鉴了罗马人义务兵役和军队职业化的经验，建立了一支武装精良、半职业化的军事武装，由之前在罗马军队内服役的将领指挥。著名的日耳曼将领阿米尼乌斯就曾在条顿堡森林全歼了三个罗马军团。
因此，至少在公元二世纪末，帝国西部边界的情势和位置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日耳曼部落变得强大，武士出身的酋长领导着一支政治上相互结盟的骁勇军队。他们定期地侵袭和劫掠罗马定居点。这些入侵有时会招来罗马残酷的报复，但更多的时候罗马人以支付更高的补偿来息事宁人。但是当更遥远的部落在身后向罗马推进，加上高水准经济生活的诱惑，这些部落就不甘于这种抢了就跑所获得的利益了。
公元166年冬，这种实质性的威胁终于变成了现实。两只日耳曼部落，伦巴第和乌比依人，入侵了罗马的潘诺尼亚省（现在匈牙利的多瑙河以南部分）。一年以后，另外两只部落武装，马科曼尼人和维图亚利人要求越过多瑙河在帝国境内定居下来。罗马反应迟缓。皇帝奥勒留（公元161-180在位）正忙于与帕提亚人的战争，他不得不分兵以对。最终罗马人顶住了压力，但是冲突持续了十年时间，直到后来日耳曼人占领了意大利境内的阿奎莱亚。 罗马军队与身披兽皮的蛮族激战 马科曼尼战争已经不是普通的入侵。日耳曼部落洗劫了多个城市并造成大范围的破坏。战争期间，一些部落开始大规模地移民。在公元235到275年间，罗马帝国整个西部边界都被野蛮人所入侵，有些人开始在帝国境内安居下来。史学界称这个年代为“三世纪危机”。往昔的野蛮人小部落现在成了心腹大患，两个世纪以后，罗马沿莱茵河与多瑙河的防御彻底崩溃了。
罗马不能有效应对野蛮人入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无休止的皇位争夺战。支持其他候选继承人的将军和官员们发动篡位战，经常造成重大伤亡，造成兵力不足和缺少训练，不得不从莱茵河、多瑙河沿线撤回部队。在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马克西姆（383-388）和欧根纽斯（392-394）时期，驻扎在罗马边境的边防部队被大量缩减，边境的安全完全依赖于边境外野蛮人部落首领的忠诚度。皇帝奥勒留之前这种内乱很少，但是从他在公元180年死后到公元476年间，就发生了一百多次继承人篡位的武装暴乱。有些持续数年，消耗了大量军事力量，使得边境地区越发空虚。
频发的内乱使得皇位和继承人代替边境安全成了每一个皇帝的忧患。因为继承人上位都依赖于一支强大的武装，因此罗马的统治者将较大的省份分割以削减行省总督控制的军队数量。从西弗勒斯开始，到戴克里先基本完成这一改革。一些省份的边防规模大为缩小，连当地的野蛮部落也对付不了。公元四世纪初，君士坦丁皇帝（306-33在位）大刀阔斧改造罗马军队的组织结构。同样通过内战获得皇位后，君士坦丁最担心的莫过他人的篡位。为此他建立了一支大规模的机动野战部队，叫做御前卫队，由自己亲自指挥。为了更加安全，他和他的继任者放弃罗马作为首都，以避免对人身安全的威胁。这严重削弱了帝国的中央管理能力，降低了官僚机构的运行效率。特别是对军队的影响，战争所需的物资、人力和财力都仰赖国家官员的快速决策。
皇帝的御前卫队没有专门的营房，而是和平民杂居在周围的村镇里。为了提放篡位者召集大量武装，传统的五千人的军团被进一步被压缩，还有一些干脆被裁撤掉了，使帝国不得不招募周边的野蛮人来拱卫边界。甚至御前卫队本身也是从各种内战武装拼凑而来。到了四世纪中叶，皇帝赖以对内镇压反叛，对外防御入侵的军队已经破败和积弱不堪。
此时在东方，一个以匈奴人为首的游牧部落联盟开始逼近多瑙河流域。他们从一路征服的部落中征召士兵，大军横扫匈牙利中部平原。当地的居民被驱离，逃向罗马边境。 376年的夏天，两个失去家园的哥特人部落包括一万五千名士兵和六万妇孺到达多瑙河岸边，请求在帝国境内避难。他们被接纳，定居在色雷斯。当时的皇帝瓦伦斯正在与波斯作战，抽调了多瑙河沿岸的军队，因此也无力阻止哥特人的进驻，他只得同意下来。
但是形势很快急转直下。由于当地食物极度短缺，一个叫卢皮奇努斯的罗马总督搜集了当地所有的狗卖给饥饿难耐的哥特人。他的出价是一个孩子换一条狗。这一蠢行激怒了哥特人，他们洗劫了色雷斯北部。瓦伦斯在377年与波斯达成和平后，在第二年与哥特人会猎于阿德里安堡（现土耳其境内）。在一场混战中，哥特人歼灭了三分之二的罗马军队。他们继续在色雷斯进攻直到382年被获准在意大利和色雷斯其它地区定居。
大坝开始垮塌了。哥特人的成功和匈奴的压力刺激了更多的部落跨过防守脆弱的边境。阿德里安堡一战，消灭了罗马在东部军队的百分之六十。罗马人拼命阻止这股移民大潮，进攻渡河而来的野蛮人，拘捕进入内陆的偷渡者。在公元405到408年间，帝国经受了又一场大规模的野蛮人入侵。罗马的损失是惊人的。有人估计入侵者击溃了大约80个罗马军团，相当于部署在西部军队的百分之五十。苦于兵力的短缺，军事将领们开始招募已经定居在帝国的野蛮人。
每当入侵者突破边境防御，罗马无力驱逐而只能安排他们在各省定居，条件是向罗马军队提供兵源。但这最终不是办法。这些定居下来的部落拥有自己的领袖和军队，根本不听罗马人使唤。数年之内野蛮人的国王们发起一次次进攻并占领相邻的罗马人定居点。大多帝国内部的城市都缺乏坚固的城防，这是帝国内部实现长期和平的结果。因此野蛮人的入侵和罗马的反攻毁灭了很多地方。野蛮人的定居地演变成以后封建王国的雏形。随着多地的陷落和帝国的税收开始流失。公元三世纪末，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帝国税收被截取。公元411年，汪达尔人夺取了帝国在西班牙的银矿，还在435到439年之间占领了北非各省，都是帝国粮食和税收的主要来源地。这重创了帝国的财政实力。
没有财力，帝国要组织和训练足够的军队就无从谈起。时间不长，曾经所向披靡的罗马大军就受制于一小撮野蛮人的军头儿，听从他们自己酋长的调遣。到了这一地步，罗马帝国已经无药可救了。
之后延续了一千年的东罗马帝国从未面临同样的难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地理因素。罗马在西方的屏障仅限于多瑙河与莱茵河，而在东方则主要凭借博斯普鲁斯海峡。要跨越海峡必须有足够的舰船和实力面对罗马强大的海军，这正是野蛮人所不具备的。君士坦丁堡的东北有群山环绕，易于防守。罗马与山地部落保持了很好的外交关系，保证了兵源和对入侵的预警。在南边和东边，帕提亚人和波斯萨珊王朝屏蔽着阿拉伯人的入侵。虽然有来自波斯的安全问题，但对付一个成形的国家要比在绵延和脆弱的国境线上应付大量蛮族的进攻容易得多。
虽然东罗马帝国也不能完全避免篡位内乱，但数量和时间都少和短，而且每次都以现任皇帝的胜利告终。东罗马的皇帝很少被刺杀，君士坦丁堡也保持了行政、政治和军事的首都地位，有效地掌控着帝国的军队、行政和财政。首都的长久稳定也有利于人民对古罗马民族身份和源头的认同。一直到最后，东部的人民坚持认为自己是罗马人。
帝国东部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入侵者不得不将视线转向西边，进攻那里要容易得多。因此在东部的罗马皇帝不必被迫让拥有军队的蛮族定居下来，从内部瓦解帝国。此外，东罗马的军队还有意控制野蛮人在军官阶层的数量。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部的拜占庭帝国在不断的进攻中挺立到1453年，直到君士坦丁堡被历史上最早使用攻城大炮的奥斯曼土耳其所占领。
战史评论：
从疆域、经济、文化、军事和寿命等角度综合来看，罗马帝国无疑是古今中外第一位的伟大国家。从公元前五世纪罗马进入共和时代，统一意大利半岛向外扩张开始，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罗马帝国绵延了两千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也被后人划分为东、西两代的周朝，不过存在了800年。如今，周朝的遗迹只能在地下寻找了，而古罗马的恢弘巨制至今仍可在北起苏格兰，南至阿尔及利亚，西起西班牙，东至土耳其的广袤地域内瞻仰，其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更是影响整个世界至今。
罗马帝国的兴盛，无疑源于军事的强盛。在公元四世纪以前，罗马军团所向披靡，除了象坎尼会战这样的少数战斗外，罗马大军在几个世纪内咸尝败绩，武功独步天下，将地中海纳为自己的内湖。然而罗马帝国的崩溃也无疑始于军事的溃败。本文特别指出罗马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是源于争夺皇位的内耗。
一个帝国在达到它的最大边界之后，必然转入战略防守。要守住成果不被外人侵占，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是必要的。但是，军事力量是纯粹的损耗品，本身没有产出和增值能力，必须仰赖经济活动的支持。因此，保持一个有活力的经济社会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本，而政治体制则是决定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与否的最大变量。罗马自凯撒废除共和，到屋大维实行独裁，政治环境逐步恶化，罗马本来发达的民主制度名存实亡。除独裁者之外的政治势力没有诉求权利的自由空间，导致不同势力与独裁者形成完全不可调和的对立，而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也只剩下了弑君和内战，结果必然影响经济活动的正常有序运行，罗马大军所需要的财力支持日渐支绌。罗马的军事力量不是被蛮族击溃的，毁灭的力量来自内部。
虽然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但军事是处于工具层面的要素，更基础的要素是政治。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政治基础是繁荣经济的必要条件，这些权利不仅包括经济权利，还包括政治权利。清明的内部政治才是保持国家强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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