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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曾替“伯温绿谷”名茶写了一首七绝，作为该企业系列产品的广告词。诗云：“佐命功成几度秋，策陈时务献宏猷。茶团一啜谜团解，但向《郁离》篇底求。”意思是说《时务十八策》虽已失传，但是它的底稿还在，那就是《郁离子》18卷。 且说刘基出山之初，当向朱元璋立陈《时务十八策》，朱元璋看了欣喜过望，遂留刘基随侍左右，倚为心腹。浙东四贤的其他三位先生宋濂、章溢、叶琛则另有任用。可见《时务十八策》对于朱元璋有志逐鹿，称王争霸的事业是何等的重要！朱元璋虽是穷苦出身，没有什么文化，但其悟性极高，《十八策》正合他欲取天下的战略思想。但是，如果让《十八策》公诸于世，将来事业到手，世人定会归功于刘基的谋略，一如姜太公的《阴符经》，诸葛亮的《隆中对》，会令君主失色。城府极深的朱元璋看了《十八策》之后，决定“留中不发”，就这样，刘基纵论天下大势的精辟文章便被“没收”，谁都未曾见过，更不知道它的下落了。因此，和“哥德巴哈猜想”那七个世界数学难题一样，成了无法破解的谜团。 那么，为什么又说：“茶团一啜谜团解”？因为，经过三番五次对《诚意伯文集》20卷的通读之后，日积月累的量变，到了临界点上，突发为质变，悟到了《十八策》的形成也必有一个从渐变到突变的飞跃。渐变的过程就是从1348—1359这12年所谓的刘基“批判决裂期”。刘基因反对方国珍投降招安案，立功不仅没受奖，反而被贬官，以待罪之身羁管绍兴达三年之久，“于越三年客，思家一百旬”，就是真切的纪录，所谓“于越”就是上虞于潜和绍兴的合称。一个人仕途失意，羁押异乡，对亲人的怀念就特别强烈，百般无奈之下，怨愤至极，他的笔就会指向不合理的现实，予以尖锐的批判与抨击。《感怀》31首重在情感的抒发；《感时述事》10首则重在对时事弊政的剖析与匡时济世的主张。《为韩克铭题“石鼎联句图”》是《二鬼》的雏形，《二鬼》则是从大处高处笼盖这段时间所作诗文的代表。通过这些作品，包括《卖柑者言》之类的散文，我们几乎隐约感到这时期刘基的政治思想，甚至许多艺术的、文字的、语言的要素，在尔后的《郁离子》中，都有了本原的、或重塑的、形形色色的再现。1357年再次重挫之后，刘基与元朝彻底决裂，思想意识的量变当然又再次产生了质变，而在1358年归隐青田山中催生了旷世奇文《郁离子》，不仅集批判之大成，而且是站在与元朝彻底划清界线的立场上，放手直刺元廷要害，一泄心头忿忿不平之气。当然，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决不止步于个人恩怨之上，而是纵览全局，审时度势，把握时代的命脉与潮流的趋向，以待时而出，这才是《郁离子》著作的动机与归宿点。本书一方面是对元朝弊政的大揭露与总清算，另方面则提出了全面的治国理念。旧世界坍塌了，得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万事万物都必然在推陈出新，除旧布新和吐故纳新中不断前进，不断上升，《郁离子》的思路与这一客观规律完全符合。谈到这里，我们已不知不觉即将跨入《十八策》的门槛了，且看： 1358年刘基归隐青田山著《郁离子》，全书共18卷、195条，可谓古往今来无所不包，经史子集无所不采，而后融会贯通，卓然独立成一家不朽之言，在常人视之，即化毕生精力难以掇拾寸香片玉。才识英迈如刘基，只有间气伟人方能以两易寒暑，即毕其功于一役。如此看来，此书完篇应在1359年间，此时朱元璋已开始邀请浙东四贤之举了。 1360年第三次邀请，刘基始应聘出山，史家都以为是刘基考虑未决，或故作姿态，有如刘备“三顾频烦”。鄙意认为，非常人必有非常之行动，对于群雄割据，刘基定然早在仔细观察，孰优孰劣而有所取舍。若朱元璋只是等闲之辈，即使斧铖加身，他也决不轻从的。一旦认可，他也不会仓促决定，草草上路，而是先行做足充分准备，带一份贵重的见面礼去见新主子的。如道衍和尚耳语燕王，要送他一顶白帽，初听甚不吉利，燕王是何等样人，一怔之后便已会意，原来，藩王头上加顶白帽，是个“皇”字，道衍要送皇帝宝座给燕王，正中下怀，燕王那有不愿之理！如今刘基要见朱元璋，送的是一统江山，这才是千古人豪出手大方之处，而礼单便是《时务十八策》。这份厚礼不是朝夕可办，那么在短短几个月中，刘基怎么办得了呢！这就是小诗“但向郁离篇下求”的捷径一条了。大家不妨细细体认一下，《郁离子》哪一卷不是在讲“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大学》之道！从“千里马第一”到“九难第十八”，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学的、礼乐刑政、伦理道德……无所不包，其根本所系，全在天下苍生，为民造福。这是刘基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即使仕元几次受挫，始终不改初志，在批判诗文中情溢于辞，比比皆是，处处可见。不过，此前这些理念都还抱有幻想，寄希望于元廷。决裂之后，在《郁离子》中就不同了。幻想破灭了，只有等待理想中人物出现，所以在“九难”最后，明确表示，这一切都“有待王者兴”。现在朱元璋来请了，刘基经过反复考虑，认定这就是等待中的王者，“志大业者，必择所任；抱大器者，必择所投”（《拟连珠》第一）。那么，必择所投的抱大器者郁离子——这位刘基的化身，应该择木而栖，择主而事了。 但是《郁离子》是寓言文学，戎马倥偬，尚武少文的朱元璋哪有这份时间，这点水平，耐着性子去琢磨？于是，寓言一变为政论，言简而意赅，纵是朱元璋文化水平不高，但颍悟过人，一点便通，欣然收下了这份厚礼，而刘基也成了超于四贤，甚至是所有淮西集团亲密战友之上的上宾了。不过，无论朱元璋怎样的老谋深算，“人算”总是不如“天算”。在历史上曾经刻下一道过迹的东西，即便是亿万千年前，玄武纪、侏罗纪、考古人员凭化石也能决断当时地球的生命存在状况，何况发生在近古短短几百年，朱元璋不是单独一人生活在封闭的空间里，来有龙，去有脉，人们总是能从历史的碎片中，细细拼凑，恢复其原貌的。于是，不揣谫陋，积数年之功。终于在1991年倏时“顿悟”。原来此“十八”，便是彼“十八”。《时务十八策》的蓝本便是《郁离子》18卷。笔法则拾文成公余绪，纵难神似，力求形似，初一看，似乎有点“遮眼法”的作用。然而，自捅马脚，说穿了，在下的《拟时务十八策》恐贻献丑之讥。不过丑也罢，陋也罢，也许“慰情聊胜于无”，还应录以呈政为是。 本讲坛视频见中国青田网 《拟时务十八策》 策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今元政失修、海内鼎沸。诚能效汤、武吊民伐罪，以百里之地，率一旅之师，可取而代之。 策二：蒙元运穷，势如强弩之末。红巾军转战中原，元兵不堪疲扰，无暇旁及其余，此天赐良机。宜竭全力，略定东南，而后挥师北上，王业可成。 策三：陈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为秦兵“的”也。故曰：辞祸有道，辞其“的”而已矣。为今之计，仍宜暂假韩宋名号，免为元兵之“的”。元运既穷，亦毋须与韩宋合力北向。韩宋与元相抗，无力节制于我，锐进南方，可无后患，（按：辞“的”之说，实为王升“缓称王”之张本）天道后起者胜，即此理也。 策四：建康（按：亦称金陵，集庆，应天，即今之南京）为六朝故都，西襟荆、楚，东系苏、皖，依山凭水，宜守宜攻，实建基之开府，定鼎之中枢。况龙蟠虎锯，帝王气象巍巍，居之可占天地人和之利。 策五：陈友谅弑主自立，名号不正。但地居上游，奄有荆、汉、襄、樊之地，窥伺江东已久。张士诚窃踞江、浙，称孤道寡，若东西夹击，势必腹背受敌，殆矣！然则，张不过一守虏，不足虑。陈则虎视狼顾，于我志在必得，亟宜全力击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余如陈友定，明玉珍，胸无大志，羽翼未丰，不足为患，徐徐图之可也。惟方国珍近在腋下，忄票 悍狡黠，不可不防。但方之志在于横行，未有远谋，其众系盐民啸聚。茶、盐为一代之私禁，民无所养而官不能恤，故铤而走险。私禁可原情而贷之，使有所养，则方氏之众自解，此不战而屈之之法也。（按：策五先陈后张，与策二先南后北，是一个战略体系的两个方面，也是统一全国的两大战略步骤，事实证明，这一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策六：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之道在于修德省刑，轻徭薄赋。元政无道，应以为鉴。夏书云：“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为国有民者，可不慎哉！ 策七：尚贤者政之本也。桀纣暴虐，小人逞奸；晋灵无道，邪恶当权。忠不见用，贤路壅塞，焉得不亡！故君不自强，士众则强。汤、武得伊、吕而兴；桓、文相管、狐而霸。得人失人之关盛衰兴亡，明矣！ 策八：三代之取士也，必学而后入官。必试其事而能，然后用之。不问其系族，惟其贤。无论农与工肆之人，不鄙其侧陋，则四方之贤，响慕来归矣！ 策九：人非大圣，鲜有全材，适用为可。君欲任贤，当如用器，择可惟长。长则用其长，短则用其短，非中空而液身者无所不收，使人尽其才，材尽其用，此用人之道而治国之大要也。 策十：耕不忘战，战不忘耕，以耕备战，以战护耕。无耕则兵行不继，轻战则民不安居。民以食为天，兵以民为本。兵民一体，内坚外完，则谁能我敌！ 策十一：征缮岁给，取之于民。若索取无度，知取而不知培，民用乃竭，此元运式微之因也。诚能遏其人盗，通之于天地之盗，则物阜民康，源长本固矣！ 策十二：天地善生而盗之者无禁。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则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国不自富，民足则富。与民休养生息，乃能长治久安。 策十三：利不及众，则起天下之争；爵不求贤，则萃天下之怨。是以赏禁僭，罚禁滥，赏罚分明，则令行禁止，威权自立。 策十四：善战者省战、不善战者益敌。省敌者昌，益敌者亡。以我之敌，敌敌，敌不敌，乃胜。 策十五：制万变者在于专；察万微者在于定。四海之民听于一君则定；百万之师听于一将则胜。是以众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独决。 策十六：兵行过处，计丁给田，使民来归。而后编户定籍，保甲连环。如此则老有所终，幼有所养，不致背井流徙。致乱之因既除，祸胎从此可弭。 策十七：尊儒重孔，兴塾延师，令童蒙敬习诗、书、礼、易，春秋、六艺。知礼义，入规矩，以正纲纪，以敦风化，此治乱弭祸之大本也。 策十八：势有所梏，则小柔可以服大力；形有所格、则大猛不能破小坚。苟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决壅去蔽，兴利除害，则取舍在我，无往而不适，何患帝业之不成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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