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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喜欢读史的朋友讲，本想系统详实地了解一些历史人物或事件，但往往同一部史书中对同一人物或同一事件的评议和描述竟是前后有别，不相一致，往往是越读越费解，甚至犯糊涂。其实，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对史书撰写中的“春秋笔法”不甚了解所致。 那么，何谓“春秋笔法”呢？这须从东周时鲁国史官编写的史书《春秋》说起。 鲁国史官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间鲁国及其时东周各主要诸侯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按一年四季，且具体到年、季、月、日作了记录。因古代社会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于是春种、秋收便成了四季中最重要的两个季节，这就使指称春秋二季的“春秋”一词，慢慢成了“一年”的代称，加之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因之鲁国这部记录史事的编年史便被命名为《春秋》。 由于《春秋》一书记录史事的起止时间与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到战国前夕的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这段客观形成的社会历史分期大体相当，因之史学界便以这部史书的书名“春秋”，作为了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此即东周时“春秋”、“战国”二个历史时段中“春秋”之期名称的由来。 鲁国史官所编《春秋》一书，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既具很高的史料价值，但也有不完备之处，鉴于此，春秋后期的鲁国人、曾修定《诗》、《书》、《礼》、《乐》、《易》的孔子，便对《春秋》一书作了修编（亦有观点认为孔子即为《春秋》一书的始编者）。孔子在修编《春秋》一书时，碰到了修史中二个相互矛盾的问题，即：不隐晦历史真象而据实秉笔直书的修史原则，与尊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封建“礼法”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不可回避的矛盾，孔子在修编《春秋》一书时运用了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特点的写作方法： 1、尊崇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隐晦，不以议论文辞直接表述主观认知，而是以最客观、最简要的文字直白地描述事实，并讲究每用一字必寓发微探幽之效，亦即“微言大义”。 2、遵从“礼法”，所涉尊者、亲者、贤者之叙，文辞委婉讳其表，顺理叙事述之实，也即“婉而成章，尽而不污（穷尽其事而不歪曲史实）”。 3、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中。在记述历史的行文中，一般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而是通过史料筛选，细节描写，修辞手法而委婉地隐含褒贬，籍以表达作者的主观看法，也即“志而晦”。 4、以“直笔”秉正而书，据实白描，戒以“痴笔”轻行评议而率言是非；以“曲笔”婉转叙事，以清见污，不以“屈笔”跪权营私而无分善恶，此即“惩恶劝善为旨”。 后人将上述孔子在修编《春秋》一书中运用的历史叙述方法和技巧概称为“春秋笔法”。后来，与孔子同时期、著有《春秋左氏传》（《左传》）、《国语》等的鲁国太史左丘明将“春秋笔法”的要义，精当地概括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 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等传世作品的西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杜预，则将“春秋笔法”的要义，更言简意赅地概括为：“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 自孔子修编《春秋》之后，这种被称为“春秋笔法”，或被称为“微言大义”的修史写作方法，便成了后世修史的范例而被广泛运用，如后晋刘昫主持修撰的《旧唐书》，宋时欧阳修主持修撰的《新唐书》以及司马光主持修撰的《资治通鉴》等知闻古今的史书，则无一不以“春秋笔法”贯穿始终。其中，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对于唐汾阳王郭子仪的历史记载，便典型地体现了“春秋笔法”。 然而，由于今人对“春秋笔法”了解有限，因之不少人看过新、旧《唐书·郭子仪传》及《资治通鉴·唐纪》相关郭子仪的记载内容后，竟觉书中对郭子仪的总体评议与书中对郭子仪史事的具体描述相互矛盾，令人费解，甚至就此引发了争议。如《旧唐书·郭子仪传》所载唐史臣裴垍对郭子仪“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的评议，亦被后来的《新唐书·郭子仪传》及《资治通鉴》等史书所引用。但是，不论是新、旧《唐书》，还是《资治通鉴》关于郭子仪具体史事的记载，则一再展示的是郭子仪既被朝忌，也被主疑的史实。如，新、旧《唐书·郭子仪传》关于郭子仪与君、臣的关系都定调为“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主不疑”，但在叙述郭子仪具体史事时，却与“朝不忌、主不疑”的定调全然不和，如： 新、旧《唐书·郭子仪传》皆有如下记载： “乾元元年九月，奉诏大举，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等九节度之师讨安庆绪。帝以子仪、光弼俱是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立元帅，唯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 “乾元二年三月（唐九节度相州兵败后）......中官鱼朝恩素害（妒）子仪之功，因其不振，媒孽之（以相州兵败恶咎于子仪），寻召还京师。天子以赵王係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副之，代子仪之任。子仪虽失兵权，乃心王室，以祸难未平，不遑寝息（寝息不安）。” “乾元三年正月，言事者以子仪有社稷大功，今残孽未除，不宜置之闲地，肃宗深然之。九月，以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诏下旬日，复为朝恩所间，事竟不行。” “上元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内官程元振用事，忌嫉宿将，以子仪功高难制，巧行离间，请罢（子仪）副元帅，充肃宗山陵使。” “上元元年四月，元帅雍王率师东讨，代宗欲以子仪副之，而鱼朝恩、程元振乱政，子仪既为所间，其事遂寝，乃留京师。” “大历二年十二月，盗发（掘）子仪父墓，捕盗贼未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心知其故。” “德宗即位，诏（子仪）还朝，摄冢宰充山陵使......所领诸使副元帅并罢。” “史臣裴垍曰：（汾阳王）前后遭幸臣程元振、鱼朝恩谮毁百端。” “史臣曰：（汾阳王）再造王室，勋高一代。及国威复振，群小肆谗，位重恳辞，失宠无怨。” 上所列新、旧《唐书》中关于郭子仪具体史事的记载，充分表明权倾天下、功盖一世的郭子仪并非“朝不忌、主不疑”，反而是一直被朝中权臣嫉妒、忌惮，而且皇帝也对之时存疑忌而不信任。 与上述新、旧《唐书·郭子仪传》所载内容相对应的是，新、旧《唐书·鱼朝恩传》中的内容，也映证了其说，如： “是时，郭子仪有定天下之功，居人臣第一，（鱼朝恩）心媢（嫉妒）之，乘相州兵败，丑为诋谮，肃宗不内（纳）其语，然犹罢子仪兵权。” “代宗立，（鱼朝恩）与程元振一口加毁（郭子仪），帝未及悟，子仪忧甚。” “（鱼朝恩）既数毁郭子仪，不见听（听若无闻），乃遣盗发其先冢，子仪诡辞（敷衍化了）自解，以安众疑。” 另外，《旧唐书·仆固怀恩传》相关记载亦映证郭子仪被朝忌、君疑，如： “臣朔方将士，功效最高，为先帝中兴主人，乃陛下蒙尘故吏，曾不别加优奖，反信谗嫉之词。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虚言。” 《资治通鉴》一书，则一如新、旧《唐书》，既引用了《旧唐书》所载裴垍关于郭子仪“朝不忌、主不疑”的评议，但在叙述郭子仪具体史事时，展示的却是郭子仪“朝忌、主疑”的史实，而且比之新、旧《唐书·郭子仪传》的相关记载更为详细和具体，其“春秋笔法”更是一览无余。 正是由于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关于郭子仪的记载中采用了对历史人物评议和叙事的“春秋笔法”，因之使得一些不明就里的读者，对郭子仪究竟是“朝不忌、主不疑”，还是“朝也忌、主也疑”产生了不解和疑惑，甚至引起了争论。 但是，如果从“春秋笔法”的角度去解读，这些不解和疑惑也就容易释解了，即：郭子仪“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主不疑”，是遵从顾忌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礼法。如果直言评议郭子仪“权倾天下而朝忌之，功盖一世而主疑之”，则有辱君尊臣贤，如此这般明违礼法，在古代修史时是当避讳的。然而，史书又应秉笔直书史实真象，因之上述各书在叙述郭子仪具体史事的过程中，看似据事直书，不作议论评析，仅记录客观史事，其实在事例选取、细节描写、修辞手法等行文方面，却委婉而微妙地隐含着作者褒贬郭子仪其人其事的主观看法，即，郭子仪“权倾天下、功盖一世不虚”，然而“朝忌之、主疑之”亦为实。 正可谓： 春秋笔法由来已久，修史未曾可有可无， 读史研史当解其法，明辨曲折发微探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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