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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论“独尊儒术”(二)

 冲霄881 2017-05-10

散论“独尊儒术”(二)

2016-11-07 16:34阅读:23
散论“独尊儒术”(二)
  从西洋一神教的角度上判断,董仲舒的“灾异”“天人感应”,其实跟《旧约》精神上是一致的,除了没有“位格神”,所以有些信徒便说,董仲舒以后没有值得称道的儒家。
  回到正题。说了“儒术从未被独尊”,它有两层意思:
  1)不是历朝历代都尊儒,尤其独尊,“夷狄”朝代便不尊儒。
  2)并不是从上到下都尊儒,施政所用之术,有层次之分。
  第一层意思好理解,第二层则需要详细说明,我用这句话来总结——“四域殊道,并行通协”。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层累的,历代虽有变化,但基本上还是保持身、家、乡、邦、天下五个层次,对应修齐治平,也对应老子的“五观论”(“以身观身……”)。我称之为五域或者四域;修齐治平,各行其道,并行不悖,通协一贯。
  身,就是个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修心法门”,可以是儒道释中任何一家,又或者武术、奇门等等等等。内廷尤其是后宫,信道家、佛家不少,纯粹的儒家反而少。要举例子的话,南北朝的梁武帝信佛,隋唐朝崇尚道家、佛家,明朝有几个皇帝是喜欢道术的,清朝雍正帝则信佛,慈禧太后信佛;历代后宫,多数信佛、道,原因据说是要补赎朝廷为政所难免的杀戮。
  家,有大家、小家、小族、大族,各家各族有自己的“齐”法,因为周朝大一统的影响,最为流行的是儒家,这也是宗族社会最能接受的。但儒家却不是唯一的身法心法,宋卫等国便不重儒家,而继承殷商之法,重鬼神,那里盛产巫觋;还有其他,不表。《礼记》开篇便说“非礼不行”,很符合现实。
  邦,避刘邦名讳,便是国,汉后“强干弱枝”之后就再没有了,只是明朝复兴一下,按下不表。广义的“国”其实是指大家族和杂姓一起的自治域;中国人名字喜欢用“国”,其实就是宗族自治的涵义,宗族自治,也多用儒。换言之,儒家为家、乡、国三域提供了道德规范和修心法。
  天下,是最大的域。平天下之术,几乎从来没有整个套用儒家,用的是什么?是“黄老”。“黄老”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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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治天下、治国之常术。我这个论断,听起来标新立异,其实,一点儿也不新,这是历史的常态,常识可以理解和推断。
  “黄老治术”,简单说是“上虚下实,兼用百家”。上虚,就是皇帝无可无不可,不僵硬执守某一家、某种“义理”。老子说“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这可以看做是黄老治术的最佳描绘——“上虚”“中虚”。若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选择来类比,可以简单理解为,董事长临监守虚而不理事,总经理以下务实而具体理事。这虚实结合,常识经验可以理解:以中国之广土众民、各随其俗,欲以一家一术统而治之,累死中央,扰乱天下!老子说“执天下神器而为之”,这个“执”字,偏狭地理解,恐怕就可以指平天下使用僵硬狭隘的义理和方法;不偏执而为,当是“无为”应有之义。无为、不执等等,可以理解为针对周朝的“家天下”、礼统天下——可不,春秋战国出毛病了。
  “黄老治术”,其经典的论述散见于庄子的《天道》、管子的《君臣》、韩非子的《扬权》和《主道》、淮南子的《要略》,而较为专门和集中的是在72年出土的“黄老帛书”(《黄帝四经》),有心人可以去研读。其实,黄老之术,对大工商机构的管理都有启发的,我做企业管理和策划的时候曾经用过,挺好使的。至于黄老治术里边有教老板“耍滑头”、“弃车保帅”的诡道成分,就不赘了。
  《老子》以诽儒立论,说的都是“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的话,并无自家的正面主张和治术。强言其有治术,其实是百家的益附。当然,老子里边一些语句,让人悟出“黄老治术”,倒是顺理成章。先秦无“道家”之说、学术也无“家”而有“子”,两汉说“道家”,其实指的是“黄老”;后来的道家,才以老庄为主。
  中国从中央机枢到地方,治术是分层次的,有些人忽视了这个。“黄老”只能是皇家使用,是“内廷供奉”;它不是行政部门的玩意儿,皇帝以下的人恐怕不允许知道“黄老治术”的具体。所以,上面大行其道,下面却懵然不知,才造成这么重要的经典失传,直至它在马王堆重见天日。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推断。
  另外,道家治术,不能简单字面理解为罢工一样的“无为”,说是从老子开出,未必是;我更愿意相信是从常识经验开出。《论六家要旨》在整齐六家之后,就说了道家的“因循”。这个因循,恐怕是道家治术的要旨。北方人未必理解这个“因循”。在广东话,“因”不是因果,无法用标准普通话来表达,但可用例子说一下:“因”一下某个人,然后就知道他如何如何,这是广东话的用法。这个“因”,有测试、慢慢观察和应对的涵义。那么因循,就是摸索跟进了。摸索跟进,近似经验主义,“摸着石头过河”。“因循”起来,便会放弃原则和理念,会实用主义,这就生出我们在历史上见惯不怪的许多“恶”了。这个恶,归罪哪门哪派好呢?
  最后,治国平天下,什么术的都有,是糅杂的。因为“黄老”玩虚实,儒士晋身,思想和行为也随之开放的,並没有现代人想象中的固执。有人说:“中国貌似封闭,其实开放;印度貌似开放,其实封闭”——这个指的是文化和精神气质。顺便说一下,在西洋近代以前,谁做王,就什么都作主了,从某部经典演绎出无所不包的体系、法典,管制整个社会,这个跟某种意识形态的做法是一样的。
  当儒家任天下的时候,他们承担了维护中国文明文化延续的责任。当国家换了一种治术的时候,一切的罪过全都归在儒家的头上,把儒家当做首犯要犯来声讨,而不是同情、客观地看待历史。这不太公平吧?
  骂董仲舒、骂儒家的时候,你看清楚了没有?
  当你空泛地使劲骂“专制”的时候,你找到对象了没有?
  上面的意见,是否可以参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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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对黄老的论述,本来是回应前天还是昨天某位高人论“道的转向”而写的一部分。现在把有关政治的部分修改出来跟大家分享了。恳请批判。
顺便打趣一下:中国人都是黄老的信徒。“玩不转”是怎么来的,就是这里来的——“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如果那个轴是死的、没有空隙,轮子转得动?如果僵持一种义理,不持开放开明的态度,面对复杂的事情、纷异的人心,你玩得转?不偏执,是中国人的特点,没有义理的坚持;但它变异了的时候,就会没有原则,会权变过度、耍滑头。在不僵持和虚之间,似乎可以看到“中庸”之为谓,而中庸,可能是彼时的共识,因为这个观念,像黄老多过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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