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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子》中说：“奥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联焉，而守司其门户。”其本意是纵观古代历史，可知圣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乃是大众中的先知。圣人通过观察事物矛盾的变化认识事物，了解决定事物存亡的关键因素；测算万物发展的进程，通晓人类思维的规律，预见变化的征兆，从而把握住事物存亡的关键。在鬼谷子看来，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最根本的就是要“守司其门户”。用现代话来说，就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遵循天下兴亡之道。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一说起“兴亡之道”，往往要从夏、商、周这“老三代”中去寻找。这是什么缘故呢?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商代夏、周代商的过程中，后世所倚重的谋略尚未取得足以决定胜负的地位。不仅如此，儒、道、法、阴阳等诸子百家的思想也统统不存在，人们的社会政治思想还是混沌一片。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兴亡之道”就显得很纯粹，纯粹到可用简单的“天命”来概括。无论是君还是民，都十分相信“天命”的说法，认为它决定着天下兴亡。即便是夏莱和商封这样的暴君，也都自诩天命所归。而所谓“天命”，往往是先人或者圣人对待时局的一次富有远见的预测。商汤征伐夏莱之前，曾做了一篇“汤誓”，以鼓舞军队的士气。这篇短文后来收录在《尚书》一书中。在文中，商汤说:“来吧，你们各位!都来听我说。不是我敢于贸然进攻夏朝，实在是因为夏王犯下大罪，上天命令我去讨伐他。现在你们大家会说:‘我们的国君不体贴我们，不让我们种庄稼，却去攻打夏王！’这样的话我早就听过，实在是因为夏王犯下大罪，上天命令我去讨伐他。夏王剥削他的人民，大家都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能落下?我们宁可和你一起灭亡。’夏桀的德行败坏到这种程度，现在我一定要去讨伐他。” 果然，商汤打败了人民恨不得与其同归于尽的夏桀，建立了商朝。商朝末年，王位落到了纣王的手中，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而西边的周族逐渐兴起，在周文王的领导下，其实力已足以与商相抗衡。然而，深通易理的文王没有贸然兴兵东进，而是对内施以仁政，对外剪除商封的帮凶，同时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武王即位后，认为伐商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于是仍然韬光养晦，耐心地等待时机。据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所说，武王曾率兵东进至孟津，天下诸侯纷纷响应，但武王认为商朝气数未尽，于是果断退兵。在吕尚等一班贤臣良将的辅佐之下，周族的实力得以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却呈现白炽化，商封王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决定大举伐封，经过牧野之战，一战而胜，结束了商朝的统治。 商汤伐桀开武力改朝换代之先河，武王伐纣则充分展现了韬光养晦的制敌之道，在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史上，两者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当后世的英雄豪杰或野心家们企图推翻一个政权的时候，也都标榜自己是在行“汤武之事”。然而，不同的动机和方式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近代，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胜利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篡夺。袁世凯表面上支持革命，其实是别有用心。等他一朝大权在握，就不顾革命派的一致反对，大搞复辟帝制的活动，结果仅仅当了83天的皇帝，就在举国上下的唾骂声中被迫下台，最后抑郁而死。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所谓“兴亡之道，敢为天下先”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律，一是历史的大势，二是领袖的贤愚，三是民心的向背，这三点直接决定着战争以及一切事业的成败。 在现代商业领域，同样也要遵循兴亡之道。一个企业，如果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洞悉商业先机，坚持自己的品牌战略，并由一个卓越的领袖带领，就大有可能迈向辉煌。以计算机软件业巨头微软公司为例，该公司引领着全球信息化的浪潮，倾力发展小型家用计算机，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至于这艘商业巨轮的舵手比尔·盖茨，即便除去“世界首富’，的炫目光环，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那份难得的执著与睿智。在一次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比尔·盖茨诚恳地说:“我有过颓废和虚怯。微软公司在起飞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一次比一次大，从技术难关、竞争对手的围攻到政府的指控，如果我不是最终以勇气和毅力战胜颓废和虚怯，把难关变成发展的机会，恐怕早就被市场竞争的浪潮淹没了。” 由此可见，“敢为天下先”古今皆同。“敢为天下先”不仅需要远见卓识的能力、“冒天下之大不题”的勇气，更要顺应时局并具有坚定不移的气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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