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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辽、金两朝在接受汉文化之后，都以正统相标榜:辽承晋统，金承宋统，并企图为其正统论寻找德运的依据。元代曾围绕宋辽金三史的纂修义例问题展开激烈的正统之辨。明代士人普遍否认辽金正统，纷纷重修《宋史》，其旨趣不在于订讹补阙，而在于另创义例。在清代，宋辽金正闰之争本是一个颇有忌讳的话题，但当清朝统治者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最终也否定了辽金正统。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自秦汉大一统王朝形成以后，正统问题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学说中的一个永恒话题。一百年前，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中总结出历代正统之辨的六项标准，其中之一是“以中国种族为正，其余为伪也”。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自始就是与种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它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一、契丹王朝之正统论与德运说 辽朝虽然始终坚持草原本位，但自从燕云十六州汉地入辽后，文化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契丹人对汉文化认同的一个明显标志便是华夏正统观念的形成。辽代前期，契丹人以“蕃”自居，自外于“中国”。辽朝人中国意识的觉醒，大致是兴宗以后的事情。自重熙年间起，辽朝开始以北朝自称。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遣使于宋，“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萧孝恭墓志》，首行称“北朝大辽国……萧孝恭墓志铭”。辽代中晚期石刻中，常见“南瞻部州大契丹国”或“南赡部州大辽国”的说法。按照佛教的地理概念，中国属于四大部洲中的南瞻(赡)部洲，郑樵说:“释氏谓华夏为南赡部洲。”唐宋石刻中以南赡部洲指称中原王朝的例子比比皆是。辽人既自称为南赡部洲，则是自比于华夏之邦。辽道宗的言行最足以说明契丹统治者从“夷”到“华”的文化立场的转变。道宗曾作有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松漠记闻》卷上记述的一个故事更是常为人们津津乐道:“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这实际上就是金、元时代人所竭力张扬的“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华夷观念。契丹人传统的青牛白马故事反映了本民族根的意识，而道宗末年修成的耶律俨《皇朝实录》却“称辽为轩辕后”，无疑是对华夏文化的明确认同。 五德转移说是华夏正统观的核心因子，辽朝的德运观念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咸雍元年(1065年)《耶律宗允墓志》云:“我国家荷三神之顾諟，乘五运之灵长。”但今存辽代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本朝德运的任何记载。金章宗泰和间讨论德运问题时，秘书郎吕贞旱等人有“辽以水为德”之说，这是目前辽、宋、金文献中有关辽朝德运的惟一明确的信息。冯家升先生认为:“金章宗去辽未远，吕贞旱所云‘辽以水为德’，必甚可靠。”除此之外，清代学者还曾举出一个新的论据，道光四年殿本《辽史》在卷53《礼志》“腊辰日”条下有一段考证文字说:“按《五德运补》曰:‘辽以水德王。’又按《魏台访议》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为祖，衰日为腊。水盛于子，终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腊。’按本《志》以辰为腊，可见辽用水德。”《五德运补》一书未见著录，估计是明朝人的著述，其“辽以水德王”的说法亦当源自《大金德运图说》。问题是“腊辰日”的记载是否能够证明辽为水德说？《辽史》卷53《礼志六》“嘉仪·岁时杂仪”的原文是这样的:“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仗、羊马。国语谓是日为‘炒伍侕尀’。‘炒伍侕’，战也。”《辽史》卷51《礼志三》“腊仪”条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这些内容来看，腊仪很可能是契丹传统礼俗，以十二月辰日为腊，与五德终始说“水德子祖辰腊”(注:王应麟:《小学绀珠》卷1“五运”，中华书局影印津逮秘书本，1987年。)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巧合而已。《辽史·礼志》谓腊仪始于穆宗应历元年(951年)，而《太宗纪》会同八年(945年)十二月已有“戊辰，腊，赐诸国贡使衣马”的记载。要知道，在太宗和穆宗时代，辽朝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华夏正统观念，可见其腊仪与五德确实是没有关系的。 尽管“辽以水为德”说仅有金代文献中的一条孤证，但所幸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辽朝中后期的正统之争识破其中的玄机。大约从兴宗时代起，辽朝开始以正统相标榜。正统之争是由辽太宗得自后晋的所谓秦传国玺引起的。《辽史》卷57《仪卫志三》曰:“会同九年，太宗伐晋，末帝表上传国宝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归辽。”自秦汉以降，人们习惯上视秦之传国玺为正统王朝的象征性符号，“天下之人，遂以为帝王之统不在于道而在于玺，以玺之得失为天命之绝续，……而五季更相争夺，以得者为正统”。辽朝前期因尚无华夏正统观念，据说曾打算将此传国玺送还宋朝，《后山谈丛》卷5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前世陋儒，谓秦玺所在为正统，故契丹自谓得传国玺，欲以归太祖，太祖不受，曰:‘吾无秦玺，不害为国。且亡国之余，又何足贵乎！’契丹畏服。”辽朝中期以后，契丹统治者逐渐意识到这枚传国玺的价值，于是开始拿它大做文章:“圣宗开泰十年，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据宋人记载，“仁宗朝，有使虏者，见虏主《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这就是辽朝正统论的理据所在。 其实辽朝得自后晋的这枚传国玺实为晋高祖石敬瑭所铸，而并非真正的秦玺，宋人于此多有辨析。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二月，“内司制国宝两坐，诏太常具制度以闻”，太常寺所上奏疏对石晋传国玺的来历作了详细交待:晋主奉表归命于虏王，遣皇子延煦等奉国宝并命印三面送与虏王，其国宝即天福初所造者也。延煦等回，虏王与晋帝诏曰:“所进国宝，验来非真传国宝，其真宝速进来。”晋主奏曰:“真传国宝因清泰末伪主从珂以宝自焚，自此亡失，先帝登极之初，特制此宝。左右臣僚备知，固不敢别有藏匿也。 由此看来，辽朝统治者对所谓传国宝的真伪理应是心知肚明的，但为了与宋朝争华夏之正统，不惜拿这枚伪玺大做文章。 这件事情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辽朝的正统论是建立在承石晋之统的基础之上的。金朝末年的修端明确主张:“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终当为《北史》。”又《辍耕录》卷3引杨维桢《正统辨》，也有“议者以辽承晋统”的说法。若以辽承晋统为前提，上文谈到的辽朝德运就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解释。在宋辽金时代，对五代以下各朝德运的通行解释是:唐为土德，“朱梁篡代，……不可以为正统”，故列入闰位；后唐“中兴唐祚，重兴土运”；此后石晋为金德，刘汉为水德，郭周为木德，赵宋为火德。辽朝既以承晋统为其正统论之理据，必定自认代石晋金德为水德，这样就等于否定了宋朝的正统性，使宋之火德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基于这种考虑，我相信金人所称“辽以水为德”确是事实，尽管由于辽代史料极度贫乏，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辽朝人关于本朝德运的第一手记载。 对于辽朝的正统论，宋人肯定是不屑一顾的。欧阳修《新五代史》将辽朝打入《四夷附录》，曾引起辽人极大不满，这就是宋人的华夷观念。澶渊之盟后，宋人甚至对两国往来国书互称南、北朝都不能接受:“始，通和所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将作监丞王曾言:‘古者尊中国、贱夷狄，直若首足。二汉始失，乃议和亲，然礼亦不至均。今若是，是与之亢，首足并处，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启。臣恐久之非但并处，又病倒植。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上嘉纳之。”虽然澶渊之盟规定两国皇帝以兄弟相称，但宋人骨子里始终视辽朝为夷狄之邦，岂能容忍与之“首足并处”？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辽朝遣使贺乾元节，其国书“称北朝而去契丹号”，宋人认为辽朝“意以自尊大”，亦托辞拒绝。 自金代以后，对辽朝的正统性普遍持否定态度。在《大金德运图说》所列历代王朝德运图中，根本就没有辽朝的位置；同书引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十月二十五日尚书省上奏说:“辽据一偏，宋有中原，是正统在宋。”关于金人的宋辽正统观，下文将作出具体阐释。 二、金朝的德运之争及其文化选择 金王朝的建立者“生女真”原本是文明程度较低的一个部族，被宋人称为“夷狄中至贱者”。女真入主汉地之初，尚无华夏正统观念。自熙宗改制后，金朝迅速走向汉化道路。到了海陵王时代，女真统治者已经具备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伦理观念。 五德终始说自秦以后成为讨论历代王朝正统性的理论基础和对话平台，而金朝则是最后一个试图通过“五运”说以寻求其政权合法性的王朝。德运之争是金朝历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陈学霖先生已对此做过专题研究，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探讨。首先，在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改定土德之前，金朝究竟奉行什么德运，就有几种不同说法。从金朝官方文献的记载来看，泰和二年以前毫无疑问应是金德。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年)册封长白山册文云:“阙惟长白，载我金德。”章宗时讨论德运，翰林学士承旨党怀英主张“宜依旧为金德”。 那么，金朝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奉行金德的呢？泰和初，刑部尚书李愈说:“本朝太祖以金为国号，又自国初至今八十余年，以丑为腊。若止以金为德运，则合天心、合人道、合祖训。”李愈以“大金”国号附会金德，当时即已遭到有力反驳:“李愈所论太祖圣训，即是分别白、黑之姓，非关五行之叙。”也就是说，太祖称帝时所谓“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云云，是指白号、黑号之姓而言(完颜部属白号之姓)，与德运无关。李愈又谓“自国初至今八十余年，以丑为腊”，这一说法也得不到史料支持。据我了解，金代文献中有关金德的消息最早见于世宗朝。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腊，猎于近郊，以所获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就是“以丑为腊”的最早记录。其实，不仅我们今天看不到有关金德的更早记载，就连金人也没有金朝前期奉行金德的文本依据。宣宗朝再议德运时，赞成金德说的右拾遗田庭芳认为:“向来以丑为腊者八十余年，应是当时已有定论，后疑失其文本，不得其详尔。”头一句话乃是拾李愈之牙慧，后面的疑似之词才透露了实情，原来主金德说者对金德的渊源也“不得其详”。须知在完颜阿骨打建国之时，女真人根本就没有华夏正统观念，怎么谈得上德运之说呢？ 有证据表明，直至海陵王时代，金朝尚未确定其德运所尚。清人辑本《大金德运图说》，最后有一通《省奏》云:尚书省奏:“准尚书礼部举，窃闻王者受命开统，皆应乎五行之气，更王为德。方今并有辽、宋，统一区夏，犹未定其所王。伏睹今来方以营造都邑并宗庙社稷，窃恐随代制度不一，有无委所司一就详定。”奏讫，奉圣旨:“分付详定，须议指挥。”右下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可照检依准所奉圣旨详定讫，分朗开立状申，以凭再具闻奏施行，不得住滞错失。付详定所。准此。 《金文最》卷56收录此文，改题为《集议德运省札》，并注明“贞佑二年”。陈学霖先生认为，这份省奏可能是贞二年(1214年)初德运论辩开始之前呈给宜宗的。我觉得上述结论还值得斟酌。据我判断，这段文字不应该是《大金德运图说》的原文。《大金德运图说》收录的是宣宗贞佑二年讨论德运的档案材料，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而根据以下三点内容，可以完全排除这份省奏作于贞佑二年的可能性。 第一，如上所述，金朝德运之确定，最迟不晚于世宗大定三年，而省奏谓“方今并有辽、宋，统一区夏，犹未定其所王”，则显然是世宗以前的口气。 第二，“伏睹今来方以营造都邑并宗庙社稷”句，对于确定该省奏的系年很有帮助。贞佑二年宣宗迫于蒙古的军事进攻而临时决定迁都南京，是一个非常仓促的行动，根本来不及进行土木建设；况且宣宗南迁在当时被称为“巡幸南京”，金朝政府从不承认迁都南京的事实，按照官方的说法，南京只是“行宫”而已，故“营造都邑”肯定不是指营建南京。至于金朝前期的国都上京会宁府，规模相当简陋，从未进行过认真的“营造”。惟有海陵王迁都之前曾对新都燕京城进行过大规模建设，时在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间(1151-1153年)。 第三，省奏提到的“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也有助于判断其大致年代。此官司在《金史》中缺乏明确记载，仅见于《大金集礼》卷40“朝会”门:“天眷二年五月十三日，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定到常朝及朔望仪式。”又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志铭》云:“特进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太常卿修国史详定内外制度仪式上柱国郇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臣宇文虚中奉敕撰。”据此判断，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应是熙宗天眷改制时创建的一个机构，估计至海陵初仍然存在。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份尚书省奏当作于海陵王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间，被四库馆臣错误地辑入了《大金德运图说》；至于它原来出自《永乐大典》所引的哪部金朝典籍，则不得而知。该省奏表明，海陵初年虽已虑及德运问题，但“犹未定其所王”，即尚未确定其德运所尚。由此可见，金朝之奉行金德，当始于海陵末或世宗初。 不过，关于章宗以前的金朝德运，还有其他不同说法。张棣《金虏图经》说:“虏人以水德，凡用师行征伐，旗帜尚黑，虽五方皆具，必以黑为主。”张棣是“淳熙中归明人”，淳熙共十六年(1174-1189年)，淳熙十六年即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故张棣所称金为水德，应该就是说的世宗时期的情况。又《新编宣和遗事前集》宣和五年下有这样一个故事:徽宗某日与林灵素同游广寒宫，见二人对坐弈棋，“一人穿红，一人穿皂，……那著红者乃南方火德真君霹雳大仙赵太祖也，穿皂者乃北方水德真君大金太祖武元皇帝也”，最后穿皂者胜出，并赢得了天下。《宣和遗事》是南宋说话人的讲史本子，今本成书可能较晚，但总归反映的是南宋时代的民间传说。 陈学霖先生首先注意到上述材料，并对金朝水德说提出了一个尝试性解释:也许金朝前期曾宣称继承辽之水德，直至章宗时才更定为土德。这种解释不够圆满。首先，章宗泰和二年以前奉行金德，有相当确凿的证据，乃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其次，五德终始说的基本理念就是以德运的转移来解释王朝的嬗代，袭用前朝之德运在五运说上是讲不通的。因此，我们必须为上述史料寻求新的答案。 我认为，金德说是章宗泰和二年以前由金朝政府认可的本朝德运，而《金虏图经》和《宣和遗事》的水德说则分别代表金、宋两国民间的说法。金朝虽自世宗初年已奉行金德，并规定“以丑为腊”，但似乎并没有像后来章宗更定德运时那样“诏告天下”，故一般士民未必家喻户晓。金、宋两国民间流行的金朝水德说，应是建立在五德相胜说的基础之上的。自刘歆改五德相胜为五德相生后，虽被汉魏以下历代王朝所沿袭，但民间历来还是多以五德相胜来解释王朝的更替兴衰，金、宋两国都有这样的例子。金宣宗贞佑二年重议德运时，反对金德者所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谓宋或为火，以金忌于火为避”，即是说宋自称火德，火克金，故本朝不宜为金德。金代朝野间有一个传说，谓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初，“曾遣人诣宋相约伐辽，仍请参定其国之本号，时则宋人自以其为火德，意谓火当克金，遂因循推其国号为金”。这一传闻虽未必可靠，但它真实反映了五德相胜的流行观念。又《宋季三朝政要》卷6论宋之兴亡云:前宋以丙午、丁未(指靖康元年、二年)而遭金祸，推论五行者，谓宋以火德王，故能水胜火。其后丙午、丁未，则上下兢兢以度厄运。今以丙子、丁丑(指宋端宗景炎元年、二年)归大元，岂非子者午之对、丑者未之对，而纳音亦有水胜火之义乎？ 在术数理论中，丙丁属火。按纳音五行说，北与西北之水而克西与西南之火，午为火旺之地，未为火衰之地，由午趋未，正是火由盛转衰之时；又丙子、丁丑曰涧下水，乃水旺之地，而子、丑在方位上又恰与午、未相对，暗寓以水胜火之意。因此这几个年份皆被视为火德衰败之征。《宋季三朝政要》出自一位佚名的南宋遗民之手，他的这段史论不仅仅反映了宋人五德相胜的固有观念，同时也是金朝水德说的一个极好注脚，与《宣和遗事》的故事可以互证。(注:金朝水德说也许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即宋为火德，张邦昌楚国为土德，刘豫齐国为金德，而金朝承齐国之统为水德。章宗和宣宗朝讨论德运时，都有人主张应考虑楚国、齐国的五行之序，若金朝民间存在这样一种解释模式，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此外，章宗以前的金朝德运，还有火德一说。贞佑四年(1216年)，辽东宣抚司参议官王浍提出:“本朝初兴，旗帜尚赤，其为火德明矣。”宣宗就此事征询礼部的意见，礼部尚书张行信谓“浍所言特狂妄者耳”。王浍是金末名士，号称“通星历纬谶之学”。火德之说恐怕只是他的臆测之词，并没有什么凭据，何况金朝前期根本就没有德运观念呢。 章宗朝的德运之争，自明昌四年(1193年)至泰和二年(1202年)，几经讨论，历时十年，才最终更定金德为土德，这是金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有关德运论辩的始末，陈学霖先生已有详细阐述。但此次德运之争的真正动因，目前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金朝自世宗初年奉行的金德，其基本理据是“祖训”，即以太祖所创“大金”国号附会金德。在章宗朝和宣宗朝的德运之争中，“祖训”始终是金德派的主要武器。除了祖训，文化传统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上文说过，大定十五年册封长白山册文即有“阙惟长白，载我金德”之语，长白山是女真人心目中的发祥地，将长白山与金德联系到一起，显示出女真统治者在接受汉文化与保守传统文化之间的两难选择。金世宗完颜雍是女真民族传统的坚定捍卫者，为了遏止女真人迅速汉化的趋势，他在位期间曾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附会“祖训”、依傍传统而奉行金德的做法，非常符合他的政治倾向。但是，金德说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即“不问五行相生之次”(党怀英语)，“不论所继，只为金德”(李愈语)，在五运说上是站不住脚的。这说明世宗时期女真人的汉化还不够彻底，他们的德运观念似是而非，但求兼容民族传统，而不在乎它是否切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真谛。 女真汉化至章宗时代趋于成熟，章宗是金朝皇帝中汉学造诣最深的一位，他对五德终始说的理解显然要比他的前辈们深刻得多。想必章宗已经意识到了，世宗以来奉行的德运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金朝的正统问题。既然金德说不论所继、不问五行相生之次，那么金朝的正统就没有传承、没有根据，如此粗陋的正统论怎么能让天下人信服呢？要想与中原王朝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完全接轨，就必须将金朝真正纳入五德终始说的德运体系，因此重新确定本朝德运可谓是章宗的当务之急。 从章宗朝的德运论辩过程及其最终选择，可以更加细微地品味出此次德运之争的蕴涵。根据《大金德运图说》的记载，当时主要是三派意见相持不下:一派坚持传统的金德说，一派主张承宋火德的土德说，一派主张承辽水德的木德说。世宗以来的金德说有悖于五德终始的理论框架，因此有人想为它寻找新的理据——承唐之土德而为金德。他们认为，五代国祚短促，不足当德运，而宋继周统为火德，是“自失其序，合为闰位”，故本朝当径承唐统为金德，如此既解决了正统问题，同时又符合“太祖圣训”。此说虽可两全，但把五代甚至宋朝都排除在正统王朝之外，肯定不会得到广大汉人的认可，故章宗谓“继唐底事，必定难行”。继承辽统的木德说，注定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主张。从章宗泰和二年的敕旨来看，似乎他对承宋统还是承辽统基本上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继宋底事，莫不行底么？吕贞旱所言继辽底事，虽未尽理，亦可折正。”然而据元好问说，吕贞旱“在史馆论正统，独异众人，谓国家止当承辽，大忤章庙旨，谪西京运幕”。揣度章宗的本意，无非是认为正统在宋而不在辽，他的立场是内华外夷，只是他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罢了。此次德运论辩实际上主要是金德、土德之争，吕贞旱提出木德说纯属节外生枝，难怪惹得章宗很恼火。历经十年的反复论争，章宗最终选择了土德，宣称金灭北宋，赵宋火德已绝，故本朝当承宋统为土德。 综观这场旷日持久的德运之争，其初衷是要解决金王朝的正统问题，而在此过程中却面临着两种文化的抉择。金德、土德之争，其实质是保守女真传统文化还是全盘接受汉文化的分歧。摒弃木德说，更是标志着金朝统治者文化立场的转变: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彻底转向中国帝制王朝的立场。泰和七年(1207年)罢修《辽史》，是对这一转变的最好诠释。金朝前期以辽朝的继承者自居，《金史·完颜宗宪传》谓金初“朝廷议制度礼乐，往往因仍辽旧”。金人张棣说:“金虏有国之初，立法设刑，悉遵辽制。”元人苏天爵也说:“金之制度，大抵多袭辽旧。”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的历史，就无异于承认本朝是前朝法统的继承者。金朝两度纂修《辽史》，亦可如此理解。其中第二次从大定二十九年至泰和七年，前后竟达18年之久，冯家升先生认为这与当时德运之争迟迟未有定论大有关系。按《金史·章宗纪》的说法，《辽史》修成于泰和七年十二月，但实际上并未真正完成。金朝末年的修端说:“(章宗)选官置院，创修《辽史》。后因南宋献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间宋祚已绝，当承宋统，上乃罢修《辽史》。”证以《金史·章宗纪》，泰和七年十一月，南宋因开禧北伐失败而求和，金朝要求南宋“函(韩)侂胄首以赎淮南故地”。这就是“罢修《辽史》”的直接起因。爱宕松男氏指出，泰和二年德运之争的最终结果是章宗罢修《辽史》的根本原因，这种看法颇有道理。 金朝的德运之争与北魏王朝的历史有着非常相似的一面。公元398年，拓跋珪称帝，定国号为魏，以曹魏继承者自居，“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一说尚土德的真正原因是曹魏承汉火德为土德，故北魏亦从土德之运。不管是继黄帝之后还是承曹魏之统，尚土德在五运说上都是不能成立的，这说明当时鲜卑人对五德转移的政治理念还缺乏深刻的理解。至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已经全盘汉化的北魏王朝为了与中原王朝的政治传统真正接轨，重新讨论德运问题。当时一派主张曹魏土德—西晋金德—石赵水德—慕容燕木德—苻秦火德—拓跋魏土德，另一派则主张曹魏土德—西晋金德—拓跋魏水德。孝文帝最终接受了后一种意见，遂改土德为水德。这场德运之争的结果，意味着鲜卑王朝已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彻底转向了中国帝制王朝的立场。否定前一种意见，等于将十六国排除在正统之外；承西晋之统，才真正找到了北魏正统的理据，也比较容易为广大汉人所接受，可以理直气壮地与南朝争华夏之正统。七百年后金朝的德运之争，几乎可以说是北魏历史的翻版。 既然章宗泰和二年已更定金德为土德，并郑重其事地诏谕天下、告于宗庙，为何仅仅相隔十余年，宣宗又要重议德运？冯家升先生认为，章宗虽改定土德，但当时士大夫多以有违祖训，“故宣宗即位，复怂恿重议”。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在泰和二年改定德运后，主金德者不肯善罢甘休，力图为金德说寻找新的理据，当时朝廷士大夫间有一种说法，“以谓汴宋既亡，刘豫嗣掌齐国，本朝灭齐，然后混壹中原”，故齐国当承宋之火德，金朝当承齐之土德，是以“本朝合为金德”。贞佑二年(1214年)春的德运议，纯粹是金德、土德之争，主金德者除了继续坚持遵循祖训或径承唐统的旧说，又有抹捻兀典等六位女真臣僚联名提出一个新的折衷方案，认为后唐非李唐之苗裔，不当强附于土德，故“后唐当为金，石晋为水，刘汉为木，后周为火，亡宋为土，……则本朝取宋，自为金德”。这一主张既符合金承宋统的既定方针，又不违背祖训，不失为折衷金德、土德之争的一种较好选择。但由于时局的迅速变化，宣宗被迫于是年五月迁都开封，此次德运之争大概也就不了了之了。金史·宣宗纪》兴定四年(1220年)十二月庚辰有“腊，享于太庙”的记载，可见金朝后期仍继续奉行章宗确定的土德，以辰为腊。总而言之，贞佑二年的德运论辩只不过是章宗朝金德、土德之争的一个余波而已。 三、由元修三史引起的正统之辨 虽然辽、金两国对本朝的正统地位都有自己的一套解释，但就在金朝亡国的当年，有关宋辽金对峙时代正统归属的争议就开始了。蒙古太宗六年(1234年)九月十五日，在东平府几位金朝遗民的一次聚会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金有中原百余年，将来国史何如？”或曰:“金于《宋史》中，亦犹刘、石、苻、姚一载记尔。”在座的燕山人修端对此颇不以为然，遂针对这种观点阐明了他的三史正统论: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蜀，白沟迤南，悉臣于宋，传至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宋史》。 这场争论预示着，宋辽金正统问题将成为中国史学史上一道相当棘手的难题。 众所周知，自世祖时期起，元廷屡次议修宋辽金三史，均因正朔义例之争而不得不搁置。其间的主要分歧仍旧是自金朝亡国之日起就已产生的两种对立观点:究竟应当独尊宋为正统呢？还是应当将宋与辽金视为南北朝呢？甚至连当时的科举考试都涉及了这个问题:“赵宋立国三百余年，辽金二氏与之终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左氏、史迁之体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备采择。”可见这确实是元朝士人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后来虞集提出了一个回避争论的设想:“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诸公颇以为然。”这一动议的提出，大约是文宗时期的事情。可见三史各自成书的办法，当时史馆中酝酿已久，并非脱脱的发明。直到至正三年(1343年)，脱脱最终采纳了这种意见。《庚申外史》卷上云:“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久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务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 然而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之争并未因此而平息，脱脱的这一决定遭到了朝野人士的激烈批评，其中最著名的反对派当属杨维桢。当三史刚刚问世之时，杨维桢就写成《正统辨》一文，直言不讳地予以抨击。他认为，“今日之修宋辽金三史者，宜莫严于正统与大一统之辨矣”，“三史虽云有作，而一统犹未有归”。按照他的主张，宋辽金三史理应取《晋书》之义例，“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元人论宋辽金正统者往往会涉及一个敏感的问题，即蒙元王朝的正统究竟是来自于宋还是来自于辽金？这实际上是承中原王朝之统还是承北族王朝之统的问题。杨维桢倡言“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这是独尊宋统说的一个理论基础。《正统辨》在当时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据杨维桢自己说:“仆所著三史统论，禁林已韪余言，而司选曹者，顾以流言弃余。”虽然我们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流言，但说明此文可能引起了一些非议。不过当时支持杨维桢者大有人在，陶宗仪就曾对《正统辨》一文给予高度评价:“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这种评价可以代表元朝相当一部分汉族士人的正统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辽金三史的纂修者中，也有一些人对“三国各与正统”的原则持有异议。身为三史总裁官的欧阳玄，在看到杨维桢《正统辨》之后说: “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其真实态度于只言片语间流露无遗。至正三年，周以立、解观由翰林编修危素荐入史馆，与修宋辽金三史，二人先后上疏，力主尊宋为正统。当时史馆中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元朝当承宋统还是当承金统的问题上，周、解二人以为“辽与本朝不相涉，……所当论者，宋与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体轻，平宋在后而事体重”，故理当承宋之统。这与杨维桢的观点如出一辙。但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采纳，“时任事多右金统，又夷夏之辨，当时所讳。书上，大忤群公”，于是二人先后离去。据说“当时惟揭文安公与二公言合，同馆皆哗然以为狂，揭公深是之而不能主也”。这里说的揭文安公就是三史总裁官揭傒斯，可见他也是一位持不同见解的当事人。 宋辽金三史问世后不久，就有人以其义例未当而准备重修。据说周以立曾有此打算，后因故未果。至正十年(1350年)，在脱脱三史成书仅五年之后，以重新建构宋辽金正统体系为主要目的的陈桱《通鉴续编》便已告成。张绅序对此书评价甚高，谓脱脱三史虽有成书，但“正统卒不能定，至今大夫士虽以为慊，然终未有能持至当一定之论，以驱天下百世之惑者”；而是书“辽金系年宋统之下，以比吴魏之于蜀”，“是可以驱天下百世之惑矣”。《通鉴续编》是元朝官修宋辽金三史行世之后，第一部反其道而行之、独尊宋统的私家史书，开后来明人改修《宋史》之先河。 元人的宋辽金正统观，除了南北朝说和独尊宋统说之外，还有一种影响不大的绝统说。元末明初的王祎著有《正统论》一篇，认为自唐之亡而正统绝，北宋合天下于一，可谓得其统，“至于靖康之乱，南北分裂。金虽据有中原，不可谓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而正统于是又绝矣”，及元并有金和宋，“而复正其统”。绝统说首倡于欧阳修《正统论》，王祎不过在其基础上加以发挥而已，并没有什么新意。 总的来看，元代的正统之争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阵营，其中独尊宋统派壁垒分明，而王祎的绝统论和脱脱的“三国各与正统”论则比较接近于修端南北朝说的主张。两种对立的正统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汉人和南人的政治倾向。据我查证，主张独尊宋统者无一例外全是南人:杨维桢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陶宗仪为黄岩(今属浙江)人，欧阳玄为浏阳(今属湖南)人，揭傒斯为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周以立和解观均为吉水(今属江西)人，陈桱为奉化(今属浙江)人。而首倡南北朝说的修端是燕山(即今北京)人，三史都总裁脱脱则是蒙古人。这种情况决不是偶然的。 四、明清时代对宋辽金正统问题的再检讨 明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华夷观念最为强烈的一个时代，比起元人来，明朝士大夫对于宋辽金三史更加不能容忍，必欲取代之而后快，这就是明人纷纷重修《宋史》的主要动因。明人重修《宋史》的旨趣不在于订讹补阙，而在于另创义例，这是明代史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王德毅和陈学霖先生在分析明人改编《宋史》的时代背景时，都注意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民族冲突对史学观念的激荡。明朝初年，一般士人并没有刻意排斥辽金的倾向。土木之变后，民族情绪高涨，华夷之辨盛行一时。明人改编《宋史》之风，始于正统而盛于嘉靖，与当时民族矛盾的激化显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明人重修《宋史》的尝试始于正统末年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周叙是周以立的后代，“曾祖以立，在元时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叙思继先志，正统末，请于朝，诏许自撰”。在周叙为此事而写给英宗的奏章中，对他重修《宋史》的目的交待得很清楚:“窃观宋辽金三史成于前元至正间，当时秉国大臣皆辽金族类，不以正统归宋，遂分裂为三，而以辽金加于宋首，不惬人心，不协公论。初修之际，言者虽多，卒莫能改。至今越百年，凡有志史学正纲常者，未尝不掩卷愤叹也。……元儒陈桱修《通鉴续编》，既正其统，而三史全书尚仍其旧。”因此他建议在南京翰林院组织人员重修《宋史》。英宗的答复是:“不必择人，叙其自修。”但据《明史·周叙传》说，“铨次数年，未及成而卒”，可见并未最后成书。 弘治间，吴县杨循吉又有重修宋辽金三史之举。王锜《寓圃杂记》卷6“杨君谦修史”条云:“杨君谦病辽、金、宋三史杂乱芜秽，不足取信，用《春秋》之法，班、马之例，刊正其书，笔削甚严。谓完颜氏乃中国之雠，罪恶之首，必先从事，渐及辽、宋。”同卷“君谦出处”条亦谓杨氏“往来金山中，……修《金史》”云云。按杨君谦即杨循吉，杨氏《明史》有传，但未言及修史事。据上引“杨君谦修史”条来看，杨氏重修三史当是弘治初年的事情。而此条末又有一段小注说:“此书不成，并其所积所存之书荡尽，一宇不可见。子孙不肖，惜哉！”考《寓圃杂记》作者王锜年长于杨循吉二十余岁，则此注显然是后人所加。需要指出的是，这条小注所提供的信息并不准确。据我判断，金毓黻先生收入《辽海丛书》第1集中的杨循吉《辽小史》和《金小史》，就正是杨氏重修三史的部分成果。王锜称杨氏先修《金史》，“渐及辽、宋”，或许《宋史》后来未及成书，但辽、金二史却保存下来了。《辽小史》和《金小史》是明人仅有的辽金史著作，通过王锜的介绍，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两部书也是明人改造三史的结果。虽然杨循吉没有像其他诸家新修《宋史》那样将辽金列为载记，但既称“小史”，其正闰之分已昭然若揭。钱允治《辽小史序》将作者的寄寓阐发得非常明白:“今《辽史》修于蒙古，宋金鼎立，不分正闰。于时会稽铁涯杨先生有《正统论》，我吴郡南峰杨先生所以有《小史》之作也，……其杨氏之忠臣欤！”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这两部书均被列为禁书，想必是因为书中的华夷观念为清人所不容吧。 嘉靖时代是明人重修《宋史》的高峰期。王洙《宋史质》、柯维骐《宋史新编》就分别完成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和三十四年。此外还有几桩有始无终的修史计划。嘉靖十五年，“廷议更修《宋史》”，世宗命严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主其事，但不久严嵩离朝，此事遂不了了之。又据何良俊记载，嘉靖间任南京吏部主事的赵贞吉曾有意改编《宋史》，但后来亦无下文。另外，嘉靖朝的文章大家归有光也有重修《宋史》的打算，在他的文集中还保存着22篇《宋史》论赞。 朝后期仍有多位文人学士致力于《宋史》的改造工作，但除了王惟俭《宋史记》纂成全帙外，其他诸家均未能成稿。全祖望《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云:“明季重修《宋史》者三家:临川汤礼部若士(显祖)、祥符王侍郎损仲(惟俭)、昆山顾枢部宁人(炎武)也。”实际上并不止这三家。朱彝尊《书柯氏〈宋史新编〉后》说:“先是，揭阳王昂撰《宋史补》，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质》，皆略焉不详，至柯氏而体稍备。其后临川汤显祖义仍、祥符王惟俭损仲、吉水刘同升孝则咸有事改修，汤、刘稿尚未定。”虽然这些重修《宋史》的计划大都没有最后完成，但从各种有关记载来看，作者的宗旨基本上是相同的。 在明人修成的几种宋史中，以王洙《宋史质》和柯维骐《宋史新编》影响最大，同时这两部书也最能代表明人的正统观念。《宋史质》以辽金入《夷服》，其《叙略》曰:“先王严五服之制，所以谨华夷之辨也。……元人合辽、金、宋为三史，且以外国名，非制也，兹黜之。”《四库全书总目》将此书列入存目，提要说:“是编因《宋史》而重修之，自以臆见，别创义例。大旨欲以明继宋，非惟辽、金两朝皆列于外国，即元一代年号亦尽削之。而于宋益王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称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统。……荒唐悖谬，缕指难穷。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板可斧。”四库馆臣对《宋史质》的严厉批判反衬出王洙的华夷观念是如何的偏执。《宋史新编》的旨趣与《宋史质》非常相似，该书《凡例》第一条详细阐释了作者的宋辽金正统观:“宋接帝王正统，契丹、女真相继起西北，与宋抗衡，虽各建号，享国二百年，不过如西夏元昊之属，均为边夷。宋国史有契丹、女真传，实因前史旧法。元人修《宋史》，削辽、金各自为史，称帝、书崩、与宋并，时号三史。盖主议者以帝王之统在辽金也。……今会三史为一，而以宋为正，辽、金与宋之交聘、交兵，及其卒、其立，附载本纪，仍详君臣行事为传，列于外国，与西夏同，庶几《春秋》外夷狄之义云。”康大和《宋史新编后序》极口称赞此书“尊宋之统，附辽金为外国传，尤为得义例之精”云云，这正是此书最为明人所看重的地方。 宋辽金正统问题的讨论毋宁说是明代士人华夷观念的一种表达方式和一个宣泄渠道。与元朝正统之辨所不同的是，这个问题的结论在明代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因此，彻底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自然是明朝士大夫汲汲于心的一件事情。 在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如何看待宋辽金正统，是一个微妙而又颇有忌讳的话题。清朝前期，有意提高辽金王朝的历史地位。顺治二年(1645年)，增祀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于历代帝王庙；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又增祀辽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及金太宗、章宗、宣宗。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中曾就此事做过分析:“本朝以异域龙兴，入主中夏，与辽、金、元前事相类。故顺治二年三月议历代帝王祀典，礼部上言，谓辽则宋曾纳贡，金则宋尝称侄，帝王庙祀，似不得遗。骎骎乎欲伪宋而正辽金矣。”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下，汉族士人很少对宋辽金正统问题发表意见。我们注意到，虽然清人也有若干种改编订补《宋史》的著作，但其主旨不外乎纠谬补遗、删繁存简，而不是像明人那样在义例上做文章。 然而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清高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尤其值得注意。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围绕着杨维桢《正统辨》的评价问题，曾发生过一场意味深长的争论。《四库全书》中所收《辍耕录》，因载有杨维桢《正统辨》，故深为馆臣所忌，文渊阁本书前提要云:“第三卷中载杨维桢《正统辨》二千六百余言，大旨欲以元承南宋之统，而排斥辽金。考隋先代周，继乃平陈，未闻唐宋诸儒谓隋承陈不承周也。持论殊为纰谬。……今删除此条，用昭公义焉。”高宗在看到这篇提要后，专门写了一篇上谕来理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四库馆臣的正统论“似是而非”，并谓杨维桢《正统辨》“欲以元继南宋为正统，而不及辽金，持论颇正，不得谓之纰谬”。且看他是如何解释的:夫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也。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晋之正统，其时若拓跋魏氏地大势强，北齐、北周继之，亦较南朝为甚，而中华正统不得不属之宋、齐、粱、陈者，其所承之统正也。至隋则平陈以后，混一区宇，始得为大一统。……至于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也。 这段话把高宗的正统观表达得再透彻不过了。高宗非常清楚馆臣所忌讳的是什么，可他并不讳言本朝的异族出身，因为他对清王朝的正统性另有说法:“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馆臣之删杨维桢《正统辨》者，其意盖以金为满洲，欲令承辽之统，故曲为之说耳。不知辽、金皆自起北方，本非所承继，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显然，到了乾隆时代，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已经发生蜕变，他们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彻底转向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立场；所以在高宗看来，清朝与辽、金这些北族王朝之间既没有任何传承关系，也没有任何共同点，清王朝的正统乃是来自于中原王朝。于是高宗谕令馆臣，不但《辍耕录》中所载杨维桢《正统辨》不必删除，而且还应将此文补入杨氏《东维子集》，并让馆臣把他的这篇上谕分别抄录于《辍耕录》和《东维子集》卷首。 其实早在乾隆三十八年，高宗就已对宋辽金正统问题发表过明确见解:“夫宋虽南迁，正统自宜归之宋。至元而宋始亡，辽金固未可当正统也。”这段话出自他的一首题为《题〈大金德运图说〉》的诗序中，可能不大为人所知，故四库馆臣在涉及辽金史事时仍不免心存忌讳。自乾隆四十六年以后，高宗多次向臣下公开表达他的上述观点。是年十月，他在抽查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时，指出《契丹国志》“体例书法讹谬”的问题:“大书辽帝纪元于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号分注于下，尤为纰谬。夫梁、唐、晋、汉、周僭乱之主，享国日浅，且或称臣、称儿、称孙于辽，分注纪元尚可。若北宋则中原一统，岂得以《春秋》分国之例，概予分注于北辽之下？”《契丹国志》帝纪部分原是以辽朝纪年为纲，而将北宋年号分注其下，高宗因主张正统在宋不在辽，故对这种体例极为不满，于是命馆臣将《契丹国志》一书撤出来加以改纂。乾隆四十七年四月，高宗在为改译辽金元三史所作的序中，再次明确否定辽金王朝的正统性:“夫辽、金虽称帝，究属偏安。” 在如何看待宋辽金正统的问题上，清高宗与明代士人可谓殊途而同归。明人之所以对宋辽金正闰耿耿于怀，主要是受其华夷观念的主宰，他们强调的是“严夷夏之大防”；而清高宗之所以要否定辽金正统，则主要是缘于他的文化立场，他自认代表华夏正统，信奉的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信条。长期以来，人们对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缺乏深入的了解，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立场必定是倾向于辽金元这些北族王朝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如金毓黻先生谓《四库全书》将《宋史质》和《宋史新编》列入存目，乃是因为这两部书“尊宋统、抑辽金，大触清廷之忌，意甚显然”，这个断语就似是而非。因为清高宗同样也是“尊宋统、抑辽金”的，他不喜欢的只是明人那种狭隘的华夷观念罢了。 自晚清至民国，由于民族主义思潮盛行，传统的华夷观念又开始抬头，于是明人的宋辽金史观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共鸣。金毓黻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宋辽金史》一书，开篇《总论》首先讨论正统问题，并全盘接受了明朝史家的观点，主张当“以宋史为正史，即用元人杨维桢之议，‘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如明人改修之例是也”。又谓“明人改修《宋史》，取材未备，而体例极善。将来重修之新《宋史》，取材或胜于旧作，而体例终无以易之”云云。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史学史》中，竟对柯维骐《宋史新编》有如此的期许:“可取柯书列于正史，而称为《新宋史》。柯劭忞之《新元史》，藉政府之力得入正史，则维骐之作，何为而不得列入正史？前后二柯，互相辉映，吾知终必有实现之一日也。”不过我们注意到，这两部书都写成于抗战时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历史学家惯于以他们所擅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情感，而宋辽金正统之辨不过是充当了一个载体而已。 本文引自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三至十四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课题成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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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题跋 仇英绘 大金德运图说
辽朝（契丹）907—1125年年
金朝 1115-1234年
元世祖忽必烈
明太祖朱元璋
清高宗乾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