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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名著《通志堂经解》是清朝徐乾学历时七年，多方搜求古籍秘本，最终编成的一部阐释儒家经义的大型丛书。该著作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宝库，其刊刻还与纳兰性德有不解之缘。 ~~~~~~~~~ 清康熙年间，大学士徐乾学历时七年，多方搜求古籍秘本，最终编成了一部经学大丛书——《通志堂经解》。书成之后，徐乾学以自己学生纳兰性德的藏书楼——通志堂的名义刻印流传，从而使这部丛书成为清初最为有名的经学名著。 翻开这部经学名著，似乎能在那点划方劲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徐乾学在搜集典籍时的忙碌，以及纳兰性德那种“我是人间惆怅客，断肠声里忆生平”的淡淡愁绪。 昆山名士 藏书甲天下 清康熙年间，史学大家万斯同写了一首《传是楼藏书歌》：“东海先生性爱书，胸中已贮万卷余。更向人间搜遗籍，直穷四库盈其庐。先生珍奇百不好，闻书即欲探其奥。故此网罗遍东南，犹复采访穷远道。”在这首诗中，万斯同极力赞扬了喜欢访书、藏书的东海先生，这位先生为了使藏书“盈其庐”而四处寻访，以致“网罗遍东南”，他便是清初的学者、一代名臣徐乾学，而闻名天下的传是楼便是他的藏书楼。 徐乾学是江苏昆山县人，字健庵，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母亲顾氏富有学识，生了四个儿子，徐乾学为长子，而他的舅舅便是曾提出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清初学者顾炎武。由于顾氏对孩子们极为严格，“课健庵兄弟尤谨严”，并经常教导和督促他们读书，因此四个孩子从小就能写文章。其中，徐乾学更是“生而颖异，八岁而能文”，十三岁时就能读懂《五经》。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徐乾学从昆山来到了北京，进入太学学习。一年后，大内侍卫纳兰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出世。又过了四年，徐乾学的三弟徐元文考中进士第一名，成为当年的状元。清康熙九年（1670年），也就是徐元文考中状元十一年后，徐乾学终于考中进士第三名，成为当年的探花，被朝廷授予宏文院编修一职。三年后，他的二弟徐秉义又考中了探花。从此，进士出身的兄弟三人同朝为官，被誉为“数百年来未有之盛事”，时人称之为“昆山三徐”。 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徐乾学升任日讲起居注官，从此，他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和谋略不断升迁，仕途上一帆风顺，做到了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当时，“凡国家有大编述，乾学为之发凡起例，以总其成”，因而深得康熙帝的器重。而昔日的侍卫纳兰明珠也是一路升迁，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他的儿子纳兰性德也渐渐成人，因能写出一首好词而名重一时。徐乾学喜欢藏书，也热衷于交游，因而结交了许多名士，如大学者阎若璩、王世祯、朱彝尊等人，而纳兰性德更是拜徐乾学为师，跟随他学习经学。徐乾学曾得到舅舅顾炎武的指点，因此“学问颇有根基”。徐乾学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从未忘记读书，一直手不释卷，不废学问，以致“少壮迨老无一日释卷，自六艺子史百家之书靡不贯穿”。而他对于藏书访书更是乐此不疲，经常购买遗书，搜罗秘籍，久而久之，搜集了大量的珍本秘籍。于是，他在昆山“筑楼于所居之后，凡七楹，间命工斫木为书厨，贮书若干万卷”。书楼建好之后，徐乾学和他的几个儿子登上书楼，并对他的几个儿子说：“吾何以传汝曹哉”，又手指满楼的藏书笑着说：“所传者惟是矣”，于是给此楼起名为“传是楼”。传是楼的藏书量非常大，当时有人进入传是楼后，看到古籍“插架盈箱”，令人目不暇接，“如入群玉之府”，因而被人誉为“传是楼藏书甲天下”。而据《传是楼书目》记载，传是楼的藏书有7500部之多，其中宋元版就有400多部。徐乾学不仅收藏儒家书籍和史书，就连佛经、医书、野史也收藏，收藏的书种类多，范围广。此外，他还特别喜欢收藏明代人的文集，他曾自豪地说：“有明一代古文，吾家独完”。后来，黄宗羲在编辑《明文海》时，所引用的明人文集大半都取自传是楼。徐乾学在建此楼时就希望子孙能够世代相传，可惜的是，后来传是楼的藏书为怡亲王胤祥所得，传是楼也在雍正二年被焚毁，一代名楼就这样消失在昆山的烟火之中。 徐乾学不仅富于藏书，而且著述也很丰富，尤其精通于经学。他曾在为母亲丁忧期间，写下了一部《读礼通考》，此书专讲丧礼，内容分为丧期、丧服、丧具、丧制等八项，考证详备，广征博引，被时人誉为“天壤间必不可少之书”，甚至四库馆臣还给予了“古今言丧礼者，盖莫备于是焉”的极高评价。此外，他还著有《五礼备考》《资治通鉴后编》等著作，而他平生所编辑的最大的一部著作便是《通志堂经解》。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书还与纳兰性德有一段不解的渊源。 广搜秘本 刻书通志堂 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一部《饮水词》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其中的《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更是家喻户晓，被许多痴男怨女所传诵。“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这首词以一个女子的口吻，写了男子变心，将自己抛弃的故事，感情真挚，凄婉哀伤，而这首词的作者便是一代权臣纳兰明珠的爱子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自幼饱读诗书，又勤习武艺，文武双全。在他十七岁时，进入北京国子监学习，深得国子监祭酒徐元文的赏识，于是曾为状元的徐元文就将纳兰性德推荐给了自己的哥哥徐乾学。由于纳兰性德聪颖好学，因此徐乾学对他厚爱有加，纳兰性德看到徐乾学学识丰富，便拜他为师，二人终于有了师生之谊。纳兰性德对经史极为用心，经常和徐乾学探讨学问，慢慢地他的学问与日俱增，且他也十分擅长写诗作词。纳兰性德十分喜欢交游，“好宾好士大夫”，与当时的名流顾贞观、陈维崧、朱彝尊等人皆有交往。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纳兰性德在徐乾学的悉心指导下终于考中进士，成为皇宫乾清门的侍卫，这一年他只有21岁。 ▲ 《通志堂经解》之《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卷第一，版心上镌刻纳兰性德堂号“通志堂”字样 就在纳兰性德拜徐乾学为师的同时，徐乾学有了辑刻一部经学丛书的想法。当时，儒家的经学著作主要是《十三经注疏》以及常见的《四书》《五经》之类，而这些著作已经不能满足清代学者的需要，这也令徐乾学发出了“先秦经解至可贵重，其得传于后如是之难也”的感叹。于是，徐乾学历时七年，将先秦以来直到明末的经学著作辑为一编，命名为《通志堂丛书》，“籍以表章先哲，嘉惠来学”，而通志堂就是纳兰性德的藏书楼。耐人寻味的是，徐乾学还特意收取了纳兰性德的两种著作，最终收书140种，卷数多达1860卷。徐乾学的传是楼藏书丰富，他的两个兄弟也藏有不少珍本，再加上诸好友的藏书，这为他编辑《通志堂经解》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当时，徐乾学和他的两个兄弟皆已做官，身居高位，因此有一定的财力，再加上纳兰性德的支持和捐助，这就令徐乾学在辑刻该书时免除了资金上的后顾之忧。在该丛书的卷首，徐乾学在序文里说“门人纳兰容若尤怂恿是举，捐金倡始”，纳兰性德也说“请捐赀经始，与同志雕版行世”，并“畀徐健庵尚书费资四十万金”。终于，在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这部煌煌巨著刻成，徐乾学将刻书之功归于纳兰性德，在书中题“后学成德校订”，而没有留下自己姓名，成德就是性德，是避讳太子的缘故，而这就让乾隆时期的四库馆臣认为该书“乃乾学所编刊，而让名于性德者”。而当时，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已经成为朝廷重臣，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明珠为人谦和，乐善好施，经常会笼络朝中的大臣，因而徐乾学自然就成了他的座上宾，徐乾学辑刻的《通志堂经解》冠上纳兰性德的名字也就顺理成章了，而书成的这一年纳兰性德只有25岁。 纳兰性德曾娶两广总督卢兴祖的女儿为妻，婚后两人十分恩爱，卢氏“生而婉娈，性本端庄”，为此纳兰性德为她写了不少诗词。在他的词中，有“忆得双文胧月下，小楼前后捉迷藏”的温存，也有“忆得双文通内里，玉拢深处闻暗香”的甜蜜。然而，仅过三年，卢氏就因难产而亡，纳兰性德无比悲伤，因而写下了许多怀念妻子的悼亡词。在这些悼亡词中，最有名的便是《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细思量。被酒莫醒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当年那些看似平常的事情，如今已经烟消云散，好景不再。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纳兰性德在一次醉酒后不幸离世，年仅31岁，他的英年早逝也令徐乾学伤感不已。于是，徐乾学将纳兰性德平生的诗词歌赋辑为一编，刻成了一部《通志堂集》二十卷。白发人送黑发人，而这部《通志堂集》算是对纳兰性德最大的慰藉，也见证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师生之谊。 嘉惠士林 足以表六经 徐乾学辑刻的这部《通志堂经解》是清初最大的一部经学巨著，上承《十三经注疏》，下启《皇清经解》，是清人研习经学的重要著作。该书多以宋元旧本为底本，精刻精印，是清初写刻本的代表作。所谓“写刻本”，是相对于万历时期形成的方体字刻本而言，《通志堂经解》所用的字体就是清初最为特殊的写刻体，该字体点划方劲，有点像南宋浙本和明代嘉靖本所用的欧体字，但是有显著的差别，字体不如欧体字那么方板整齐。徐乾学为纳兰性德所刻的《通志堂集》也是采用这种字体，这种字体“点划精雅，为清初用方劲欧体写刻之典范”。书的版心镌纳兰性德藏书楼的堂号“通志堂”，卷末往往印有“后学成德校订”字样。而在版心下方的左侧镌刻有刻工名，如齐卿、巨甫、子珍等，刻工多达三百人，很多都是江苏一带的刻工。所用纸张多为质量较好的有韧性的竹纸，也有一部分用开化纸。开化纸是浙江省开化县所产的一种极为名贵的纸张，又叫“桃花纸”，它质地细腻，洁白如玉，纸薄而有韧性，摸起来十分光滑。清代内府刻书往往用开化纸，因此开化纸印本也成为内府书的代指。由于《通志堂经解》“仿佛宋椠本，卷帙亦多”，因此书版“亦收贮内府”，被保存在皇宫之中，而这部书也被认为是内府刻书。 到了清乾隆时期，《通志堂经解》的书版有些已经漫漶不清，于是在乾隆五十年皇帝下旨修补书版，该版被称为御定补刊本。早在康熙时期，由于纳兰性德的二女儿嫁给了年羹尧为正妻，年羹尧后来自恃功高，便贪污受贿，作威作福，还结党营私，为雍正帝所不容，最后被雍正皇帝夺职罢官，并赐他自尽。乾隆皇帝即位后，对纳兰性德的人品和才学不以为然，更对徐乾学依附明珠嗤之以鼻，但乾隆皇帝却十分欣赏这部经学巨著，因此他又说：“朕不以人废言，故令馆臣将板片之漫漶断阙者补刊齐全，订正伪缪，以臻完善，嘉惠儒林。”这次的补刊本前印有乾隆皇帝的谕旨，他希望后世都知道“徐乾学之阿附权门，成德之滥窃文誉”一事，使之昭然天下。 《通志堂经解》虽然为内府所重视，但初印本在乾隆和嘉庆以后就很少有全本传世，当时，学者孙星衍和倪模都藏有此书，但“案之皆不得其全”。到了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两广盐运使钟谦钧鉴于初印本已不可多得，于是便据康熙十九年刻本重新翻刻了一部《通志堂经解》，卷前印有乾隆五十年的御旨，卷末的“后学成德校订”改为了“巴陵钟谦钧重刊”七字。钟谦钧是巴陵（今湖南省岳阳市）人，他在两广任上重新校刻了《通志堂经解》，由粤东书局刻印发行，有竹纸和白纸两种，版式与康熙初印本无异，只是字体不如初印本规矩和精工，略显粗率，纸张也不及初印本，但此本在清末流传极广，也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多的版本。清光绪年间的藏书和刻书大家叶德辉曾藏有两部初印本《通志堂经解》，他曾很得意地说：“吾藏初印全本两部，可以睥睨诸君矣”。 ▲ 《通志堂经解》之《横渠易说卷》，由宋代张载（世称横渠先生）著 《通志堂经解》不仅收罗宏富，而且所收的著作大多是名家的代表作，就连乾隆皇帝也承认该书“荟萃诸家，典瞻该博，实足以表章六经”。清代的读书人最常见的经学著作便是《十三经注疏》，而《通志堂经解》的问世又给读书人提供了一个经学宝库。清末，张之洞在四川任学政时，曾为学子们编写了一部《书目答问》，指导学子们该读什么样的书，他在经学书下面写着“于宋元明人从略”，但在其所列的为数不多的宋元明人著作中，大部分都被收录于《通志堂经解》。如今，《通志堂经解》初印本的零种广泛收藏于北京的各大图书馆中，虽历经数百年而书韵犹存。 徐乾学辑刻的这部《通志堂经解》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宝库，它彰显了历代学者的治学才能和儒家不俗的人生智慧，是中华民族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文／余闯 标题书法／夏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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