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堂经解》的前世今生

星河岁月 201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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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乾学

《通志堂经解》是在清代著名才子纳兰成德主持下编辑刻印的，主要参与其事者，为清初著名学者、藏书家徐乾学。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江苏昆山人。康熙九年一甲第三名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藏书富有，筑传是楼，藏书堪称当时海内第一。著有《资治通鉴后编》《憺园文集》等，主持编纂《明史》《大清一统志》等。《通志堂经解》自康熙十二年开始刊刻，至康熙三十年前后完成全部校订刊刻工作。这部丛书规模宏大，其底本来源除了徐氏传是楼，还有毛氏汲古阁、范氏天一阁、钱氏述古堂等多家；参与校勘的有太仓顾湄、昆山徐秉义、长洲何焯等；参与刊刻的刻工更是接近五百人。

《通志堂经解》

《通志堂经解》收罗宏富，并且多是重要而稀见的典籍，为当时及后世的经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扩大了研究范围，对清代经学的兴盛有重要的贡献。它荟萃宋元经学要籍，上承《十三经注疏》，下启《经苑》《皇清经解》，是《十三经注疏》之后最大的一部经学丛书。《通志堂经解》重视底本选择，多以宋元佳椠为本，又经精工良将，写刻工致，为清代软体字写刻本的重要代表，《四库全书》及后世抄、刻、影印古籍，多取之为底本。因此，《通志堂经解》在经学和版本学研究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辑刻与流传

《通志堂经解》以“通志堂”名编，通志堂是纳兰成德的堂号。纳兰成德是武英殿大学士明珠之子，生于清顺治十一年，康熙十五年中进士，卒于康熙二十四年，年仅三十一岁。纳兰成德师从徐乾学，与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交往甚密。他工于作诗，尤其擅长填词，是清初杰出的词人，有《饮水词》等流传。卒后，徐乾学将其诗词文赋合编为《通志堂集》二十卷。《通志堂经解》书中版心下方皆刻“通志堂”三字，卷末有“后学成德校订”。《通志堂经解》卷首有成德总序一篇，各书之序六十二篇，还有书后二篇，都与编刻该书有关。所以，历来都将这部丛书的作者署为“纳兰成德”。实际上，徐乾学对这套丛书的编刻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纳兰成德去世后，徐乾学等仍有续刻，直到康熙三十年左右才全部完成。

《通志堂经解》是一项浩大的出版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首先，纳兰成德为该书的刻印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其次，底本来源丰富而质量上乘。《通志堂经解》徐氏总序云：“因悉余兄弟家所藏本，覆加校勘，更假秀水曹秋岳，无锡秦对岩，常熟钱遵王、毛斧季，温陵黄俞邰及竹垞家藏旧版书，若抄本，厘择是正，总若干种，谋雕版行世。”徐乾学家有传是楼，聚宋元版书四百四十二部，是《通志堂经解》的重要底本来源。其二弟徐秉义、三弟徐元文也都藏书丰富，宋元旧本颇夥。加上序言中提到的曹溶、钱遵王、朱彝尊等，都是当时的藏书名家。这些优质的底本资源，为《通志堂经解》提供了巨大的版本优势。而顾湄、徐秉义、何焯等一批学者的校勘和一支数量庞大、技艺精湛的刻工队伍，更是为《通志堂经解》的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

《通志堂经解》初刻本写刻严整、自然大方，堪称清初写刻本的典范。著名藏书家黄裳称赞其“精写付刻，也是有代表性的官方刻书的标本”。初刻本一般为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黑鱼尾，左右双边。鱼尾上方记字数，下方依次记书名、卷次、页码。版心下方右侧刻“通志堂”，左侧刻刻工名。全书卷首有纳兰成德、徐乾学序言，次接“新刊经解目录”。从相关资料获悉，初刻本印数较少，流传不广，到乾嘉时期，收藏整套初刻本者已不多见。现在，在中国、日本、美国等国的几家大型图书馆，还可见整套初刻本，均已列为善本。乾隆五十年，乾隆帝下令修版补刊，是为“钦定”本，书前有乾隆御旨。到了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对该书进行翻刻，版式、行款、字体一仍原刻，各卷末“后学成德校订”后，增刻“巴陵钟谦钧重刊”，书前又多序言几篇。对于这个翻刻本，关文英认为“时日短促，校勘殊嫌草草”，而《程尚书禹贡论》更有妄补之嫌。上世纪90年代，这一翻刻本曾被缩小拼页影印。而此次影印出版，所据则是康熙初刻本，原大再现，让这一深闺秘籍化身千百。

学术与版本价值

《通志堂经解》的刊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荟萃宋元经解，扩大了经学研究的范围。自汉至清，儒家学说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著作更是汗牛充栋。然而，由于流传日久，战乱水火，学派更迭，人为破坏，唐以前的经学论说大多赖《十三经注疏》等得以保存。宋代经学新说迭出，著作大盛，但元明两代学风空疏，并没有能整理传布。清代学风一变，经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要求，所以作为重要基本资料的《通志堂经解》顺势而生。《通志堂经解》收录的一百四十种经解，有易类三十九种、书类十九种、诗类十一种、春秋类三十五种、礼类十二种、孝经类四种、四书类十三种、群经总义类七种。该书以宋元人著作为主，其中宋人八十三种附见一种、元人四十七种，另有唐人三种、后蜀一种、明人三种、清人二种，不明时代姓名者二种。其收罗宏富，卷帙浩繁，规模之大，有清一代，除了《四库全书》经部文献，没有能在卷数、字数上超越它的，以私人之力达到如此规模是空前的。乾隆皇帝称赞该书“荟萃诸家，典瞻赅博，实足以表彰六经”。它的刊刻，使得大量宋元经学著作得以保存流传。

其次，《通志堂经解》收录了大量重要而稀见的典籍，宋元重要经学典籍基本荟萃于此。特别是选入了很多稀见的版本，使“多数罕传之籍得因巨力以行世”。《通志堂经解》所据底本，大多为宋元旧刻旧抄，这些善本即使在当时也存世极少，且多藏于私家，一般学者士人难以得见。如宋吕祖谦《古周易》等，各书目都罕见著录；又如宋王当《春秋臣传》等书，此前仅有抄本流传，可见这些典籍的稀见程度。再如宋朱震《汉上易传》、郑汝谐《东谷郑先生易翼传》等，如今《通志堂经解》本为其存世第一足本。正如韩菼所说：“凡唐宋以来先儒经解世不常见者，靡不搜揽参考，雕版行世。”所以，《通志堂经解》的刊刻，对保存和传播前人文献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再次，康熙初刻本《通志堂经解》校勘严谨，写刻精美。参与校勘者皆为当时的大家，其校勘有如下特点：一是态度十分认真，张云章言“诚恐此事一时鲁莽，得罪先儒，贻误来学”，所以“反复考订，期于详慎精覈”。二是经过这些学者的校勘，发现并改正了原本中的很多错误。如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校出了原本因抄写而导致的错误。三是对错误的处理过程很严谨，必须经过反复稽考，又经徐秉义亲自勘定，甚至请徐乾学定夺后才缮写付刻。在清代写刻本中，康熙初刻本《通志堂经解》颇具有代表性。它内容重要、规模宏大、刊刻较早，又是私人所刻，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整个清代的写刻本，无能出其右者。黄永年、贾二强《清代版本图录》中称：“（《通志堂经解》）点画精雅，为清初用方劲欧体写刻之典范。”杜泽逊在《文献学概要》中称赞其“初刻工致，为清初写刻本代表之一”。康熙初刻本《通志堂经解》写刻严整疏秀，纸墨俱佳，仿佛宋刻。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一载：“《书目前编》所载无一册之存，《后编》经部宋人书所谓宋版者，往往以白纸初印本之通志堂本伪充。”今湖南图书馆所藏王与之《周礼订义》残卷，上钤“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等乾隆御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二“宋版经”中对其有著录，而实际上该书为康熙刻《通志堂经解》本。又《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十二卷，定为宋乾道六年刻本，但根据附录书影，实际上也是康熙刻《通志堂经解》本。

原大影印本收藏价值不菲

《通志堂经解》初刻本自刊刻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其原本全套存世者寥若晨星，且均已列为善本，常人难得一见。原大影印，既是对原本的再生性保护，也能将其化身千百，为广大读者所用。即使是同治年间粤东书局翻刻本，虽有种种瑕疵，近年在各大拍场出现的也不过三两套，且几年前成交价已过50万元。而这一翻刻本的影印本为缩小拼页而成，令人难以卒读。既无法看到康熙初刻本的原貌，也容易被其错误所误导。故此，将康熙初刻本这样富有文献价值和版本特色的精美巨型丛书原大影印，再造行世，正可补充各大图书馆馆藏，并丰富古籍收藏爱好者的收藏品种。

此次据康熙初刻本原大影印的《通志堂经解》在收藏价值方面也是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