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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时间，真的可以成为明史专家吗？

　　2017-05-13单向街书店4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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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刚结束的政治题材热剧《人民的名义》中，剧中人物高育良的设定是汉东省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同时也是剧中主角侯亮平、祁同伟和陈海的共同恩师。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高育良书记

　　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高育良曾经是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在剧中他一方面要平衡各个机关的正常工作，另一方面坚持反贪行动。

　　令人唏嘘不已又很抓人的剧情是：学者出身，更是有着一位明史教授妻子的高育良，却是因为被反派杜伯仲通过一个月时间突击塑造出来的“明史专家”小高，而在剧中不断深陷政治贪污泥潭。

　　剧中人物杜伯仲让小高咬筷子，学微笑；教小高穿高跟鞋、旗袍练礼仪；请吕州师范学院的明史专家为小高恶补高育良所熟悉的明史。硬是让渔家女出身的小高最终变成和高育良畅谈《万历十五年》，满腹诗书，善解人意的可人儿。

　　曾经的“清纯渔家女”小高

　　那么，现实中，一个月时间内突击成为明史专家到底有无可能？这个问题，恐怕无论是询问高育良书记明史教授出身的发妻，还是任意一位对明史感兴趣的学生，答案都是不可能的。

　　高育良书记的前妻吴老师本人就是一位明史专家

　　在中国古代，历史史籍的基本汇编不仅仅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意义。对于古代中国人，自然领域的”天“和历史领域的“祖宗之法”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规范的价值观，美国汉学家包弼德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就发现了这一点。

　　美国汉学家包弼德

　　比如在《论语》中，孔子身处困境，仍然感叹“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余何？”在这里，继承“斯文”，就是继承周朝开国以来的典籍，继承历史和天命。这是儒学在创立之初，就为中国古代士大夫所奠定的精神寄托和诉求。

　　历史，在中国古代士大夫中被表述为“祖宗之法”和被援引的“事例”，并不是量化精准的堪比理科的科学。她的迷人之处在于可以一再被解释。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希冀推演出有益于现实的价值，并且通过史籍的编写和整理彰显这些价值，最终抱有通过政府将其付诸现实的政治理想。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古人对于修史的专注：晋董狐、齐南史皆以死坚守自己秉笔直书，书法不隐的修史原则；司马迁、班固更是世代史官，而到了明代，不仅是官修史书开辟了新时代，明末遗民在国破家亡之中，冒清朝禁令，私修故国旧史更是表达了这些坚持不仕新朝，在野士大夫记录历史的使命感和对故国的忧思之切。

　　回到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反派”赵瑞龙和杜伯仲曾经一度用六十万的珍贵字画收买高育良，却被高育良拒绝。但是不爱钱的英雄最终还是难过“美人关”。

　　赵瑞龙，“老书记”赵立春的独子，在电视剧中，是一位类似于“罪恶之源”的人物

　　可以想象，小高是不会和高育良讨论更为精深的明史典籍的。仅仅是一本《万历十五年》打动了高育良——其实打动他的，是看起来涉世未深的高小凤通过自学明史认为，高育良和张居正一样是不世出的政治家，改革家。

　　因《人民的名义》再一次进入大众视野的《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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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打动”，本质上还是因为高育良不得不面对整个泥潭一样的政治现实。

　　在这种现实中，他感到无比寂寞：在“栏杆拍遍，无人会， 登临意。”之后，只能”倩何人唤取， 红巾翠袖， 揾英雄泪”。于是高育良和高小凤的爱情故事，在别人看来不过是政治丑闻，并最终成为让高育良万劫不复的泥潭；在高育良本人眼里，仍旧是一句“我跟她之间是爱情。”提及明史教授出生的发妻却是“吴老师老了。”

　　“老高”与“小高”二人对于双方关系的定义都是“爱情”

　　最终历史作为一种可以被再解释的文本，危险与悲哀的地方，在于引用者对自己的错误代入。

　　试想如果高育良代入的情境不是英雄美人，红袖添香，不世出的名臣张居正的故事，而是援引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历史：汉密尔顿一度左右三界总统选举，出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却因为一段出轨恋情成为美国第一位陷入桃色丑闻的政治家，背负骂名。那么也许《人民的名义》里，不仅仅是高育良，其他角色的命运也都会转变。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大家真的希望在一段时间内熟悉明史，也不是没有办法，我在此给大家推荐几本研究史料。

　　成为“明史”专家，你可以参考的史料：

　　▍推荐基本研究史料一：《明实录》

　　推荐理由

　　中国古代的修史步骤诚如夏燮在《明鉴》中所表述的，先有实录，后有正史，之后才有衍生出来的野史杂谈。后人著述，那么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明史专家，《明实录》是不能避谈的基础史籍。

　　《明实录》撰写于 1372 年，也就是洪武五年，当时明太祖朱元璋命令建立比较完备的保存官方档案的制度。

　　这本书记录了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的史实，全书共十三部，两千九百一十一卷，1600 多万字，堪称有明一代史料的集大成者。《明实录》的基础史料是“起居注”：我国古代就有记录帝王起居的传统，负责修起居注的官员，在皇帝公开的各种活动中均随侍在旁，因此起居注记录的内容甚为广泛，包括除了皇帝宫中私生活外的种种言行。但是流传下来的起居注内容很少。主要因为这种史料一般不外传，仅作为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之一。

　　然而明代人自己对于《明实录》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例如王鏊在自己的著述《震泽长语》中评价：

　　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虽近螭头，亦远在殿下。成化以来，人君不复与臣下接，朝事亦无可纪。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传，亦多纪出身官阶迁擢而已。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后世将何所取信乎？

　　王鏊所批评的着眼点是明代政治生活中，即使是翰林史官都和皇帝接触很少，在起居注记录阶段，就只能依靠各级政府公文、奏章，落笔时，又多着眼于官员品级，人事更迭。

　　应该说，这种批评实际上也是在讽刺明代恶劣的政治环境：缺乏历史责任感的史官，皇帝与朝臣接触有限以及官场本身的恶劣生态。

　　夏燮在《明鉴》中则直接指出“明人恩怨纠缠，往往借代言以侈怼笔。”批评史书也成为党派倾轧，抒发私人恩怨的工具。

　　应该说，这些明末史学家对于《明实录》的批评也是在国破家亡的大历史背景下对明朝党派政治，阉党乱政恶劣政治生态环境的反思。

　　▍推荐基本史籍二：《国榷》

　　推荐理由

　　明朝末年风雨飘摇的大时代里，宦官乱政，党派林立，天灾人祸，农民起义的狂潮加之清军的扣关都是大历史加之于个人的苦难，而谈迁作为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明末的士大夫，一生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

　　而他终生不为官，靠佣书、作幕僚为生。他原名为训，字观若，明亡改名迁，字孺木，以二十余年的心血著成《国榷》。

　　顺治十年，他更是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逸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

　　吴晗曾经指出，“谈迁编撰《国榷》，主要根据列朝实录和邸报，参以诸家编年，但又不偏信实录，也不侧重于私家著述”。

　　对于谈迁这样经历亡国之痛的在野士大夫，传统的科举取士，蟾宫折桂之路已经无望，但这样一群士大夫仍然努力为自己寻找安身立命的“天职”，而谈迁之所以能以二十余年的时间专注于历史，其志向也诚如他自己所言：

　　“男儿堕地，止此血性。为君父用，则有忠孝；为古人用，则有措舌；为二氏用，则有名理；为千秋百世用，则有青简丹笔“

　　可见“ 青简丹笔”之于谈迁，不仅仅是以史为鉴，“著成信史照尘寰”，更是一位士大夫在国破家亡的历史洪流之中，践行自己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理想寄托。

　　▍推荐史籍三：《明史》

　　推荐理由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全书共 332 卷，本纪 24 卷，志 75 卷，表 13 卷，列传 220 卷，是当代研究明史的基本史料。

　　《明史》纂修，自顺治二年（1645）开馆，至乾隆四年（1739）刊刻进呈，前后累计 95 年。

　　整部明史撰写分三个阶段，其间跨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而其中贡献最大的则是明朝遗民，清朝初年著名史学家万斯同。

　　万斯同

　　万斯同生于明末崇祯年间的浙江鄞县，8 岁就能不失一字的背诵《扬子法言》，14、15 岁就博览群书，并立志专攻史籍，之后又受业于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一代鸿儒。

　　而且万斯同博学强识，尤其擅长治史，后人评价万斯同对于两汉以来，数千年的制度沿革，人物出处，都能了然于胸，对于明代十三朝以来的实录，更是达到了能够背诵的程度。

　　而在明朝灭亡之后，万斯同毅然选择不仕新朝，直到后来他的老师黄宗羲认为编写《明史》是事关明朝二百年来的忠奸评判和子孙后世的大业，主张他参与史籍编写，并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鼓励他，万斯同才北上参与《明史》的编写，而后十九年，万斯同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入史局，最终编写成明史原稿 500 卷。

　　《明史》在二十四史中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其修史过程历经90余年，其间耗费心血，历经四朝，堪称之最，在体例上也有创新，主要创新的则是开阉党，流贼，土司三部分内容，其中流贼则立李自成、张献忠传；应该说这种逼不得已的“创新”也是本于明朝末年的宦官乱政，流贼土司霍乱四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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