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锁“田野”｜郭建斌：田野调查中的地点选择与身份调适

选点：去哪里？

在田野研究中，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田野研究地点，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既定规则，同样也没有十分明确的标准。但是从既往的相关研究来看，对于田野地点的选择，主要是两种类型：一是问题先导型，二是地点先导型。对于有经验的研究者而言（或者是方法学教科书上的说法），通常的选择是前一种类型（或路径）；但是对于很多刚刚涉入研究领域的“菜鸟”而言，很可能通常选择后一种类型（或路径）。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的研究，属于前一种类型（或路径）。正如他在其著作的前言中所写的：“我试图研究美国社会通过新闻将哪些社会片段呈现给自己，而其间的原因又是什么。我决定将研究重心放在全国性的新闻媒体所报道的国内新闻上。”甘斯对于田野调查地点的选择，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到，是在这样一种问题指向下来完成的。至于甘斯为何最终把目标锁定在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甘斯在著作中有交代，不再赘述。在这里，细心的读者可能会从方法的层面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两档电视新闻节目和两本周刊能够代表美国的全国性新闻媒体么？甘斯主要是从典型性出发来选择这四个媒体的，因此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这同样是很多个案式研究通常被问到的问题，也是个案式研究没有办法完全回答的问题。这是因为问题问错了。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关于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是‘虚假问题’。”这是因为：“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不是统计性的扩大化推理(从样本推论到总体)，而是分析性的扩大化推理(从个案上升到理论)。”因此，沿着问题导向型的思路选择田野研究的地点或对象，应该去选择那些在研究问题所涉及的对象范围内较为典型的个案。就田野研究而言，即便是沿着“问题指向型”的思路进行研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往往也很难做到从一而终，随着田野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在获得资料开始写作研究文本时，研究问题可能又会发生变化。因为我在这里只是讨论田野地点的选择问题，其他方面的问题暂不展开说明。

从一般意义上的田野研究而言，任何媒体机构均有其研究的价值，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媒体机构做研究。另外一种通常的情况是，某个媒体机构对于研究人员而言，具有某种便利性，那就选择这些媒体机构。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地点导向型”。这也是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在田野研究实践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做法。在一般的方法学教科书中，很少讲到这方面的情况，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做法太过于随意，经不起推敲，通常不放到台面上来讲。但是这样的做法在研究实践中却是屡见不鲜，尤其是那些刚刚涉入研究领域的“菜鸟”。即便对于有经验的研究者而言，也并非所有媒体机构的大门都是向他（她）敞开的。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地点导向型”是以便利原则来选择地点（或媒体）的，但这并非是说“地点导向型”不需要研究问题，只是在“地点导向型”中不是先明确研究问题再来选择地点（或媒体），而是先有了地点（或媒体），在对所选定的地点（或媒体）有初步了解的基础上，在此过程中逐步提炼（或是明确）研究问题。至于研究问题如何提炼，那是后话，不在这里展开。

 

选位：身份调适

一旦地点（或媒体）确定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进入“田野”。如前所述，若是遵循“地点导向型”的选点方法，进入田野或许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因为这个地点（或媒体）是你根据便利的原则选择的。但若是采取“问题导向型”的选点方法，或许进入田野的难度就要大一些。当然这只是从通常情况做出的表述。从甘斯对于这方面情况的讲述中可以看出，他进入“田野”是非常顺利的——“我很容易即获得了进行田野调查的许可”，一方面是他曾经接触过一些电视新闻记者，他的一个大学时代的朋友把他介绍进了一家新闻机构；另一方面，“在其他情况下，我会径直去叩开新闻机构的门”。即便如此，也并非是说甘斯可以介入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正如他自己所写的：“我不能进入编辑或制片人批评下属的场合，以及一些执行官参与的会议；但无论哪种情况，我都能够在事后轻易地了解到发生了什么。”

就田野研究而言，从进入田野地点到你的研究对象真正接纳你，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别人通常帮不了你，只能靠自己。在这种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转变过程中，你可能要不断地调整你的角色，或者说选择恰当的属于你自己的位置。就一般的情况而言，当你到达一个新环境中，对你的研究对象而言，你可能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别人通常会无视你的存在。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完全是一个旁观者。慢慢地，你尝试着去介入别人的一些事情。推荐学生到媒体实习，我们时常会这样对学生说：刚去时如果别人不理你，你可以从打扫卫生、擦桌子等事情做起。当然就媒体机构的工作而言，寻找新闻线索、校对稿件等也是常见的工作，这些工作一般的记者不大愿意去做，也可以从做这些工作中慢慢地被别人接纳。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即便刚开始时没有人理你，对于做研究而言，那同样是一种观察视角，你可以观察别人到底在做什么、讲什么。只要你待在那个环境中，你就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在这个时期，正因为别人不理你，加之你初来乍到，你或许会对周围的一切都抱有某种好奇心，一旦你熟悉了环境，很多东西会视而不见。因此，虽然说被研究对象真正接纳是田野工作中通常渴望的状态，但是在别人逐渐接纳你的这个过程中，不同的阶段，你需要不断地对你自己的身份进行调适，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观察，而不是等别人完全接纳你之后再来做观察。就我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很多有价值的细节材料，其实是在刚进入田野对周围环境还不熟悉的时候捕捉到的。

甘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媒体调查时，“对新闻从业者的工作所知甚少”，正是在田野调查中，他发现“社会学和新闻业在某些方面类似。尽管它们在目标、截稿期限和受众方面差距甚远，但它们都在借助经验性的方法来呈现美国社会”。这样一种路径，其实也是人类学、社会学等在进行田野研究时的常规路径。现在国内从事新闻生产研究的研究者大多是有新闻学背景的，或是有过媒体从业经验的。以前我自己也试图让一些有媒体从业经验的人去研究他（她）自己熟悉的媒体机构的新闻生产，但是几次尝试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她）对那个环境太熟悉了，或是过度地限于媒体工作的一些具体的操作环节，很难从中跳出来在一个理论化的层面上进行思考。还有，甘斯在其著作中讲到方法时还提到一点：“田野工作中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去研究那些在政治上或文化上与田野工作者相类似并且会将同样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的人们。”这一点的重要性，不知有多少阅读甘斯著作的人能意识到？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无论是对于方法还是其他方面，他的表述似乎都很轻松，但是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在我看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学意义。这或许也是那些自以为熟悉新闻业的情况或是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的研究者在媒体机构内部从事田野调查时需要十分警惕的。人类学界有这样一句具有至理名言意义的话——“我们研究土著，并非是要变成土著。”这话如果转换一下，也可以这样表述——我们研究新闻记者，并非是要变成新闻记者。正如在人类学研究中研究者即便变成土著未必就能做好研究，在媒体机构内部做田野调查，也并非是“变成新闻记者”就一定能做好的。在这一点上，甘斯的表述是十分坦诚的：“本研究的大多数数据是借助参与式观察方法收集而来，而我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到新闻工作当中。”当然，如果你既能成为一个称职的新闻记者，又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媒体研究者，这样的“多面手”在现实中也并非没有，这两种社会角色也没有优劣之分，但熟悉不一定是理解，这也是一般的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