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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乘的《七发》是汉赋发展史上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这早已是学术界的定论。枚乘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后上书谏阻吴王谋反，吴王不纳，遂投奔梁孝王，成为梁国辞赋的代表人物。枚乘在梁国的辞赋作品，有《柳赋》《梁王兔苑赋》二篇，已无异议，而《七发》是在吴国所作还是在梁国所作，尚有争议。主梁国所作者， 「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主吴国所作者，如清梁章钜《文选旁证》引朱绶说：「《七发》之作，疑在吴王濞时。扬州本楚境，故日楚太子也。若梁孝王，岂能观涛曲江哉！」我们认为，《七发》是枚乘在梁国时所作，主要理由如卜： 1、从辞赋的发展来看，《七发》当写于梁国。枚乘在吴国时，辞赋还囿于南国一隅，流行的是抒情的骚体赋，不可能出现象《七发》这样明显带有讽谏意义的散体大赋。现存比枚乘略早的贾谊的作品止可以说明这一点。而枚乘到梁国后，辞赋之风北移，新的人文白然环境使辞赋境界大开，写景咏物的新体小赋大量出现，然后产生象《七发》这样的散体大赋的条件才渐趋成熟。 2、从史籍的记载来看，《七发》应该是写在梁国。《史记》、《汉书》都有枚乘在梁国作赋情况的记载。《汉书》的记载较详，其《枚乘传》云：「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这说明枚乘是梁孝王时期梁国最著名的辞赋家，理应有非常著名的作品。而《史记》、《汉书》都未载枚乘在吴国的作赋情况，这说明枚乘住吴国时主要是「为吴王濞郎中」，在辞赋创作方面的成就还不够高，不可能写出《七发》这样的佳作华章。 3、《七发》是一篇明显带有讽谏意义的作品。作品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说七事以启发楚太子。很明显，作品中的「楚太子」就是作者所要讽谏的对象。从作品中「太子方富于年」之句看，《七发》所讽谏的「楚太子」不指吴王刘濞，而指梁孝王刘武。「太子方富于年」，意指太子正值盛年，未来的年岁尚多。这与吴王刘濞的年龄相距甚远。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刘濞反时，曾自云「寡人年六十二」。枚乘在吴时，刘濞也当有50多岁，称「方富于年」，殊为不妥。而刘武是景帝同母弟，据《汉书·外戚传》载，景帝生于孝惠七年（公元前188年），刘武生年当然更晚。刘武卒丁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享年不过40岁左右。其「东西驰猎，拟于大子」时，不过30多岁，正值盛年。 4、从作品中「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等描写「楚太子」享乐生活的句子来看，《七发》所讽谏的对象亦当为梁孝王。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吴王刘濞冈吴太子入朝被皇太子打杀而怨望朝廷，称疾不朝，谋作乱。后景帝即位，议削吴，吴率七国诸侯起兵于厂陵。 当时吴王刘濞遗诸侯书中有云：「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可见，吴王刘濞为蓄积国力谋反，并无过度享乐之事。因而说《七发》是劝谏吴王刘濞，这「久耽安乐，日夜无极」诸语就有些不着边际。而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孝王刘武「东西驰猎，拟于天子」，确实有「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的情况。因而，《七发》若是劝谏梁孝王，才算对症下药。 以上几点足以证明，枚乘《七发》当作于梁国。 另一篇赋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缸，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日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司马相如在梁国时著有《子虚之赋》是没有问题的，但司马相如游梁时所著《子虚之赋》是不是现存的《子虚赋》，目前学术界还有一些争论。今存《子虚赋》和《上林赋》，最早收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利《昭明文选》也相继收入。《史记》、《汉书》皆作一篇，至《昭明文选》始分为两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在收录该赋前有一段记载： 会梁孝王卒，相如归……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 根据这个记载，有人认为，《史记》下文所收应为一篇，即《天子游猎赋》，相如游梁时所作《子虚赋》是另外一篇，《史记》没有收录。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史记》所收虽为一篇，但已包括相如游梁时所作《子虚赋》，《昭明文选》将《史记》所收分为《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很有道理的。《子虚赋》是相如游梁时所作，《上林赋》是后来的续篇，即「天子游猎赋」。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1、《史记》所收该赋，前半篇假托子虚和乌有先生的对话，言诸侯游猎之事，有头有尾，已可独立成篇，且与《史记》上文所载相如游梁「著《子虚之赋》」、「乃诸侯之事」等语相吻合。司马相如不可能有另外一篇《子虚赋》。而后半篇恰恰又是借亡是公之口言天子游猎之盛状，描写更为宏丽，与上文相如所言「请为天子游猎赋」相吻合。 2、《史记》言「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恨不能同时，这说明《子虚赋》是一篇重要作品。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写作《史记》时，《子虚赋》决不会亡佚，理当收录。同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并未表明所录只是「天子游猎赋」。「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这段话明显是针对《子虚赋》和「天子游猎赋」两篇加以解释的，并非单指「天子游猎赋」一篇。同时也表明，司马相如在续作后篇时，紧扣前篇作了通盘构思，因而前后两篇显得首尾衔接，以致我们今天可以作为一篇来读，司马迁也将它们放在一起收入《司马相如列传》中。 3、今存《子虚赋》，即《史记》所收前半篇，明显有司马相如游梁时写作的痕迹。这篇赋虽先借子虚之口盛推云梦，宣扬楚威，但先扬后抑，只不过是为后面乌有先生夸耀齐国作铺垫，其全篇之意旨明显是在宣扬齐国的声威。而这齐国实际上正是暗指当时的梁国，乌有先生夸耀齐国时有「游孟诸」一语可以为证。孟诸是古代薮泽名，其地正在西汉梁国都城睢阳附近。其实梁孝王时梁国为大国，「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为大县」，其疆域与历史上的齐国地域有交叉之处。可见《子虚赋》中的齐国正是暗指当时的梁国，《子虚赋》的创作主旨也正是要宣扬梁国的繁荣富庶和国势声威，因而这篇赋无疑是司马相如在梁国时所作。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在艺术形式上明显受到了枚乘《七发》的影响，在铺陈夸张的描写方面比《七发》更进一步，是汉代散体大赋的代表作之一。 枚乘《七发》和司马相如《子虚赋》的出现，标志着散体大赋体制在汉景帝时期的梁国正式生成。这应该是汉赋发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其意义之深远自不待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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