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冯其庸鉴定庚寅本侧记（赵建忠）(2017-02-15 23:50:28)给《天津日报》
刚刚度过90华诞的冯其庸先生在他的书房里热情接待了我们。王超首先描述了“庚寅本”购藏时的版本形态，他说购藏时的原钞本未曾装订，呈散页状，存第一至十三回全文及第十四回开头的两页文字，后面是150多张空白纸张。冯先生认真地倾听着，不时还提出些问题。接着王超缓慢地将“庚寅本”一页页展示：这个钞本共143页286面。开本长25.5厘米，宽17.2厘米。每面10行，行30字。王超介绍说，原有12处挖改待补痕迹，分布在第3、17、50、63、68、73、102、180、207、284面，且有挖掉之字条。冯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询问了相关情况，在场的任少东插话说，“书写挖改文字的夹条上文字墨色较钞本文字稍新，且与钞本文字笔画、笔锋有明显区别，应出自不同写手”。我们看到王超展示的这个钞本系用清代竹纸抄写，纸张已泛黄，个别页面还有些黄斑，周边自然氧化程度非常严重，冯先生仔细地观察，他特别留心该钞本的纸张、墨色、字体面貌，通过放大镜反复目验，借这机会我向他介绍了天津文物鉴定专家刘光启对该钞本的初步鉴定结论：“庚寅本”是光绪朝百年旧物，该钞本字体是典型的翰林体，笔迹乃模仿曾寓居天津的晚清状元刘春霖的书法。我还提示冯先生，该钞本第九回“闹学堂”文字中有“宁府中之正派元孙”写法，显系避康熙“玄”讳，据此也应当断“庚寅本”为清代旧物，但有的研究者却判定此钞本抄录于上世纪50年代，有的甚至断定“伪造”于新世纪的2010年前后，并请他谈谈目验此本的感觉。冯先生直截了当回答，“这个钞本纸张是乾隆年代的，从字体风格和吃墨程度看，只能比光绪更早。具体断代的时间还可以再研究，但抄写时间不可能晚到上世纪50年代或新世纪。我曾手抄过庚辰本，有这方面经验体会”，我们也清楚，“十年浩劫”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冯先生历经200多个不眠之夜，在自己的“瓜饭楼”用工笔小楷誊录了80万字的庚辰本《石头记》。冯先生停顿了一下，又补充说，
“这个钞本字体有些翰林体的风格，但笔迹与刘春霖也不相类，我早年临摹过他的书法”，王超在旁指出了这个钞本里面存在大量简化字,谈到有的文字学家据此判定“庚寅本”系建国后抄写的,并咨询大家对这种判断依据的看法，在场的邵佩英认为，“其实简化字自古就有,不能简单这样推断”，他还补充道“从写字角度,这个本子上的字体是民间写手的笔迹,而民间早就使用简化字。这位抄写者书法水平并不高,没有经过馆阁体的训练”，从字体风格看，邵佩英认为应该是清代晚期钞本。任少东插话说，“其实庚辰本也有类似的简化字，1933年胡适从徐星曙处得见此钞本，并撰长文介绍”。冯先生用放大镜反复观摩这个清代竹纸抄写的黄斑页面的墨色，用肯定的语气说，“当代人绝对抄写不出这种风格的本子”，接着，他特别询问了这个钞本上的批语情况。我向冯先生介绍：钞本批语有双行墨批、朱笔侧批及眉批、回前回后朱墨两色批等多种，数十条批语是独有的。冯先生点点头，接过王超赠送的“庚寅本”两页空白原纸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影印本后说，“谢谢你们来访和留下的宝贵资料，我有时间还会继续研究”。冯其庸作为当代红学泰斗，并且本身就是《红楼梦》版本专家，因此他关于“庚寅本”的看法当然很重要。天津外国语大学郑铁生教授曾发表过采访冯先生的文章，后来他又专门就“庚寅本”问题进行了一次电话采访，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的“庚寅本”专题研讨会上宣读了电话采访记录，进一步明确了冯先生对“庚寅本”相关问题的系统看法。
毋庸讳言，新发现的“庚寅本”《石头记》钞本，对其版本价值及抄录年代的判断至今仍存在着较大意见分歧。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表示：“无论目前庚寅本存在什么争议，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促成其影印是值得肯定的，会推动对这部钞本的深入研究”。应该看到，“庚寅本”是红学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文献，对其进行认真研究，或能为《红楼梦》版本源流梳理提供极有价值的文献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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