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研究中的诡异逻辑（三）——己卯本与庚辰本的相互纠缠

红学研究中的有趣现象，莫过于这两个本子的纠缠。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相互纠缠中，各路人马粉墨登场，各自出招，偶尔互拆两招，旋即和谐收场，看似招招制敌，实则心领神会。在这个原本可以做出诸多实际评判的地方，大家互不相干地唱着各自的戏，颇为滑稽。若说大家们都在养寇自重的话，这个“寇”也是捕风捉影，自树假象之敌罢了。

这个纠缠的过程，颇像市井小民之骂街，骂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直絮絮叨叨地骂着；为什么开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唠叨的过程；讲不讲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沉浸在自我编织的幻想里幸福地诉说。同时，大家又都心照不宣地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混战多方的最后底线，互相都不去触碰那些个敏感的东西。最后的结果就是：各自述说着各自的，把根本的问题全部抛至脑后，一阵子之后，各自心满意足地回家。

半个世纪过去了，长篇累牍的各类著作出来了，该回家的回家，该散伙的散伙，而该解决的问题呢？还在那儿等着该解决的人来解决。

 

哪根神经是大家都最敏感的神经？什么是大家都保守的秘密？依照笔者确定的原则，依然做逻辑分析，并不想介入这种毫无意义的混战当中去。

题外话几句。有朋友对我不介入具体内容有意见，问我：你不谈具体内容，不做具体分析，如何论证？我回答：多方在一起厮杀时，如果你能改变一点观念，站到山头上去俯瞰这场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厮杀，你是冲进去呢？还是坐下来反思？这全凭你对这场世纪大战的价值判断。

而我认为：九十年的时间跨度，众多国学大师的介入，海量的研究文字，却没有任何的结果甚至还没有任何可能有意义的方向与结论。至此，我们是否应该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发起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这场战争除了留下一大批堂吉诃德般的勇士外，什么东西都没有。

好了，言归正传。

上世纪初期庚辰本出现后，胡适先生就做过庚辰本与甲戌本、戚序本的比较，解放后己卯本的出现又夹缠进来。陈仲篪与吴世昌两先生于1963年就开始纠结于己卯本与庚辰本、甲戌本之间的关系，过了十一年，吴恩裕与冯其庸两先生的惊天大发现则掀开了潘多拉魔盒，各路人马纷纷进军，全面发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大混战。各种论著铺天盖地，各种假说精彩纷呈。

因确认了己卯本与庚辰本之间的血缘关系，仅有的三种相互关系全部成为了各方不同的结论：父子关系、子父关系与兄弟关系。通俗一点就是：要么我是你爹，要么你是我爹，要么我们一起找一个爹。

不管怎么称兄道弟、议父论子，有两根既脆弱又敏感的神经是大家都不敢扯的，那是什么？

 

一、明确的时间标定：

这两本《石头记》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标定，一个是标注在己卯本第三十一回至四十回分册回目上的“己卯冬月定本”，一个是标注在庚辰本后四册上的“庚辰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

己卯本与庚辰本在装订上相似，即十回为一册，每册有一个分册回目。己卯本第一册应该被撕掉七叶，含分册回目，第六册分册回目在，按照第三册的格式，在“第六十一回至第七十回”与“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并排双行之下，应该会标注定本时间，但恰好在“过”字处撕毁不见，“过”字亦只剩下半个字。这种撕法，在无任何依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感叹撕得太巧了。

庚辰本在前四册分册回目当中，无时间标示，后四册两册标示为“庚辰秋月定本”（第五、七两册），另外两册标示为“庚辰秋定本”（第六、八两册）。

这个时间标示看似极为巧妙，却蕴含着一个绝大的逻辑错误。坦率说，我不相信这么多红学家没有看出里面的问题，很可能就是大家都不肯去碰触这根脆弱的神经。如果说养寇自重的话，这个时间标示问题就是红学家们养的一个主要的“寇”，只是这个“寇”太烂了，简直不堪一击，很难称之为“寇”。

我们都看到了这两个本子之间明确的血缘关系，这个不需要再做任何说明，太多的红学家就这个问题已经做出了极为清晰的判断（这场混战也非毫无价值），我们把这两个本子的血缘关系看成下面论述的一个前提。

但是，从这两个本子有血缘关系这一点出发，我们无论如何都得不出合符逻辑的结论。

假设庚辰本过录己卯本，那己卯本第三册的“己卯冬月定本”并没用出现在庚辰本相应的位置上，所以，庚辰本过录己卯本的结论存疑。同理，己卯本也不可能是录自庚辰本，因为庚辰本第三册分册回目叶并没有“己卯冬月定本”六个大字，而己卯本在这个位置上多出了这六个字。

所以，我们无论想得出谁过录谁的结论，首先必须解释为什么出现过录本在极为敏感的时间标示上有着过录者的人为改动。否则，接下去的各种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同理，他们俩也不是兄弟，不可能过录于同一个祖本。逻辑关系同上，你必须承认这个时间标示是过录者做的人为改动。

这种极其重要的时间标示错误，引导我们得出一个判断：如果你不能解决这个时间标示的逻辑错误，其它的讨论，都是多余的。也就是说，在没有解决谁是谁的爹这个根本问题之前，说哪个本子最接近作者原稿，哪个本子极其重要等，我只能毫不客气地说：你爹是谁都不知道，你却说你是曹雪芹的嫡传子孙，这是毫无依据的一派胡言！

因此，这两个本子无论是互相当爹还是共同找一个爹，都有问题，因为对方特有的遗传基因并没有被忠实地拷贝下来。

那如何解释他们确实存在的血缘关系呢？

只剩下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直系关系。己卯本过录于己卯本底本，庚辰本过录于庚辰本底本，这两个底本在脂砚斋那儿有延续与传承关系。也就是说，这位脂砚先生在做“庚辰秋月定本”时，先把“己卯冬月定本”上的批语照录下来再于“庚辰秋月”的时候“定”这个庚辰之“本”。

奇怪么？奇怪！有道理么？没有道理。

除非你承认脂砚斋在做批语批发或者在做脂批本的批量生产。具体论证请参看笔者《诡异逻辑（一）——脂批与所附文本的关系》。

因此，我们当然可以判断，即使这两个本子都由各自的底本过录而来，那也是过录没有批语的洁本，然后自己添加批语。

这个时间标示是显见的，没有第二种办法可以解决时间标示上的矛盾，除非有人故意加上去。这两个本子确实是有血缘关系，确实有一个共同的祖宗，只是这个祖宗是一个没有批语的清清白白的稿本，在被人以公司化运作方式过录时，发生了各自的基因变异，一个变成了“己卯冬月定本”，这个是大哥，一个变成了小弟，就是这个“庚辰秋月定本”。

做出这个判断，还要感谢冯其庸先生充当了一回笔迹鉴定专家，是的，这个脂氏加批公司在运作完己卯本的制作后，两个人留下来了，年后继续制作庚辰本。这两人，或许就是批语制作部主任与副主任吧？

 

二、明确的笔迹鉴定：

这两个本子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抄手的笔迹鉴定问题。

吴世昌先生早在1963年就这两本的字迹做出了判断：

由于此本（笔者按：指庚辰本）和“脂配本”（笔者按：指己卯本）的字迹完全相同，出于一人之手，可知这些本子系一个书贾所雇的抄手所过录。①

这个判断到冯其庸先生的《论庚辰本》一文得到进一步阐述：

己卯本是由九个人抄成的，庚辰本是由五至七人抄成的，其中只有两个人，我们认为是既参加过己卯本的抄写，又参加过庚辰本的抄写，因此在己卯本和庚辰本上这两个人的笔迹是相同的，其馀就各不相同了。②

这些还在其次，吴恩裕先生的发现才是最惊人的：

在这个《书目》（笔者按：指《怡府书目》）里，我们发现了现存己卯本《石头记》的七个抄者中的三个至四个人的笔迹。这就是说，抄《石头记》的人中，也有三、四个人参加了抄《书目》。

《怡府书目》抄者的笔迹和抄者避讳情况同现存己卯本《石头记》的完全一致，充分证明：现存己卯本《石头记》的确是乾隆时怡亲王弘晓家人的原抄本。③

笔者为什么说在己卯本与庚辰本的纠缠当中，这个笔迹问题也很诡异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笔迹鉴定是科学。

请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一起请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来解决这个问题吧。我们很多学者颇喜欢在未知领域也充当专家，自己做起笔迹鉴定专家来。就我所知，所谓的笔迹鉴定并不是“这个弯钩写得特别长”、“这个字的这种写法极少见”就能解决的，如果就这么简单，还能有笔迹鉴定专家这么一说？不是个个都可以干成专家？国学领域并不是没有科学也并不能拒绝科学的啊。

上引三段如果都加上一个前缀：“据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依法鉴定并出具的鉴定证书”，同时附鉴定结论复印件。这时候，欧阳健们还能说什么呢？如果欧阳健们再掰，则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依法的鉴定都不认可，可是违法的！

在这个笔迹问题上，已经不是诡异的逻辑问题，而是很诡异的事件。

 

另外，再说几句题外话，有朋友说我这样是搞版本学。我回答：红学当中并没有“版本学”一说，那只是假对空的游戏而已。我只是希望我们站高一点，看远一些，坐下来，做一些反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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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世昌《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语》，引自《红楼梦探源外编》第156页注1，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冯其庸《论庚辰本》，引自《石头记脂本研究》第61页，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③吴恩裕《现存己卯本<石头记>新探》，引自《曹雪芹丛考》第224页，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