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戌本、庚辰本、已卯本是《红楼梦》的三个最为重要的版本，俗称红楼三脂本。1927年胡适在上海得到甲戌本，1933年胡适在北京得到庚辰本，解放后北京图书馆又收得已卯本。诸本发现之后，胡适、俞平伯、陈仲竾、冯其庸、应必诚等对它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些发现与研究大大地加强了红学的基础，拓展了红学的研究范围，是红学成为20世纪显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任何研究都是建立在其对象材料的基础上，红学研究的进程基本上可说是与脂本的发现同步的。在有正本发现之前，红学研究也没有多少材料所依侍，只是建立在程高本的基础上。有正本的发现，直接刺激了对程高本的否定及新红学的诞生，但是，有正本所提供的外围材料仍然非常有限，无论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还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辩》，无论是对作者的考证，还是对作品原貌的推究，大都只能是就作品论作品，这就不免被人讥笑为猜谜与附会。这种就作品论作品的研究方式，在甲戌本、庚辰本与己卯本这三脂本发现之后，这才有了大的改观。 一 版本的发现往往具有一些神秘色彩，有正本开始出现时就令人摸不着头脑，甲戌本的出现则不仅神秘，而且惊险。它的收购者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开门见山地对读者介绍道：“去年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种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后来胡适在《跋乾隆甲戌影印本》中又追忆道：“如果报纸上没有登出胡适之的朋友们开书店的消息，如果他没有先送书给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说我对一切‘重评’的《石头记》不感兴趣……于是这部世界最古的《红楼梦》写本就永远不会到我手里，很可能就永远被埋了!”一部“海内虽古的《石头记》抄本”，一个“给《红楼梦》研究划了一个新的阶段”的新发现，差点就因书名上署有“重评”两字，而与世人失之交臂，这样的发现真是惊险刺激。让人后怕和庆幸。 乍看起来，甲戌本非但其貌不扬，甚至还有一些残陋。这部题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小说，总共只残存有16回，还是零零散散的，缺少连贯。它们是：第1至第8回、第13至第16回、第25至第28回。每四回一卷，共分四册。回前有程高本和戚序本都没有的“凡例”五条、七言诗一首。各回的抄写款式参差不齐，变化不定。比如总评的位置，第1至第8回在位于回目之后，第13至16回则在回目之前，而在第25至第28回中，却又跑到了整回之后。与此相近，该版本的回末收结形式也没有统一起来。16回之中，第1、2、3、4、5、25诸回，故事戛然而止，没有附加的结束形式；第14、15、16、26、27、28诸回则以套语绾结；第6、8两回以回末诗联结；第7、13两回则兼用诗联与套语。即使在正文中，此本个别地方也有残缺，如第2回叙元春与宝玉的年龄差异说：“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就显然不太合情理，是来不及加工所致，第3回描写林黛玉眉眼的句子：“两湾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非。”就是未定待补的草稿模样。然而，这种残缺和不完满，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从某个角度说，这些不完满恰恰说明了它的产生之早。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貌不惊人的外表掩盖下，埋藏着价值连城的1608条脂砚斋批语。 翻开第1回，在“满纸荒唐言”一诗的上方，赫然印入眼帘的就是脂砚斋的绳头朱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甲午[申]八日[月]泪笔。”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之下，又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数语。曹雪芹逝世在壬午年，该版本却是在此之前八年的甲戌再评本，而且这种评阅一直持续到了甲申之后，跨越了曹雪芹的生前死后，而从批语的内容与口吻来看，这个脂砚斋与作者曹雪芹的关系又是如此的非同一般，可以想象，在这个版本中将会蕴藏多少有关作者生平与创作状态的天机!而作品本身的文字又将是如何的可贵!确实，“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人们苦苦探寻的曹雪芹逝世的年月日，在这里一句话就给道破了；第2回句下双行批“原应叹息”，则使人知道原来《红楼梦》中的人物命名也有着深层的寓意；第26回总评日：“惜卫若兰射圃文字迷失无稿，叹叹。”又透露出作者原稿迷失的信息，以及史湘云的结局安排；第27回总评云：“红玉后有宝玉大得力处，此于千里外伏线也。”又告知了红玉的下落……如此泄露天机的地方，甲戌本中确乎不在少数，本篇小文自然无法一一细陈。事实上，单是看看甲戌本独有的《凡例》对《红楼梦》的题名、旨义、创作过程的揭示，就可充分体会到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特别价值。 作为抄录评阅最早而历时最久的版本，甲戌本虽然不免有所残缺，然而，由于它毕竟更为接近原本，比起后出的本子来，那些因传抄而引起的讹错自然是大大地减免了，其总体质量必然要较其他诸本为高，许多地方可以用来校正其他诸本的文字纷争。 在享受过发现的强烈快感之后，胡适很快就在细致的阅读和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考证的新材料》的长文，分“残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脂砚斋与曹雪芹”、“秦可卿之死”、“《红楼梦》的‘凡例”’、“脂本与戚本”、“脂本的文字胜于各本”、“从脂本里推论曹雪芹未完之书”七个部分，对包括上述内容在内的这个版本的特点和价值作了详尽的评述。而尤为该文所强调的则是，“脂砚斋是同雪芹很亲近的，同雪芹弟兄都很相熟。我并且疑心他是雪芹同族的亲属。”“戚本前二十八回，所有评语，几乎全是脂本所有的，意思与文字全同，故知两本同出于一个有评的原底本。”“《红楼梦》的最初底本是有评注的。”“最初的评注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作的，其余或是他的亲信朋友如脂砚斋之流的。”当然，其中的核心论点则是：甲戌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借助于甲戌本，胡适不仅加深了对《红楼梦》的作者、创作及未完成部分等许多问题的认识，而且对此前红学所没法论及的脂评本身以及《红楼梦》错综复杂的版本关系也开始了特别的关注，而这些问题，尤其是其中的脂评、版本考证，甚至也包括胡适对它们的认识，日后都成为了红学的焦点。甲戌本一出现，红学天地骤然宽广了。 二 胡适确实与《红楼梦》的版本有缘。就在1927年幸运地购得甲戌本后不几年，他又在1933年得见了被称之为庚辰本的《红楼梦》脂评本。这个版本原为俞平伯的姻丈徐星署所藏，是他家住在东四三条五号时，在隆福寺的小摊上从北城的旗人手里购得。胡适的朋友王叔鲁恰是徐星署的亲戚，借着这层关系，胡适得以见到这又一个稀世之宝，能读到这样一部妙书，胡适自然有抑制不住的兴奋，在事情过去了几十年的21世纪60年代，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在《跋乾隆甲戌影印本》中，他追忆道：“甲戌本发现五六年，王克敏先生就把他的亲戚徐星署先生家藏的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八大册借给我研究……徐先生是俞平伯的姻丈，平伯就不知道徐家有这部书。后来因为我宣传了脂砚甲戌如何重要，爱收小说杂书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诸位先生方才注意到向来没人注意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类的抄本。大约在民国二十二年，叔鲁就向我谈及他的一位亲戚家里有一部脂砚斋评本《红楼梦》。直到民国二十二年我才见到那八册书。”得意之情竟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丝毫减弱，毫不顾忌到对他人已经有所损毁。 这是一部完全可以与“海内最古”的甲戌本匹敌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甲戌本的版本。与甲戌本一样，它也题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两书题名完全相同，一字不差。从许多迹象看来，它也像甲戌本一样具有《红楼梦》早期抄本的许多特征。本书除了第64、67两回之全部告缺外，第22回也只写到惜春的谜诗为止，尚未收笔，第17、18两回也还没有分开，第19回和第80回的回首及目录处的回目也未见。正文中也有一些类似的未完待补之处，如第75回中的“中秋诗”就尚未写好，回前脂批说得明白：“缺中秋诗俟雪芹”。诸如此类的未完待补状态，证明这个版本与作者的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庚辰秋月定本”和“庚辰秋定本”的行款则更清楚地表明，这是一部在雪芹逝世前三年的定本。不仅如此，与甲戌本相比较，庚辰本还具有明显的优越性。首先，它的面貌远比甲戌本完整，除了第64回、67回告缺外，《红楼梦》前80回基本上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书的装桢也很整齐，每10回合一册，全书共分八册。每册卷首近书口处，都有“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字样，第5、6、7、8册同处另有“庚辰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字样。其次，在这部接近80回的正文中夹有比甲戌本更为丰富的脂评，且其形式也颇具特色，除每回卷首和卷尾的总评外，尚有双行小字夹评、朱笔行间夹评、朱笔眉批和墨笔眉批。 当然，这个版本也有一些并非是创作本身未完待补的缺陷。如第4回叙薛蟠进京日：“那日将入都时，却又闻得母舅管辖着不能任意挥霍挥霍，偏如今又升出去了，可知天从人愿。”第23回叙元妃命太监夏守忠到荣府下谕：“命宝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不可禁约封锢，命宝玉仍随进去各处收拾打扫安设帘幔床帐。”第73回，叙探春与平儿的对话：“探春接着道：‘……才请你来问一声，还是他原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还是谁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然后就要治我和四姑娘?”平儿忙陪笑道：“俗语说的，‘物伤其类’，‘齿竭唇亡’，我自然有些惊心。”都极费心思而难得其解，“母舅管辖着”怎会是“天从人愿”?宝玉什么时候变成洒扫之人?平儿受到责问，如何说出物伤其类的话来?核之他本，原来第4回在“母舅”之后少了“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奉旨出都查边，薛蟠暗喜道，我正愁进就去了，有个嫡亲的"30余字，第23回“进去”之后少“读书，贾政王夫人接了这谕，待夏守忠去后，便来回明贾母，遣人进去"20余字，第73回“平儿忙陪笑道”下脱漏了“姑娘怎么今日说这话出来，我们奶奶如何当得起，探春冷笑道”20余字。显然，这样一些错漏，作者是没本事制造出来的，它只能是传抄转录的错误。这就说明，像现存所谓甲戌本只是原版甲戌本的一个过录本一样，这部庚辰本也并非是原版的“庚辰秋月定本”，而只是它的过录本。 指出这点，虽然多少有些让人感到遗憾，然而，世间的事哪里会有如此的十全十美、尽遂人愿?或许，在这过录之中还隐藏着许多未被人知的秘密也未可知。无论怎么说，庚辰本仍然是至今为止保留得最为完整、脂评最多的早期《石头记》抄本，有着不言而喻的宝贵价值。胡适当然认识到了这点，所以，1933年(不知何日)得见这个版本后，他很快就在1月22日夜赶作了《跋乾隆庚辰本钞本》，对这个版本作了介绍和研讨。指出：该版本应该早于戚序本，“此本是乾隆庚辰秋写定本的过录本”，其批语里也有一些极重要的材料，并据之推论说，“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凡最初的钞本《红楼梦》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曹雪芹是无疑的《红楼梦》的作者”，并说，在遗失的残稿里有“‘茜雪与小红在狱神庙’一回有‘慰宝玉’的事”、“‘花袭人有始有终’一回的正文”和“抄没的事”等情节。这些观点的多数应该说是有价值的。需要指出的是，胡适作这篇“跋”似乎时时有一个维护甲戌本的心思在，在他看来，“我的甲戌本”“最可宝贵”，而“徐先生所藏这部庚辰秋定本，其可供考证的材料，大概不过如此”。(前面所说的胡适的得意或多或少包含了这层意思吧?)这样一种心思在先，使得他对庚辰本的研究只是停留在浅尝辄止的描述与推测上，从而失去了一次更加深刻认识脂评本的绝好机会。 当然，胡适对庚辰本研究的浅尝辄止，可能也与其写作的匆忙有关，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在胡适为庚辰本作跋时，一个与庚辰本关系极为紧密的版本——己卯本尚未露面。事实上，胡适作《跋乾隆庚辰本钞本》时，已经发现了庚辰本的“写者又从另一本上过录了许多朱笔批语，最早的有乾隆己卯(1959)的批语，是在庚辰(1960)写定本之前；其次有壬午年(1972)批语……”只可惜当时没有己卯本来检校，只能是点到为止。对庚辰本的更为深入的研究也就只好留待己卯本面世之后了。与甲戌本和庚辰本一样，己卯本也题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早时为董康所藏，后归陶洙所有。当时存有40回，即第1至第20回、第31至第40回、第61至70回，其中第64、67二回系由嘉庆年间藏者武裕庵据程本抄配而成。1947年、1949年，陶洙先后据甲戌本和庚辰本校改过正文，并分别以蓝、红两色笔过录了大量的甲戌本和庚辰本脂批。该书每10回分装一册，其中第4册的首页有“己卯冬月定本”和“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字样，暗示了这个版本比庚辰秋月定本还要早一年。或许是收藏者一直秘而不宣的缘故，这部珍贵的《红楼梦》早期脂本直到解放后归于北京图书馆后，研究者方有机会寓目，直到1963年，陈仲竾发表《谈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才有了对己卯本评介的第一篇论文，该文指出了此本讹夺字少，批注多在正文内双行书写，绝少眉批和夹批等特点，同时据己卯本对《红楼梦》创作的增删、不同脂本之间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讨。 当然，己卯本的更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在对己卯本的散失部分的研究之中取得的。早在1957年冬，革命历史博物馆就从琉璃厂购得《石头记》残本，包括第55回后半回、第56、57、58回、第59回前半回共三回零两个半回。1974年，该馆王宏钧将其此残本送吴恩裕研究。吴恩裕、冯其庸为此合撰了《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于次年发表，他们从这些回目的用纸、抄写格式、装桢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惊喜地发现，这几个残回正是己卯本的散失部分。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这几个残回的考察中，意外地发现了“玄”、“祥”、“晓”字的抄写存在避讳现象，而对己卯本的重新检视，也发现了同样的避讳，其中避“祥”字讳5处，避“晓”字讳11处，而这三个字所避之讳恰恰就是乾隆时怡亲王祖孙三代之名，《怡府书目》原抄本中也存在与此如出一辙的避讳现象。据此，他们得出了己卯本的抄主就是怡亲王弘晓，“己卯本(包括残抄本)就是乾隆时怡亲王府的一个原抄本”的重要结论。后吴恩裕又作了《己卯本(石头记)新探》，对该本中的未讳“祥”字1处，未讳“晓”字7处现象作了解释，以为这是怡亲王弘晓本人及其同辈也参加了抄录的缘故，使其原有结论更为合理和周全。这个研究使人们隐约可见到曹雪芹的创作与当时的王府的特殊关系，为版本研究与《红楼梦》的创作与传播之间的联系打开了一条特别通道。尽管应必诚先生不同意原抄本说，他的《论石头记庚辰本》认为，己卯本的抄录相当草率简陋，而避讳也并不彻底，且有自相矛盾之处，在吴恩裕解释为弘晓本人抄录的地方，居然有未避其父“祥”字讳者，不应该是怡亲王府的原抄本，而只能是这个原抄本的过录本，也仍然承认这是怡亲王府原抄本的过录本，仍然没有推翻曹雪芹的创作与王府之间的联系。 己卯本的出现，不仅使人隐隐约约看到了曹雪芹与怡亲王府之间的某种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某种程度还改变了《红楼梦》版本研究的进程。由于它的出现，不仅使庚辰本与己卯本的关系、各脂本之间的关系成了研红者无法绕开的话题，同时也增加了这种研究的可能。从此，各个版本之间的比较和综合研究，便代替此前那种对某个版本的单独和孤立的评介式研究，成为了版本研究的主流方式。在这之中，庚辰本与己卯本的关系更是成了红学版本研究的一时热点。 1963年，吴世昌作《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本)》可以说是版本的综合比较研究的一个先例。该文虽然分为五个部分对庚辰本的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诸如“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题签是从别本上不合适地抄录过来的，脂砚斋是曹寅之弟曹宣(荃)的幼子、是曹雪芹的叔辈、贾宝玉的原型，畸笏叟就是脂砚斋晚年的笔名等颇具价值的论点，但文章的核心部分仍然是“本书的构成及其底本之年代”。在这个部分中，作者对多种脂本的题签、评语、回目、附记日期以及眉批年份等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和分析，得出了庚辰本是由四个不同底本抄配而成的结论。 冯其庸先生的《论庚辰本》可以说是红学版本研究史上的一大力作，然考其写作动因，则似与己卯本的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吴世昌的《论脂砚斋重评(七十八回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语》一文相关。冯其庸先生在《论庚辰本·序》中就说：“我个人认为他(按，指吴世昌)对庚辰本这个珍贵抄本的一些主要的论点，并不是无可商榷的，经过两年来的校订工作的实践，我深感到吴世昌同志对庚辰本的一些重要论点，有重新探讨之必要。”可见，正是由于吴文的激发，冯其庸先生才对庚辰本与己卯本的抄写款式、回目、评语、抄本的特性、避讳问题、笔迹等内容进行过细的考察，并得出了“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最后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是据己卯本过录的”，“这个抄本是仅次于作者手稿的一个抄本”等重要结论，从而将庚辰本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里有一个问题：以己卯本为底本，结果怎么倒抄出庚辰本来呢?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上，体现了冯其庸先生的慧眼灵心。他在己卯本上有乾隆时期的“早期朱笔校字”上，分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曲折过程”。认为在抄录完己卯本之后的若干时间时，抄藏者(怡亲王府弘晓或其他人)又借到“庚辰秋月定本”，并据以校改，“这些校补文字即以朱笔旁加或点改在己卯本的正文之侧。这些朱笔旁改文字，到庚辰本据己卯本过录的时候，在庚辰本上它们都有成了正文，不再是写在生侧的旁加文字了。”这样，己卯本便一改而为庚辰本了。 冯其庸先生虽然做的是版本研究，但却实实在在地触及了《红楼梦》的具体成书过程，反响空前的强烈，香港《大公报》也为之连载了好几个月。当然，不同的声音仍然存在。应必诚先生就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如果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的(而且据《论庚辰本》的分析，是己卯本在抄成后，又据庚辰重定本进行了校改，庚辰本就是校改后的己卯本过录的)，那么，己卯本的收藏者陶洙根本就没有必要用庚辰本去校改己卯本，或者说，校改了几页以后，就会发现完全是多此一举。”以此为触发点，应先生作了《论石头记庚辰本》，反《论庚辰本》之道而行之，着重考察了己卯本与庚辰本的相异之处，认为庚辰本并非是己卯本的过录，相反，“已卯本和庚辰本有共同的渊源”。另外，此书还认为，己卯本上的朱笔校字，其实是后人据现存庚辰本校录过去，多半出自藏书者董康、陶洙之手，己卯本散失的三回又二个半回，压根儿没有所谓的乾隆时期的“早期朱笔校字”，而是一体的墨色，就是一个硬证。当然，应必诚先生“否定《论庚辰本》分析的‘己卯本上早期朱笔旁改文字’以及从己卯冬定到庚辰秋定的过程，并不等于否定‘己卯冬月定本’和‘庚辰秋月定本’两行题记的真实性，甚至也不是否定庚辰秋定对己卯本的修订校改”。他认为，从两个本子都题有“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字样看，己卯本和庚辰本应该同处于一个定本期，这个定本期跨越了二个年度，“己卯冬月定本”改定的是作品的前半部分，“庚辰秋月定本”则是对作品后半部分的改定。 应必诚先生的研究，当然也没有终结庚辰本与己卯本之关系的研究，相反，自从这几个回合的讨论交锋后，此方面的论文、论著更是络绎不绝地出现，综合比较研究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观点也层出不穷、莫衷一是。版本的发现给了人们接近真实的机会，更给了论者争鸣的条件，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之中，人们才能最终走向了真实。 （作者：罗书华 原载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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