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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研究当中有很多诡异的逻辑关系，这些逻辑关系完全不关乎内容，在形式上就是畸形的错误的。新红学以来，这些诡异的逻辑关系就逐步成为不需要任何证明与论证的“公理”而流行在各大红学家的论述当中，进而被广大读者与红迷所接受与信奉。
本系列文章将以独立成篇的形式逐步清点这些不符合逻辑基本原理的诡异“公理”，剖析这些怪异的红学界普遍存在的混乱思维，并力图做出解答。 本篇我将探讨的是脂批与脂批所附之文本关系。为了不把问题泛化与枝蔓，我们只解析号称“三脂本”的甲戌本、己卯本与庚辰本的问题，通过剖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奇怪的逻辑关系居然不声不响就成为了“公理”。这个“公理”就是：脂批与文本之间的无缝链接关系。也就是说，脂批从来就不能与文本分开，脂批完全依附于文本，甚至已经成为文本的一部分。由于新红学研究的需要，脂批的地位得到了无限的拔高，不仅等同于文本，甚至已经完全糅合在文本当中。进而除非版本研究的需要，文本反而退位，脂批成为了主角。 以下论证以逻辑论证为主，非为逻辑论证引证，不做文本与脂批的具体内容分析，以此获得基本的逻辑结论。如需引证，以新红学普遍结论为依据。再者，本系列文章不做具体问题的讨论。 一、三脂本所据底本的成稿时间顺序与抄成年份： 1、三脂本的底本成稿的时间顺序： 甲戌本因文本的第一回正文中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句，确认此过录本所据底本为乾隆十九年(1754年)之文稿。 己卯本则是因为在这个抄本上有“己卯冬月定本”的题字，并据此确定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定本。 此三脂本皆题书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我们毫无疑问可以把这三脂本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甲戌本、己卯本与庚辰本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定稿于1754年、1759年和1761年，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年份为底本所定稿之年份，并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个过录本的抄录年份。 另外，由于己卯本与庚辰本之间极其复杂的纠缠关系，遂认为这两个版本可能有共同的祖本（即己卯庚辰本），饶是，亦不影响我们下面的论证。为了简化论证所牵涉的各种关系，下面我们将径直采用共同祖本说，即：己卯庚辰本。（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关系也暗含诡异逻辑，另文详述） 2、三脂本的抄录时间： 甲戌本由于在第一回有畸笏叟丁亥春的行侧朱批，墨抄总评也有作于丁亥的，抄录时间在乾隆二十三年(1767年)之后。 己卯本据考为怡亲王弘晓组织人员所抄，抄成年代约在乾隆二十五年到三十五年之间。 庚辰本抄成年代应该也在己卯本抄成年代左右，据考有两位抄手既抄了己卯本又承担了庚辰本的抄录工作。 二、脂批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脂本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批语，但是，也有很多相同的批语，据此我们可以认定，三脂本的批语源于共同的始祖，但又有不同的添加。 同时我们也认为，脂砚斋所批是与曹雪芹的创作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曹雪芹一边创作，脂砚斋一边加批并编辑并向外发布；或许曹雪芹只做了一次创作，脂砚斋却做了多次编辑并加批并向外发布；或者曹雪芹做了多次修改，脂砚斋也同步做了多次加批与编辑。 无论是曹雪芹一次还是多次创作与修改，或者脂砚斋一次还是多次加批与编辑，我们都看到了这个诡异逻辑的幽灵。 首先我们毫无疑问理解一点：曹雪芹的文本无论是一次定稿还是多次修改。文本本身是一脉延续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无论各本之间有多少不同的脂批，脂批的一脉延续也是显见的。 假设1：一次定稿多次加批 我们首先假定三脂本所据底本为曹雪芹的惟一改定稿，也就是说：曹雪芹其实就只写了一稿，然后交给脂砚斋做批语和编辑。脂砚斋做过多次加批的工作，并按时间顺序分别形成这三个脂本抄录所据的底本。 暂且不谈从具体文本内容来看红学界并不认同一次定稿的假设，“一次定稿多次加批”在逻辑就不能成立。脂砚斋批完甲戌本的底本之后，送给别人（或卖给别人），然后再回过来批己卯庚辰本的底本，再送人（或再卖人）。之后，这两个底本开始了其自身不可控的繁衍，第一个底本被转抄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甲戌本，第二个底本成就了己卯本与庚辰本。 在这个“一次定稿多次加批”的假设当中，我们回答不了以下问题： ①脂砚斋做的是批语还是做批语批发，甚至是做脂批本的批量生产？ ②这两个底本之间的文本演进做如何解释？ 因此，从“一次定稿多次加批”的假设演绎出的要么脂砚斋是商人在批发脂批本，要么己卯庚辰本是脂砚斋的修改稿的结论。这两个结论都与当下新红学的主流观念的不符与矛盾，此假设不成立。 假设2：一次定稿一次加批 我们再来看“一次定稿一次加批”的假设将演绎出什么诡异逻辑。 我们假设曹雪芹还就是做了一次定稿工作，在曹雪芹写作之后或同时，脂砚斋也在做加批与编辑工作，全书完成后（无论是八十回还是一百二十回）向外借出或在小圈子里面传阅。 这个假设回答不了以下问题： ①“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己卯冬月定本”、“庚辰秋月定本”、“庚辰秋定本”之间的关系； ②两个底本或三个底本之间的文本演进关系。除非认可时间顺序靠后的文本加入了抄主或抄手的修改文字。 假设3：多次修改多次加批 我们再做第三:种假设，即曹雪芹做了多次修改（这是新红学的主流观点），脂砚斋也做了多次加批并编辑工作（这当然也是新红学的主流观点）。在这个我们现在认定的主流观点当中，毫无例外也暗含着诡异的逻辑关系。 曹雪芹在做第一稿（暂且认为是甲戌本的底本）时，脂砚斋在做同步的加批与编辑整理工作，成稿后向外传抄（或小圈子传阅）。 之后曹雪芹又开始做另外一个修改稿（暂且认为就是己卯庚辰本）时，脂砚斋也一样地做同样的工作，然后也发布出去或传阅或传抄或销售。 这个假设回答不了以下问题： ①三脂本上相同的批语是如何延续的？也就是，三脂本为什么会出现相同的批语？ ②曹雪芹做修改时使用的是脂批本还是没有脂批的洁本？ 甲戌本由脂砚斋加批编辑完成之后，已经向外传播，那么，后来的修改稿当中在相同的地方出现相同的批语也就只能有一种解释：脂砚斋或者脂砚斋安排转录上来的。或者曹雪芹是拿脂砚斋已经加批了的甲戌本为底本做修改工作？饶是，畸笏叟在丁亥年即1767年却同时加批1754年的甲戌本底本与1761年的己卯庚辰本？假如我们设定己卯庚辰本为甲戌本底本的修改稿，畸笏叟有必要对一个草稿加批么？ 因此，“假设3”也不成立。 假设4：多次修改一次加批 假设曹雪芹是做了多次修改，而脂砚斋只做了一次批语，就是甲戌本上的批语。那么，在这个假设当中，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很明显： 己卯庚辰本上的批语如何来的？ 答案只能有两个：脂砚斋自己加上去的，别人按照甲戌本加上去的。 这两种可能性都有，我们不讨论毫无史料支撑的问题，我们只看一个诡异的关系暗含在里面：无论谁加上去的，拿什么做依据？回答必然是甲戌本的底本。 那就回答第二个问题：甲戌本的底本在哪里？回答：还在小圈子里面或者还有一部没有传出去。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不同？回答两个：脂砚斋又加了一些内容（导到假设3的结论）；别人添加上去的。 结论出来了：既然甲戌本的底本之外的那些批语不是脂砚斋所批，那就请把甲戌本以外的那些批语剔除吧。 三、诡异逻辑： 脂批与三脂本之间的这种不分彼此的糅合关系，成为了一种极其诡异的逻辑关系，必然导致悖论的生成。 最简单的两句话就是：加入批语要延续，那么文本就不能延续；假如文本要延续，那么批语就不能延续。 从文本看，我们知道文本不是延续的，是曹雪芹的一次次的修改稿，也就是说，文本并不是传抄延续，每个稿本是断开来的，皆由曹雪芹做着修改。因此，假设1与假设2都与当下新红学研究相抵牾，可以径直排除。 假设3这个选项当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脂批为什么有这么多“同”？ 假设4这个选项当中，则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脂批为什么有这么多“异”？ 四、重点剖析假设3 由于假设3即“多次修改多次加批”为当下的主流看法，我们再做重点剖析，认真分析其中的诡异之处。 曹雪芹做了五次增删，脂砚斋也同步做了五次加批与编辑工作。脂砚斋在做下一次加批前，都必须做一件工作，就是把上一个版本的批语过录过来。过录的时候要么删除一些他认为没有必要的批语，要么就是一字不落地在原位置上复原。当然，我们不排除这种看似没有道理的但在理论上可行的行为。 但是，之后的事情就不合情理，那就是畸笏叟的批语。按照己卯庚辰本上的提示，这个本子已经完成于1761年，所谓的“完成”包括脂砚斋加批以及过录前面版本的批语，然后又把甲戌本与己卯庚辰本一道交给畸笏叟去加批？而这个畸笏叟也蛮有意思，开始加批己卯庚辰本，之后又加批甲戌本？ 这些错乱的关系，请哪位当下主流红学大师在理论上全部按进框框即可，暂且都不谈合情合理，只要按得没有自相矛盾即可。 五、结论： 以上四种假设，如果把时间定位于曹雪芹创作与多次修改的同时做加批工作，都存在不合理的时间冲突与自相矛盾，如果再加上非逻辑论证的“情”与“理”两字，就成为一种毫无可能的无厘头行为，否则，只能由老天来处理脂砚斋与畸笏叟无道理可讲的忙碌。 但是，假设把这些复杂的关系挪后六十年，这些纠缠的问题都得到很好的解决：曹雪芹修改多少次都没有关系，脂砚斋、畸笏叟及其他的什么人想怎么批就怎么批。上面的纪年则根本不需要做任何考量，无非与假陶瓷假书画一样的一种仿古做旧的低级行为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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