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周报》的一篇《音乐圈那些要不得的“学院病”》 激起千层浪，文后有一长列留言，其中持否定态度者占大多数。本人也被此文触动，不过因为做惯了看客所以并没有留言；假如我留言的话，那么会是坚定的“少数派报告”。
房间里有一头大象，可是大家对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视而不见，从而陷入集体沉默。这就是英国谚语“房间里的大象”的所指。窃以为，“音乐圈那些要不得的‘学院病’”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此之外还有更庞大、更厚重的内容。
象头：延续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我国大学的管理体制、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并没有明显改变，所以被众多教育研究者称之为“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学院派”自然也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特点，重视来自上面的行政指令而忽视下面学生的实际感受，重视“生产”（教学环节）而忽视“销售”（就业），固守一套专业标准而几十年不做迭代。这种思维模式还影响到普通师生的观念与行为，自仗是事业单位、“学院派”，高高在上，看不起也不擅长面向急遽变幻、不断升级的社会文化需求提供丰富的音乐服务。
象耳：脱离现实生活场景的教研活动。“学院派”的气质主要由教师塑造，那么教师重视什么？自然是“发论文”和“打比赛”。麻省理工学院的核心理念是“关心真实的科技与世界”，令人痛心的是，我国音乐院系的大多数论文和比赛都不具备真实性，远离现实生活：论文不为发现和解决音乐现实世界的问题，而是为了在人为定级的刊物上发表；比赛也许行政级别很高，但是没有票房甚至也没有流量，成为小圈子内的孤独游戏。如果说这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还能够得过且过的话，那么在当前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期，“学院派”的大多数“产品”都将被现实世界无情抛弃。
象身：“一专无能”的素质培养。音乐院系中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方向”，比如器乐就分为钢琴、月琴、古琴、小提琴等，甚至音乐教育专业也同样要细分出这些方向来。至于大学生应具备的人际交往、团队合作、形势观察及应对、时间与情绪管理、创新创意等能力，既没有相应的课程支持也不存在相应的考核要求。我们如此重视“专业”，但近年来内陆音乐院系在国际音乐比赛中的表现却可以用“惨淡”来概括，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阎惠昌甚至还指出民乐方面内陆的表现同样不容乐观、与海外相比处在“此消彼长”的态势。那些能够进入专业乐团的极少数毕业生，也被普遍诟病“独奏看着还好、合奏哪里都是问题”。另外，在音乐院系中，我们都知道专业老师才是“亲老师”，而大多数专业老师不愿意上本专业之外的课程。那么教师轻轻松松十几年、几十年后，还会是一个综合素质、适应能力很强的教师吗？这样教师教导下的学生，会是综合素质、求知欲望和适应能力很强的学生吗？
象腿：缺乏适用性的学生表现。学院派传承的是“高雅艺术”，学生规模大但是类型单一，音乐技术要求高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学生根本达不到。在雷同的教学模式下，多数学生既不能成长为专业人才，也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很多专业人士都在强调学院派音乐演奏的严谨性，但是请问有几人的“严谨”是在大量研读资料和音乐分析后的主动的严谨？多数“严谨”不过是懒惰的简单复制“大师就是这样”罢了。教育不是传授某种固定的知识与技能——那样的做法在周而复始一成不变的农业社会才可能有效，而是“授之以渔”，培养灵活的、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小范围的调查表明，一些音乐院系超过三分之二的毕业生都在从事与所学专业无关的工作，那么音乐院系要看到这个事实并努力为这样的学生提供支持。
象尾：普遍需要“再教育”的就业现实。美国大学——包括伯克利这样的音乐学院——注重帮助学生打通他们与社会的联系，学生求学期间就在团队项目中浸润，学校则组织技术流、人才流甚至资金流加以支持，为学生的创意、创业和就业提供实施保障，从而消除学业和就业之间的时间差（时间是最重要的资源）、水平差（在社会中的个人磨练远远无法和大学里的协作创新教育相提并论）。反观我们的“学院派”，却更乐于和善于建造专业壁垒来维护自己岌岌可危的利益，所谓“学生就业服务”不过停留在文件中；学生毕业后或者靠自己在社会上重新摸爬滚打、野蛮成长，或者被用人单位普遍反映“再培训成本太高”。
大学是这个世界上最具反省精神的文化存在，作为“学院派”，我们必须具有反省能力。我们最先应该反省的，是大学不要成为拖累社会的“老大之学”，学院派不要成为“伪学术”和“深宅大院”附体的“学院派”。否则，“学院派”必将全面升级为“学院病”，在时代的飞速发展中寿终正寝。
文 | 张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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