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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史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二十四史中，它以极富可读性，而成为读者喜爱的纪传体史书。但这种可读性，是如何形成的，似乎非深入分析而不能得。张中行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做了一点这方面的工作。他以《史记》三处为例，分析其妙笔、奇笔，让读者感悟古人用笔之妙与文章之法。  《史记》妙笔三例  文 | 张中行
还是多年以前，我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约，给他们的“阅读和欣赏”节目写了几篇解说古典作品的文章，记得其中有语文课本的选文，有《聊斋志异》的故事。承编者好意，有一次交稿，问其后还打算写些什么。我一时力小而心高，未再思三思就说，聊斋故事已经写了两篇，还想写一篇，凑个事不过三；此外还想谈谈《史记》的奇笔，推想对写作会有些启发，计可以成三篇，播三次。慷慨话说过，不想编者就记在账上。然后是宛转催索。聊斋故事只一篇，比较容易，于是把菊花精黄英女士请来，协助还了愿。《史记》呢，就一直没有下笔。原因有两种。其一轻些，是广播文难写，一要变诉诸目为诉诸耳，这就不能不“白”，即浅易流利，像话；二要恰好五千字支持半小时，没有昔年制义的训练就难得应付裕如。其二重些，是我有自认为更急的文章要写，拿不出洋洋一万五千言的时间。我先是拖一阵，后来决定赖账。承电台编者体念下情，用沉默的方式表示不再催索。可是我却没有忘记这久存于心的想法，即《史记》的这类妙笔颇值得说说。还旧账，难；不如也来个妙笔，写一篇诉诸目的，大题小作，点到为止，也许压三为一，总共五千言就成了吧？于是决定写这一篇。
近年选讲《史记》的文篇，以及书，不少，其中常收的是多篇列传，如廉颇蔺相如，魏公子，李将军，魏其武安侯，刺客，滑稽之类。这是因为，这类传中有生动的人物活动，读者会感到有兴趣。人物活动写得精彩，是文笔高妙之一证。我这里想谈的，是人物活动以外，文笔还可以主要表现自己，至少我看，那就更高更妙。想举两篇加一组为例：两篇是《伯夷列传》和《货殖列传》；一组是多篇后的“太史公曰”，其后史书称为“论赞”的，篇数多，只举少数为例。
一《伯夷列传》
为人立传，不管依什么法，都应该由传主写起。《史记》就是经常这样的，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开头是“廉颇者，赵之良将也”，《魏公子列传》，开头是“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厘王异母弟也”，《李将军列传》，开头是“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伯夷列传》却不然，开头是：“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为什么忽而这样不守常规？还有更不守常规的，是全篇七百八十二个字(依古法，不计标点)，写伯夷、叔齐，由“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起，中间叙述兄弟让君位，互不相下，都逃走，欲投奔西伯昌(后追尊为周文王)而西伯死，路遇武王伐纣，谏而不从，周灭殷，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到“遂饿死于首阳山”止，只用二百一十三个字，不及总数的三分之一。不守常规必有原因，我们无妨猜一猜。一种可能是伯夷、叔齐事迹少，所以变个写法，敷衍成篇。显然，这个理由不怎么强有力，因为同样用常规，可以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另一种可能是兴之所至，因而就忘了常规。这个理由也不成，或更不成，因为太史公著史，是遵老太史公司马谈之嘱，当作“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的大事做的，不会拿起笔而听任兴之所至。兴之所至的反面是有所为。为什么？这要看他于伯夷、叔齐的事迹之外，都写了些什么。我以为，像下面这样的话是值得反复琢磨的：
三段，第一段意思最沉痛，是世道很坏，干坏事走运，干好事倒霉，使人灰心；天道也靠不住，经常是好人得恶报，坏人得善报。怎么办？于是过渡到第二段，灰心而良心不能泯灭，只好洁身自好，甘于举世皆浊而我独清。可是想到人生一世，甘于独清，究竟所为何来？于是又来个第三段，慨叹有不少隐居之士，道高德重，却没世而名不称，与草木同腐，也不免于心境凄凉。
南宋李唐：《采薇图》（来源：《中国书画报》网站） 所有这些感慨与伯夷、叔齐有什么关系？可以说有关系，是这些感慨都是伯夷、叔齐引起的。有伯夷、叔齐饿且死时作的歌为证，歌辞是：
歌的主旨是对世道绝望，所以勾起同样的感慨。也可以说没有关系，因为对于伯夷、叔齐，孔子的评论是“求仁而得仁”，孟子的评论是“圣之清者”，都是由钦佩人品方面着眼，太史公这三段却是躲开本人，大发其愤世嫉俗的议论。这有关系无关系之间，也可以挤出个骑墙但合情理的解释，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酒杯确是他人的，而借，则着重浇自己的块垒。这样做好不好？用制义的清规戒律衡量，这是放松中间的八股，而在大结上用力发挥，不合常规事小，放言无忌，会惹来横祸事大。撇开制义，评论就会是另个样子。比如用两个标准衡量，一是内容的分量重不重，二是感人的力量大不大，我们就都会承认，痛心世道，慨叹人生，分量很重；行文一字一泪，使千载下的人诵读，也禁不住要陪着落泪。说起泪，我们又不能不想到太史公的身世，或加细说，品格、见识、抱负和遭遇。他心在天上，眼却不能不看地上，于是他愤懑，就不能已于言。这可以直截了当，于是他写了《报任安书》；也可以借题发挥，如《伯夷列传》就是这样成篇的。这样，至少我看，这打破常规的写法就不只是也可，而是更好，因为更沉痛，用时下的话说，更有教育意义。
司马迁 现在可以回到本题，看这笔法之妙可以给我们什么启发。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值得深入体会。一是执笔为文，要有分量重的内容。何谓重？不过是发自内心的悲天之怀和悯人之泪而已。二是文无定法，应该随着思路驰骋，有时合了常规，起承转合，可以；有时不合常规，如用兵之背水一战，也未尝不可，甚至未尝不好。
二《货殖列传》
《史记》选本，我看过一些，几乎都不选《货殖列传》。推想原因是，内容讲古所谓食货、今所谓经济的情况，怕读者感到难，并且干燥。我的看法不同，甚至可以夸大说，《史记》列传七十篇，如果不能都读，挑挑拣拣，不管选取多少，《货殖列传》一定要入选。理由有求知方面的，是往古的经济情况，与社会和人生关系密切，应该知道。这里只说写法方面的，是一，内容复杂，最难写，我们应该见识见识，在太史公的笔下，如何举重若轻；二是本篇想着重说的，是写柴米油盐之类的事，竟也能够融入作者自己的情怀，富有诗意。记得果戈理称自己的《死魂灵》小说为诗篇，我多年来多次读《货殖列传》，也有类似的感觉，分着是看生产、积聚、商贾、财富、世俗、人情等等，而总的则像是读一首长诗，心情随着激荡。
何以故？先岔出去说一点点与本篇有关的意思。计有两点。其一是对本篇的评价，因为太史公没有鄙视富厚，有的人就说是崇势利，羞贱贫，不合圣人之道。孔子确是说过“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所以这样评论也不是无中生有。也有不贬而褒的，如姚鼐说“讥其贱以绳其贵，察其俗以见其政，观其靡以知其敝”，即用意不坏，理据是旧的；又如胡适作《太史公替商人辩护》，说“承认营利致富是智能的报酬，不是傥来之物，这是很替资本制度辩护的理论，在中国史上最是不可多得的”，即誉为开化，理据是新的。我站在褒的一面，还想加个理由，是来于太史公的遭遇。我们知道，太史公是因为无财，不能交赎金，才不得不受腐刑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试想，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遭遇，拿起笔，讲财富，会写些什么？恐怕开卷第一回必是子路的“伤哉贫也”之叹。我读《货殖列传》，感到有浓厚的诗意，就因为字句间总像是晃动着一种情怀，即“伤哉贫也”。再说其二，是本篇确是比较难读。原因之一是往古的许多事物，我们感到生疏。这没有补救办法，只好多见而识，求由生变熟。还有原因之二，是头绪多，难得理出个脉络。昔人也有这种感觉，如清朝阳湖派文人恽敬曾说：“《史记·货殖列传》千头万绪，忽叙忽议，读者几于入武帝建章宫、炀帝迷楼。然纲领不过昔者及汉兴四字耳。”这是大结构。大结构之下还有小结构，又各部分都难免夹叙夹议，如果用这样的目光去解析(我试做过)，理清脉络是并不难的。
张中行（来源：光明网） 岔出去的话说完，接着前面说这样的题材，如何能够写得有诗意。我的体会，一种，来于用欣赏的态度写所见所闻；另一种，来于用伤痛的心情写感慨和眼泪。
前一种，人各有见，估计有的人会不同意。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我说我的。记得每次读这样的文句：
心里就不只是得所知，而且有所感，禁不住为世道，为人生，更常常联想到己身，而深深慨叹。慨叹可以来于知；而深深，我以为，是来于作者心中和笔下的深情。
再说后一种，简直可以说不只有诗意，而就是用散文的形式写诗。如下面这些就是这样：
表面看是推崇富厚，以至于说长贫贱而好语仁义亦足羞；而其实，这是抒发伤哉贫也的感情而至于愤激，情深，所以应该看作散文形式的诗。如果这种看法不错，我们就会想到一个值得惊讶的情况，是太史公的文笔之妙，竟至于如何枯燥的题材也可以写得富有诗意。《史记》之后，正史由《汉书》起，食货志不少，就不再有这样的妙笔，所以我们读《货殖列传》，就不免有广陵散之叹。
正如《伯夷列传》，这妙笔也会对我们有所启发，这是，枯燥的题材也可以写得不枯燥，办法是注入自己的深情，以求引起读者的心灵共鸣。
三 “太史公曰”
如上面介绍两篇列传所说，太史公著《史记》(其实应该说著书，因为本名《太史公书》)，写身外事物的时候也不忘写自己。这是因为自己有见识，有感慨，而且有悲天悯人、知其不可而为的热情，于是遇到适当时机就不能已于言。言，如上面所引，在篇什中直抒胸臆是一种形式。此外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所谓《春秋》笔法，于叙事中寓褒贬，或爱憎。以秦末刘、项争天下为例，刘胜了，项败了，太史公写，没有用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俗套。而且不只此也，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写项羽败走，本来可以过乌江，图再起，至少是逃命，可是说：“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自刎而死，这是表示，虽败死而不失为英雄；写刘邦就不然，用儒冠便溺，洗脚时见客，想尝用生父肉煮的羹，胜利了，到家乡夸耀，还问父亲太公，自己是不是更有出息，总之是处处露出一股氓气。这是叙事之中寓爱憎。太史公究竟是太史公，这样写，还常常感到不能尽意，于是兼用亲自出马的形式，于终篇之后再来几句，标题为“太史公曰”，即后来著史者模仿，标名的“论”或“赞”的。这是见识和感慨的凝缩，总是言简而意深。尤其在太史公笔下，内容分量之重且不说，专看写法，我总觉得，最宜于用“神出鬼没”这个成语来形容。空口无凭，且看实物。《史记》多篇有“太史公曰”，只抄一点点：
看三则就可以感到，这类论赞有共同的特点，是一，简短；二，变化多；三，意深。我们都知道，如果内容不寒俭，写简短了不容易；不只篇，甚至句，写简短了也不容易。所以惯于甚至乐于写长篇长句的，应该看看这个，变变认识，讨点巧。再说变化多，是来于思路灵活。自然，思路灵活还有来源，从三教九流、古今中外吸取营养之外，还有个绝顶重要的，是不入主出奴。不奴则头脑中无枷锁，思路才可以自由驰骋，笔法的神出鬼没只能由这里来。有的人拿起笔，最先想到，也就写到，圣人曾经怎样指示，贤人曾经怎样体会，自然就欲不死气沉沉而不得了。总之，也应该看看这个，学，先求思路解放，然后才能走向风逐云团、瞬息万变的境界。最后说意深，上面已经说过，是来于有超常的见识和悲天悯人之怀。追到根柢说，文是，至少应该是，为人和心境的写照，没有太史公那样的为人和心境，想深下去是万难的。但此理是可见的，所以也就值得深思。
陕西韩城司马迁墓 三例说完，想总的说几句。语云，千古文章一大抄。这里无妨退一步，说文笔的高妙，都是学来的(融会贯通以至于悟出点什么，要以学为基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移用于文就必须放大为，任何笔写的，口说的，高至图书典诰，低至泼妇骂街，其中的有些甚至多数，或取其理，或取其语句，都可以吸收而利用之(或反用，即避而不用)。皆可为师，但师有大小，有重轻，大者重者要多用力学，以求增加笔下的资本，变低为高，变拙为巧。本篇所举《史记》的妙笔，我认为应该算作师之大者重者，纵使未必是最大最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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