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宇 和缓医疗CEO,曾任移动互联网纽交所上市公司EVP，近10年移动互联网公司管理经验。 D2D简介 什么是医生移动协作(D2D)模式，该模式的特色是什么，应该如何理解?当今的医疗背景下，它有什么意义? 李宇： 原来的互联网消费领域，基本都是按B和C来区别，B2B，或者B2C。但医疗行业比较特别，医生既是服务的提供者，又是个人，不是公司，所以互联网传统的B定义，就不符合医生这个角色。医生到医生，医生到患者，不是B2B、B2C，而是D2D(Doctor to Doctor)，D2P(Doctor to Patient)，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因为提供服务者是个人，个人端就是服务者，应该把它独立于B和C之外，所以起了一个新的名字D2D。  我们暂时没有强调医患D2P环节，因为我们认为现在中国的医疗状况更需要的是D2D的服务。过去认为移动医疗的目的在于连接医患，让患者更方便找到医生，但这是偏美国形式，因为美国医疗服务体系相对比较健全、规范，总体医疗资源基本是满足需要的。但在中国，需求是爆棚的，供给侧反而是资源不够，分布不均匀，所以我们是从供给侧入手，先把医生工作效率提高，然后再谈我们怎么连接患者。这个区别在于医生是医疗行为的主体，消费者是消费行为的主体，所以我们不做消费医疗，也不把医疗当做消费行为来看。医疗一定是医生为主体的服务，互联网本质，我们理解还是服务。 从医疗层面来说，我们不可能替代医院去给人看病，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帮助医生提高工作效率，帮助医生连接起来，确切的说是帮助基层医生与专家医生联系起来，弥补医生群体之间的知识经验差，同时基层患者也能够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我们认为现在医疗的矛盾不是找不到医院、找不到医生，大家都可以找到，只是所有人都想挤在前面找专家，所以核心的矛盾变成10%的医生看了40%的病，大家都在抢专家资源，无论什么小病都要挂专家号，但专家就那么多，哪有那么多人可以挂。其实医生的整体数量我们还是不少的，大约有300万医生，美国不过才120万，但是专家我们就只有十几、二十万。大家都找十几万、二十万的专家就麻烦了，所以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做医患的连接，而是做基层医生与专家医生的连接。因为大部分人看病会先到家门口的基层医院初诊，如果有问题再去大医院筛查，所以基层医院又叫健康守门人或全科医生。 我们做的，就是把基层医生端当做全科医生，把专家当做专科医生，用我们的平台将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连接起来，类似欧美体系的全科到专科。但角色有一点不同，我们把基层医院普遍的医生作为全科，完全不用全新再建立一套体系。我们体系是现成的，基层医院有大内科、大外科，其实就是全科医生的角色，所以我们这个D2D，其实就是专科医生与全科医生中国特色的连接，对于现在国家大力提倡的“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我们认为实际上国内已经有类似于全科医生的体系，没有必要单独再去重新建立一套，费时费力，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可以因地制宜，依托现有医疗体系加以修改完善即可很好的执行“全科医生”制度。以北京为例，每个片区规划的都很好，二级医院也很丰富，所有的二级医院都有质量验证体系，都有经过至少五年临床、三年住院医培训的医师。但即使如此，北京的二级医院看病都根本不用排队，所以医疗资源并不是不够，我们医疗资源分配也还算均匀，都是按区按片划的二级医院，但是大家不去，这是患者期望值匹配的问题。我看前两天协和医院下面还挂靠几个二级医院在分流，这些分流的二级医院担任的角色其实就是社区医院，就是诊所。所以我们认为把现有的医院资源盘活是最重要的，盘活就可以很好的实现国家“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战略布局。  那么如何让基层患者愿意留在基层医院看病?首先要保证基层患者在基层医院得到的服务质量和三级医院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其次，患者的疾病没有重到非要复杂的手术，要各种输血配型，各科医生综合会诊急救，没有那么重，他不需要去三级医院。所以基层医院着重需要提高保证自己的服务质量，对此我们有两个关键词叫“赋能”和“授信”。 首先，何为赋能。过去基层医生见的病例少，经验少，但现在通过我们的平台，专家可以随时给基层医生补充相关知识，赋予其诊疗的能力。医生这个群体特别可爱，闲暇时间都不想玩，但凡给他们一个病例，就来精神了，所有的医生都是想学习和看病例。我们平台能够让专家用更少的时间看到更多的病例，解决更多的问题。最关键的，对于基层医生而言，学习专家的诊治思路更重要。只给基层医生一个结果或者只给一个用药方案不解渴，为什么专家是这个思路?所以需要专家有一些耐心，细致告知整体诊疗思路，包括某种病首先考虑什么，怎么看，然后一二三先排除什么，后考虑什么。这对于基层医生的提高，是一个特别关键的过程，也是一个继续教育的过程，相当于在实践中学习，在实例中不断提高实战能力。  另外我们还通过互联网学院体系为基层医生赋能，专家把自己的经验集合成册、集合成课程，不断向基层医生传递。我们用了一套学院的体系，根据各个科室专家定制个性化课程体系，基层医生有患者时，可以一对一的向专家提问;没有患者时，基层医生可以在导师专家方向下不断钻研。这样可以解决基层医生继续教育的问题，碰到实际病例又可以实时连接，在整个医生群体内解决传帮带的问题。这对于解决在国家分级诊疗政策实施中遇到的基层医生远程培训问题有非常大的帮助。 其次，何为授信。无论医生服务水平怎样，患者可能都会怀疑其诊断结果，这是避免不了的，这跟医生水平没有关系，是人性的本能反应，患者想知道这个治法适合不适合自己，想再听听别人的意见。授信就是说不管基层医生诊疗对错，都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来进行评判，这个第三方是单独诊金，与后续治疗没有任何的利益瓜葛，患者开不开药、检不检查、住不住院跟他没有关系，这是一个独立第三方给患者一个中立的意见，这是最可信的意见。  赋能和授信两个环节对于患者，是最可靠、最好的诊疗方式。无论什么样的疾病，不用做重复的检查，在家门口基层医院就可以享受全国最高质量诊疗服务。D2D的核心是充分利用专家的碎片时间提升咨询效率，同时通过给基层医生赋能授信，让患者安心在基层医院看病。未来医疗发展是要靠分级诊疗，分级诊疗必然有需要远程咨询的场景，然而不可能所有的专家都跑在基层，远程一定是通过移动互联网真正把人连接起来，在工作之外的时间让专家的能量继续释放。 D2D的商业模式 很多互联网医疗公司，如丁香医生、春雨医生等，针对的主要是C端，是消费者，比如“轻问诊”，他们的商业利润主要从C端来。那么，D2D这种商业模式是怎么运作的? 李宇： 在我们看来，用户和客户的概念是分开的，医生是我们平台的用户，患者是我们平台的客户，患者是受益方，所以患者来付费。但是因为专家的医学经验知识等，患者不能直接使用，所以就是通过基层医生这个桥梁，帮助患者理解专家医生的建议与诊断。那么当然是由患者来付诊金，这相当于患者同时请了两个医生帮他看病，一个专家、一个基层医生。在原有的消费行为体系下，大家就是物美价廉的服务消费者就行了，但是医疗服务中这个主体是不一样的，因为服务形式不一样，专家提供的医疗服务患者不能直接使用，需要基层医生进行二次转化后使用，所以在提到D2D时，我们其实省略了后半句，应该是D2D2P。  D2D模式的适用性 D2D模式主要是针对一些基层患者，他们本身经济能力肯定是有限，因为本身去看病的时候，已经觉得看病贵，他们会不会觉得再去找一个人看没有必要?或者即使有必要，但经济能力也无法承担? 李宇： 这个问题需要分几个方面看。首先感性的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我有亲戚朋友看病的，我都让他在当地用我们的平台，这是他能得到最高质量诊疗服务的好办法。对于普通人，到哪个医院，挂什么科，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医生帮你去筛选，帮你找到专家，这是一个效率最高的办法。而且对于患者而言，省去了舟车劳顿，等待的焦虑，还有自己以及家属的时间成本。你想想看，去看外地专家号的过程耗费多少成本，其实对于患者而言，节约更多是这些过程中的时间和消耗。跑外地看一个病，几千上万省不了，而我们的平台仅仅是几百元，且在家门口的医院就可以完成，对于患者而言肯定是省钱的，同样达到看专家的效果上，我们用了极低的成本来提供服务。  我们的平台基于iPad建立，而且是先部署靠使用分成，再逐步回收成本，所以成本结构低，这才决定我们可以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服务。我们的平台很透明，全国统一价，咨询北京的副主任医师是RMB 399元，咨询正主任医师是RMB 699元。如果在这个过程里，患者都舍不得花几百块钱咨询专家，我们觉得患者可能对于我们平台提供的医疗服务价值不够认可，那就暂时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现实中人们花几百块钱买药，没有人会不舍得，老觉得这个药肯定要吃，药到病除，而把钱花在前面的医疗服务上，就觉得不值当。其实看对病、吃对药更重要，不能迷迷糊糊先吃完再看疗效，没有人愿意当小白鼠。 如何消除患者对D2D模式的疑惑 患者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单凭着这种远程的病例档案传输，没有到专家的面前，专家看不到这个人的状态实际是什么样子，仅凭一些报告下诊断，是不是不太可靠?而且万一出现错诊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李宇： 从政策上来说，不见患者不可以远程给予处方，不可以远程给予诊断报告。我们D2D模式并不涉及这些问题，线下那个基层医生是实际存在的，没有“医生见不到患者就直接开处方”这种情况，我们不做这种事情。所以相当于基层医生不管有没有专家协助，都要对患者进行诊疗，有一个专家医生来协助基层医生治疗肯定是更好了，所以我们没有改变任何医疗实体流程，我们只是为这个基层医生提供寻找专家医生协助的平台。  从更细节的方面说，在现在整个西医为主的体系中，影像学和病理学的检查非常规范，对于疾病而言，其实能看到病灶部分更关键，可能比看到人本身都更重要，所以我们对数字化影像、数字化病理都提供了移动化解决方案。而且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专家医生反馈体验还是不错的，比如病理是肿瘤诊断的金标准，通过数字化病理，专家医生可以远程高清晰地看到病理原片。  支持DICOM全序列影像  数字化病理 还有互联网外科学院的手术直播包括各种手术视频，比如微创、腹腔镜怎么用，均有专家现场指导。有过实践经验的基层医生，其实完全可以通过看视频学到新的操作方式。前几天有一个新闻，一位基层医生看到外科学院有个手术视频，取胆囊有一种损伤更小、时间更快的手术方法，通过这种手术操作，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第二天就可以下床。这是胆囊摘除，完全是腹腔镜操作，这些基层医生只要见过专家手法之后，他自己操作完全可以远程解决这个继续教育和技能提高问题。 国家政策对D2D模式的影响 “除了医疗机构提供的远程医疗外，其他涉及医学诊治的工作不允许在互联网上开展。可以做健康方面的咨询。” —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这对于和缓医疗是否是一个限制? 李宇： 政策红线的限制主要是指，互联网医疗在没有见到患者的情况下诊断，甚至开具处方，这确实是欠妥的，对于患者来说有一定的风险性，对于医生也是，如果是误诊，那么其责任由谁来承担?是医生，还是问诊的平台? 现在已经有一些互联网医院在试点远程医疗，包括后来李斌主任也在大力提倡推广远程医疗，推广互联网 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但刚才我们说的D2D这种模式，实际是一个基层医生咨询专家医生的过程，因为基层医院的医生与患者是彼此见到的，患者也有自主选择权，是否愿意以这个价格享受一个更高服务，所以和缓医疗没有涉及政策红线的问题。 和缓名医平台医生和他的团队 通过“和缓名医”观看手术直播 从现实来看，几百块钱就可以看到一个专家号，绝大部分人都是愿意的，需要解决的就是平台的信任问题。所以我们平台所有的专家都是线下一对一激活，没有单纯线上注册过程，所有都是当面见到专家，送达设备教会使用。平台发展宁可慢一点、少一点，但所有的认证都是一对一实名，可靠的、可控的。企业核心是品牌问题，品牌核心是信任问题，能不能得到客户的信任最重要，但凡有一例失信就会对品牌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另外，“授信”也是让我们平台值得信赖的重要因素。 举一个实例，肺癌早期还呈现肺部结节的时候，如果可以筛查出来，百分之百可以治愈。但基层医生看到这个结节一般都当成炎症先治，结果用了一个礼拜抗生素都没有用，医生马上就有警觉，赶紧问一下专家医生怎么办。专家医生会先看影像，看这个肺部结节就会高度怀疑，赶紧让做检查，发现是早期，赶紧就切了。还有这些我们现实发生过的问题，比如有把肺癌当肺炎的，也有把肺炎当肺癌的，这肯定不是医生愿意出现的，因为所有的医生都是兢兢业业在给患者看病，没有医生是愿意看错病的。许多疾病需要医生积累大量知识经验，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比如什么叫炎症状肺癌早期，年轻医生可能就很难分辨，这种情况就特别适合远程医疗。 现在我们特别欣慰，接触到的所有医生，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个事情对于患者到底有没有帮助。早期我们没有什么规模的时候，上门去找专家，专家说“找我的互联网公司太多了，你们这个是什么?互联网没有解决实际临床问题，给多少钱都不愿意干，没有什么价值。”后来经过耐心沟通，最后专家说，“你们这个系统如果能够真正帮助患者把病情控制在早期，不用给我钱，我都愿意干这个事情。”因为专家知道大部分转来北京的患者病情都已经比较严重了，治疗疾病唯一好的办法就是将病情控制在早期，早发现早治疗。几乎所有人刚开始肯定是在基层医院先看过，没有人说刚有一点感冒咳嗽就跑北京，所以我们从重病入手，帮助患者早发现早治疗，不要等它恶化，不要以为到医院就可以看好病。 和缓名医平台医生说： 和缓名医平台让会诊快速、便捷 其实我们好多医患矛盾都是缘于患者期望值过高，觉得自己上大医院、花了钱就可以看好病，这些都不现实。医学是一个科学和人文综合的学科，非常难，人体这么复杂，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处理起来千差万别。好多人问，以后有了人工智能，医生是不是就会下岗了?可见普通大众对于医学知识的贫乏。医生永远是医疗服务的主体，所有互联网先进的科技应用，都是在不断的帮助医生更高效率、更高质量的完成医疗服务，包括现在的医疗机械人，都是帮助医生降低工作强度，提高工作精准度，然后慢慢的把简单的操作让机器替代，解放专家。专家就有时间来研究新病种、新疗法，指南推广，普及应用之后再研究新的治疗方法，这其实就是解放专家医生的生产力。 TIPS: 在《百家医院D2D医生移动协作平台实践分享》的报告中，和缓医疗首次公布了D2D医生移动协作平台数据，鼓舞人心的是病例反馈数据：2016年7月，神经内科，肿瘤内科和影像科可追溯的643份病例，总的诊断治疗有价值率83.0%，优化诊断25.4%，补充和确认诊断40.2%，确立治疗7.8%，优化治疗36.7%，补充和确认治疗12.5%。仅用了一年时间，这家创新型公司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已经覆盖了上千家基层医院，平台注册医生过万，惠及数万患者。 文章转自公众号：西红柿。 作者简介： 刘海涛，国家执业药师，药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中国医药行业资深调研员。现任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兼项目主管，在医药行业分析，政策解读，市场调研，产品研究，数据整理，医药报告撰写等方面多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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