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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明朝灭亡，满清入主中原，对明朝官僚集团、士大夫及地主阶级采取拉拢安抚的手段，很快利用明朝降将统一天下，利用官僚士大夫稳定局势，后又用高压政策让百姓改装易服， 鉴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失败的教训，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允许汉人为官，实行科举制度，让有理想的强民做官，给予他们晋升通道，这样一系列政策之后，清朝统治稳定。 然而，经历二百年的统治，帝国度过了他的上升期和繁荣期，开始走下坡路，一般这种时候就会有强大的外敌出现，而内部也利用中央控制力的下降，风起云涌。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颓势和清军的不堪一击暴露无遗，这让一些强民看到了机会。 所谓强民，是指一些有远大理想抱负，想成为统治阶级的人，科举制度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如果科举制度无法实现他们的愿望，他们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可能从商、可能从军、可能落草为寇。。 洪秀全就是这样的强民，想通过科举考试踏入仕途，然而科举考试的失败，让他当官的愿望破灭了，如果是在康雍乾时期，他不过是千万落榜学子中的一个，因为社会环境的原因，让他不可能有所作为，可能穷困潦倒，甚至饿死。 可是很幸运，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清政府风雨飘摇的时候，内忧外患，清政府自顾不暇，这给了他机会。 于是四次院试落榜的他，在广州接触到了基督教，后回广西创立的“拜上帝教”，开始反清。由于清政府承平日久，军队不习兵，武备废弛，毫无战斗力，所以洪杨之乱遂席卷半个中国。 洪杨之乱的本质是，一群强民，通过科举无法实现参与政治的抱负，于是利用贫民，夸大阶级矛盾，给予美好的愿景，采用欺骗、强迫、裹挟的方式，迅速拉动起数十万人的队伍。 这种发展壮大的速度太快，胜利来的太容易，以至于洪杨无法适应，而他们自身能力又达不到自己所处的高度，没有夺取天下的抱负，驾驭手下的能力又不够，内讧不断，最后在清廷的反扑下败下来。 清朝入关之后，满汉蒙八旗也只有二十多万人，而面对的是数千万人的国家，想统治这样的国家，只有尊重原有的社会秩序，用汉人去统治汉人，于是满清拉拢文人士大夫集团及官僚、士绅体系，许以高官厚禄，所以即使在入关以前，也是利用明朝降将去攻打明朝，并让明朝的官僚体系继续运转，入关之后更是如此，同时用科举制度笼络像洪秀全之有抱负之人，让其做官，只要政府拉拢了强民，普通百姓并不在乎谁是统治者。 所以汉人被统治了近两百年，都无成建制的反叛出现，中央官员、地方都抚中汉人都不少，但都无法对中央构成威胁。 但洪杨之乱的出现，满清政府的虚弱、军队战斗力之差暴漏无疑，清朝正规军已经无法应对太平天国，清朝急需建立一直新军，对于清朝，建立新军无异于饮鸩止渴，不建立新军，清朝可能迅速覆灭，建立新军，即使打败了太平天国，这支新军又拿什么来制约？ 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清朝只能选择建立新军，曾国藩的湘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支军队，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但打败太平天国的湘军是比太平天国更大的威胁。这只军队无论人事权、财权、都是曾国藩的系统，跟私家军无异。 曾国藩虽然无法造反，但他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实力足以跟清廷分庭抗礼，慈禧太后的势力无法渗透到曾国藩的势力范围，如两江总督马欣怡被杀一案，不过是两人的较量，最后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妥协。 在曾国藩之前，全国都抚大多为满人，掌军权的也多为满人，即使是汉人，在强大的中央政府之下，也不敢挑战中央。而之后呢？江南都抚多为汉人，且是曾国藩嫡系，武人出身，功劳大，习并多谋，而中央政府虚弱，所以他们多敢挑战中央，拥兵自重。他们的出现破坏了帝国的军政系统和官僚系统，让文官制衡武将、都抚相互制约的机制渐渐失去作用。 甲午战争之后，连一个亚洲小国都能打败大清，原来还对帝国有所忌惮的列强开始肆无忌惮，清朝内部危机重重。 在清朝晚期，一直是太后掌权，四品以上官员，都由太后任命，光绪皇帝想任命，需太后同意，这样帝国的人事权就由太后掌控，光绪皇帝想夺权就不可能了。 康有为中进士后，授工部主事，从五品小京官，这显然与他的理想抱负相距甚远，而当时变法呼声很高，康有为遂多次上书，请求变法。 戊戌变法的起因在于，光绪皇帝想通过变法从慈禧太后手中夺权，而维新派人士想通过变法迅速进去行政中枢，参与决策。 中国古代的变法大多都是失败的，而戊戌变法的失败似乎也是必然的。 支持他们变法的皇帝没有实权，手里没有军队，官街低，无实权，没有治国经验，他们也不是法家出身，又有一个势力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即顽固派。而变法的内容也是挑战了整个官僚集团，动了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即使最后成功了，也是失败，因为夺权后的光绪皇帝不可能让自己变法成功后还是傀儡。 1900年，清政府对十一国宣战，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东南互保运动，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避免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亦使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中央的权威大为下降。 革命党人也是一群强民，不安分于现状，想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国家机器运转失效，正常的晋升通道已经堵死，旧的政权腐朽不堪将要覆灭，而新的政治势力正在酝酿形成，清政府已经大厦将倾，只在于最后一击。 孙等人就是如此，本想在清政府内实现抱负，然而政治主张不受待见，只有出国寻求支持，并不是他们有多伟大，想推翻什么，创造什么。他们实际也是有奶就是娘，他们不论求的“娘”是谁，也不管他们所求之人有什么样的需求，只要能实现他们的愿望，都做妥协，所以他们实际与李渊、石敬瑭无异。 这时候的清政府已经成了名义上“天下共主”，各地方都抚拥兵自重，不受朝廷制约，越来越像潘镇割据了。 袁世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他的出现像东汉末年的曹操，各地军阀割据形成，各种起义风起云涌，中央权威下降，皇帝成了傀儡，而袁世凯拥有军政大权，有了篡位自立的权力，于是他顺应时代潮流，和革命党人合作，推翻帝制。 任何团体和势力，在“秦失其鹿”的时候，都不过是在角逐天下，他们都会宣扬自己的正义性，他们是为了老百姓、为了穷人、为了民族大义、为了天下苍生……而实际都不过是在旧的体制崩溃后，新的势力崛起，新的势力并不代表有多伟大，旧的也不是多么黑暗，过度夸大洪杨之流、戊戌六君子、孙等人，不过是为了称托旧体制的丑恶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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