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歌后的天津羁旅

张老明 2017-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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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夜曲

来自津瀛堂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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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抗日战争进入转守为攻阶段。月底，美、中、英三国联合发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那时候，日本占领下的天津，侨民团还在鼓舞着日本侨民的“必胜”决心，伪政府伪机关还在为皇军们进行慰安和举办“善邻相亲”的活动，而一般侨民则被动员投入各种支援活动，个中滋味，冷暖自知。此时，一艘名叫“烟台丸”的货船从日本出发，这船上除了一仓货物，还有一群乘客，他们按照大连汽船株式会社为这艘货运船制定的路线，从新潟辗转到达朝鲜雄基港口。日本本土已在盟军轰炸范围内，战争即将见分晓，客船吃紧，因此货船也被用来载客，有些旅客不得不与货物睡在一起。其中，甲板仓库里住着一位女歌星，正怀着切望与忐忑的心情，等待靠岸，等待前往华北、前往天津的旅程。她是日蓄工业株式会社的艺人，在那个摒除“敌性词汇”的年代里，这家公司的原名“哥伦比亚唱片”不被允许使用，但作为日本第一家唱片公司，那里的艺人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位女歌星正是作为慰问艺人，前来华北“歌唱报国”。也许身为中国人的我们不太熟悉她的名字，但提起由她原唱和翻唱带去日本的歌曲，我们一定有所耳闻。《苏州夜曲》、《支那之夜》、《沙韵之钟》、《白兰之恋》，以及《何日君再来》、《夜来香》、《蔷薇处处开》……这些歌曲单从艺术的角度讲，绝对是流行乐的经典，在当时不同的宣传当中，自然有它们的意义所在；然而前面的其实是地道的日本歌曲，原唱正是上文所述那位女歌星；后面的几首则被填词翻唱成日文，也是经由她口唱红，让它们在日本广为大众喜爱，并流传至今。这位女歌星便是那个年代日本具有绝对代表性的歌坛巨星，“昭和歌后”渡边滨子（1910-1999）。怀着复杂未知心情奔赴华北的她还不知道，“天津”将在她毕生经历中刻下难以磨灭的痕迹。

图：身穿旗袍的渡边滨子

这不是渡边第一次来中国了。早在1938年春，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与哥伦比亚唱片合办的“皇军慰问艺术团”就来过华东地区，因为前一年12月日军攻陷、屠杀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激起了日本人的“从军热情”，连文艺界都嗡然应之，早年因演唱不含政治意义的抒情歌曲而多次受指责和查禁、几乎被打入冷宫的渡边滨子也被编入其中。此后劳军成了日本文艺圈的惯例，渡边也成了以来华劳军闻名的歌手。相对为中国方面熟知的“满日之桥梁”李香兰，渡边在日本被称作“中国歌曲女王”，因为她在来华过程中学会了很多中国音乐家的歌曲，这些中国名曲被填上日本词来翻唱，配上她招牌式的旗袍和中国扇子，成了日本乐坛“中国风”的标志，风靡一时，甚至继承至今；而如《苏州夜曲》等由李香兰在电影中、在中国唱红的歌曲，由于作曲家归属及版权问题，将其正式发行演唱、从而使其为日人所知的演唱者其实也是渡边滨子。根据战时统辖文艺出版的内阁情报局的相关规定，参与慰问的艺人是被“征用”，等同于“从军”，“皇军慰问艺术团”是在陆军省报道部的命令下整合起来的，因此，渡边滨子胸前也戴上了可以给她等同校官待遇的金星章。来华几次，渡边在沦陷区出席过一些中日合办的“合同”“交欢”音乐会，认识了张君秋、姚莉、白虹等中国艺术家，也因此更加加深了她对中国的感情。慰问团的演出让当时日占北京的伪文化协会很是欣赏，力邀其再来，于是便有了1945年这一次。到达雄基后，渡边一行乘火车经过新京，抵达北京，十天之内匆匆在秦皇岛、昌黎、滦县、唐山等地慰问过日军部队，而后于8月8日抵达天津。在天津，渡边滨子慰问了天津病院、驻屯军司令部等地，10日与日军华北野战货物厂的管理人高谷繁次少将见面，正是这里，几天后便成为各地汇集而来日本侨民的收容所。11日，渡边一行到了北宁公园，在那里“一座壮丽的建筑”中举行了一场音乐会，转天就是“最后的舞台”淡路国民学校。淡路国民学校就是今天甘肃路与鞍山道口的汇文中学，租界时代后期，这里的礼堂经常被用作大型活动与重要演讲的举办地，渡边滨子也觉得“这里的麦克风最好用了”。乐手拉着手风琴，吹着萨克斯，两个半小时唱了民谣和流行歌曲，“听众都很高兴”。当时日本艺人前往战场等地慰问，多乘坐当地军方提供的军用卡车，渡边滨子和她的三位乐手、一位经纪人上车之后，司机却迟迟不开，询问得知是要等慰问团，当渡边表示她们就是的时候，司机还惊讶怎么会有这么小的慰问团。活动结束后，安排方为渡边滨子提供了两天空闲时间，这两天她短暂地游览了天津，买了些手信，出席了军方举办的宴会，与侨民中关照慰问团的同事、商人们见了面，这其中包括当时坐落在特一区通州路（今台北路）的日蓄、也就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宴会场地则是“天津亚细亚饭店”，就是日占期被改了名的利顺德大饭店。

图：淡路国民学校校舍，今和平区鞍山道甘肃路口。

图：北宁公园

8月15日是渡边滨子和她的慰问团预定返回的日子，一行人预定了上午10:00的火车，但却晚点了。这时，此前在军队宴会上曾经把酒言欢的驻屯军大尉松村将他们急忙忙地接了回去，说是广播里将会有来自天皇的重要内容播音。中午，众人打开收音机正襟危坐，日本天皇的声音第一次向普通民众播送，虽然艰深晦涩的用词和天皇具有特色的朗读停顿可能需要后来解释才能明了，但能听得懂的只言片语还是让人们认识到了，历史上这个重大的转折。渡边滨子身边的军官们摘下了帽子、扔掉了军刀，颓丧地瘫倒在椅子里，还有人问他们“天皇说的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战争结束了，我们输了”，问的人还一头雾水地“输了？之前不是说我们在中国处处都打胜仗的嘛！”，面对这样的反问，军人只有苦笑，告诉问者、也是在场所有日本人，他们可能回不去了。

第二天，马路上处处飘扬起了青天白日旗。此时，渡边一行还是在军队的护送下去了北京，因为要与该处的文化协会打招呼，以及继续未完成的慰问任务。一路上众人还担心沿途会遭到中国百姓反击，但一切如常。在北京，渡边滨子穿上中国服装，掩盖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去北海公园等地游玩。让她惊奇的是，此前被认为全是日本人的文化协会，现在竟然全都是朝鲜人在主理，而日本兵则用军刀乱砍路边的树木、互相争吵、陷入一片混乱。之后，从内陆陆续有日侨前往天津的收容所，等待遣返；这样的形势下，渡边滨子再度返回天津。

在日蓄天津支店的安排下，渡边滨子住上了“一流的旅馆”，但旅馆方提出“禁止日本人入住”，又将她赶了出来，日蓄只得又安排她住进了明治制菓天津支店的楼上，与店长稻叶氏一家住在一起。明治制菓就是现在颇受欢迎的“meiji”巧克力糖果及奶粉的生产商，早在三十年代末，即已登陆天津。接下来，渡边滨子的叙述颇为珍贵，她以被羁押的战败国国民的身份，见证了美军入城的壮观情景，“……满街都是举着欢迎小旗的中国人……外面欢声雷动，我们从窗边向下望，只见美国海军陆战队意气风发，威仪堂堂地行进在大路上。人们挥舞着旗子，拍着手，摩肩接踵，迎接他们，尽情挥洒着胜利的喜悦……我们呆然看着这一切，身边的军官紧紧抓着窗框，泪水从他溢满悲伤的脸颊上流过……那一夜（天津）成了不夜城，转天满马路都是美军的吉普与卡车。”值得注意的是，有记载显示，明治制菓在天津随时间推移，有过四个地址，最早期在法界，然后两个位于日界，但渡边滨子在后文透露自己并非在日租界；而最晚期的地址，在兴亚第三区七号路与六号路交口处，就是今天解放北路和哈尔滨道交口西侧骑楼建筑，这也是1945年9月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师进入天津市区时经过、被天津百姓夹道欢迎过的地方。

图：明治制菓天津支店广告

之后的情况很是微妙，原被日本人使唤的中国“小厮”“阿嬷”们一时离去，但又因为生活无以为继，偷偷地回来继续工作；日本人在津经营的大公司则“纷纷倒闭”。而来津的美军，“似乎只是悠闲自在地每天闲逛，跟着叫卖漂亮便宜东西的中国小贩交涉，处处都能看到他们搜罗特产的身影”。作为贩卖食品还可以提供堂食的店铺，明治又开业了，还增加了兑换美元和中国货币的业务，每天都有美军士兵来换钱，晚上还来小酌两杯。到了十月中旬，天津刮起凉风，据说日租界发生了日本人被殴打的事件，众人心里都惴惴不安，但此时，在附近拉洋车为生、一直与稻叶家相识的几个中国车夫表示会在紧急情况下帮助他们，让这些日本人很是感动。然而，天津的日侨也终于等到了被遣返的时刻。

这一年的12月31日，渡边滨子和一直照顾她的稻叶家离开了他们的明治制菓商店，乘上美军宪兵的大卡车，前往收容所。在收容所，渡边被安排在有厨房和浴室的、原供货物厂军属居住的舒适宿舍。1946年1月，收容所由美军转交中方管理，穿上中国服装的渡边滨子在宴会上用中国话给进驻的中国军人们演唱了《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歌曲，非常受欢迎，在这最后的几个月里，她便经常在收容所里的临时剧场给等待遣返的日本侨民演出，也给这些中国军人演出，偶尔还会被一些没看过她演出的年轻日本军人认为是“会说日本话的中国姑娘”。这期间也发生过一些令渡边滨子难以忘怀的小事。中国是经历艰苦卓绝、漫长持久的抗战，才终于得以一雪被日人蹂躏侵略的前耻，因此，日人数十年来养成习惯的某些针对中国的蔑称，绝不会再被允许使用。慰问节目单被中方审查时，诸如《支那之夜》等带有蔑称的歌曲，会被更改，渡边滨子和侨民们在收容所举办的思想课程以及与中国军人的交流中，也逐渐认识到“支那”这种称呼对中国人的侮辱。然而在一次演唱过程中，渡边滨子不小心唱溜了嘴，仍然把这个禁词唱了出来，惊慌之余，她慌忙掩口，呆立在舞台上。台下的观众也一愣，继而被她的窘态逗得大笑起来。为此，渡边一行向中方军司令部谢罪，但宽厚的中方人员一笑置之，后该曲被改作《China night》或《春的梦》演唱。还有一次，渡边在剧场门口见一中国士兵与军官争执，原因是此前一直有人潜入后台偷窥，上级为此派人看守，此次刚好抓到一个。但据称该士兵并非惯犯，于是二人争执，最终还是放走了。渡边为此感叹，原来中国军队里，士兵是可以和上司据理力争的，这和要求不分是非绝对服从的日本军队完全不同。这几个月在收容所的经历，另有当时被遣返的侨民和日俘可以作证。他们的回忆中也纷纷提到，渡边滨子经常在收容所演出，歌声慰藉了等待遣返的日侨，她那美貌如同外国女演员一般，让人看得入迷。

军方对遣返侨民战俘的检查非常严格，对携带物品有限制，对此，日本侨民对中国的检查员们展开“慰问”攻势，这其中就有渡边滨子的演出，据说每当有慰问活动的时候，检查都会草草结束，侨民也因此能保有一些自己想带的物品。检查的过程是混乱的，侨民们竭力想带走更多的东西，在推搡着上船的人群队伍中，不断有物品掉落，检查场里满是遗落物。有的人手里提着、背上背着，由于太匆忙，将重物的提带不慎缠在背上婴儿的脖子上，待发觉时，孩子已经死去，这让渡边颇感“败者的悲哀”，这样的“悲哀”中，渡边滨子也迎来了自己的遣返日。

那是四月的末尾，收容所宿舍的门卫为这批人开了一个小小的送别会，大家一起做日本料理吃。转天，接受了同样混乱的检查后，渡边滨子登上了美军的LST-162登陆舰。一路上她继续为船上的侨民歌唱，5月4日，到达长崎县佐世保市针尾岛浦头港。那是被指定的日侨遣返登陆港口之一，今天，那里建立了“遣返纪念和平园”与“浦头遣返纪念资料馆”，来铭记往事，捐建人之一正是渡边滨子。当她回到横滨那已被烧毁的家中时，日本投降已经十一个月了。

图：浦头港遣返情景

图：晚年的渡边滨子。在日本歌坛，身穿旗袍、手拿扇子已成为中国元素歌曲演唱者的标志之一，李香兰、服部富子、胡美芳，乃至后世的邓丽君等歌手，均有类似造型。

一代歌后的天津羁旅，至此画上句号。归国后，渡边滨子继续着自己的歌唱事业，直到昭和年代的最后一年（1989年）引退。她在五十余载的艺术生涯里，演唱了一千八百余首歌曲，是日本迄今为止录制歌曲最多的女歌手之一，并且在早期NHK红白歌会几度担任压轴。她在乐坛决定性的崇高地位，也使她多次受颁勋赏并获天皇接见，虽然这诸般褒赏，与她战中的军营慰问、战后的集中营奔走不无关系。晚年，渡边滨子在失智症的折磨下陷入卧床不起的境地，1999年12月31日去世于家中，享年89岁。入殓时，家人根据她的嘱托，让她手里拿了一把中国扇子。

进入二十一世纪，有感于渡边滨子波澜起伏的一生，日本文化界启用诸多名伶，将她的经历搬上舞台，《战场的旋律》、《奇迹的歌姬》……一部部特别纪念剧、舞台剧，将这位昭和歌后的往事描述为“奇迹”，叙述得感人至深；在日人心目中，渡边滨子最大的亮点，除了作为一代歌后的优美嗓音，怕还是她五十年代在东南亚集中营慰问、为日本战犯争取减刑的事迹。然而对于自己的经历，渡边滨子早就做出过评价：“我也是战犯。我也是支持军队的一人。因为用歌曲鼓舞军人，我也进过收容所”——不知当晚年的她缓缓对记者说出这句话时，脑海中浮现的，是不是那一年，天津街头的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