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知政事

宋初并无参知政事一职。宋太祖代周自立，以范质为昭文相、王溥为史馆相、魏仁浦为集贤相，三相并设，而不设副宰相。上述三人皆后周旧臣，太祖对他们自然有防范心理。同年又以心腹赵普为枢密副使，二年后迁枢密使，朝廷大政实际上操纵在太祖和赵普等人手中。《涑水记闻》卷1载：“太祖初登极时，杜太后尚康宁，常与上议军国事，犹呼赵普为书记。尝抚劳之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太祖宠待赵韩王如左右手。”军国大事，大都是太祖与赵普等商议而定。宋代制度也大都是赵普创立，《容斋随笔》卷七称：“赵韩王佐艺祖，监方镇之势，削支郡以损其强，置转运、通判使掌钱谷以夺其富，参名京官知州事以分其党，禄诸大功臣于环卫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骁锐于殿岩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审官用人，一切施为，至于今是赖。”这时候，中央机构的运作还不是一种正常态，宰相们并没有总文武之大政，只是起处理一般政务的辅助作用。换句话说，赵普等此时所发挥的则是类似宰相的作用，而范质等人所起的作用则类似副宰相。

宰相制度的健全，是太祖开国四年之后的事情。乾德二年（964）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三相并罢，完成了从后周到赵宋的宰相人选过渡期。同月，赵普拜相，“上视若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宋史·赵普传》）一直到开宝六年（973）八月，太祖对赵普信任有加，中书只有赵普独相，这段时间持续将近十年。

中书事务繁剧，北宋初期更面临着平定内乱、统一全国、抵御外族入侵等繁重的军政要务之处理。赵普以独相主持中书工作，分身乏术，当然难以应付头绪纷繁的军政事务。于是，太祖就试图为赵普设置副手，协助其处理日常政务。

（乾德二年四月）上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召翰林学士承旨陶谷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政务，参知政事。”乙丑，以枢密直学士、兵部侍郎薛居正、吕余庆并本官参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庭上事，殿廷别设砖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俸杂给皆半之。盖上意未欲令居正等与普齐也。

《玉壶清话》卷6载：

太祖受禅，以赵韩王普有佐命巨勋，除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未几，范质罢相，以公为门下侍郎、平章事。既冠台府，参总庙权，参政吕余庆、薛居正虽副之，但奉行制书，备位而已，不宣制，不预奏事，不押班。每府候对长春殿庐卢，启沃大小之务，尽决于公。

设参知政事以为副宰相，是对唐人制度的一种承继。但是，宋人认为陶谷见识简陋，所言并不合古制，对唐人参知政事的职务也是一种误解，

史臣钱若水等曰：按唐故事，裴叙为右仆射知政事、杜淹为御史大夫参议朝政、魏征为秘书监参预朝政、萧瑀为持（特）进参议政事、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刘幽求为中书舍人参知机务，然并宰相之任也。又，高宗欲用郭待举参知政事，既而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未可与卿等同名称。遂令于中书门下同承进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亚于参知政事矣。今谷不能远引汉御史大夫亚相故事为对，翻以参知政事为下丞相一等，谷失之矣。

《石林燕语》卷3考辨说：

唐参议朝政、参议政事、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参知政事，盖刘洎为相时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其后高宗欲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以其资浅，故命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参知，非参佐也。盖宰相非一人，犹言共知尔，而平章乃参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赵中令独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为之副而难其名，召学士陶谷问：“下丞相一等，有何官？”谷以“唐有参知政事”对，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轻重失伦，后遂沿习莫能改云。

所以，参知政事的名称虽然沿袭唐人，内容并不完全一样。唐人作为宰相的临时差遣名目繁多，宋人只是择其一作为副宰相的正式名称，遂成制度。

参知政事的最初设立，完全是为了协助宰相赵普的工作，地位较低，不具有与宰相分庭抗礼的任何迹象，在赵普独相期间，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宋会要·职官》1之16言“参知政事，贰宰相，批大政，参庶务，以中书舍人以上至尚书为之。”《宋史》卷161《职官志》言：“参知政事，掌副宰相，毗大政，参庶务。”即参知政事是作为宰相的行政副手全面参与朝廷政务。换句话说，参知政事的最初设立，完全是为了强化相权，太祖不设多位宰相而设一相二参，其突出赵普相权的目的十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