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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文：
2·3、《说<左传>“妻”字之用—与刘耀华先生商榷》
说《左传》“妻”字之用
——与刘耀华先生商榷
刘耀华《“以宾”后置的目的和功效》一文（见《汉字文化》1996年第三期。）
对《左传》“妻”字的动词用法作了引述和归纳，但究之《左传》，其说难安。本文想就《左传》“妻”字之用与刘耀华先生磋商，以求《左传》文义之真及汉字用法之实。
刘说：“‘妻’的动词意义，今语叫‘嫁’，但在《左传》里，非指诸侯间的正常婚嫁，更非寻常百姓的嫁娶，往往有特殊意义。如例 ⑴，齐侯之所以欲将文姜嫁给郑大子忽，乃因齐有外患，大子忽帅军击败了伐齐的北戎，有功于齐。其后齐国礼遇诸侯，却‘后郑’——怠慢了郑国，激怒了大子忽。因之，齐侯欲嫁文姜于大子忽，与其说是感恩，无宁说是谢罪。‘妻’字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
刘文例⑴是引《左传》桓公六年的一段文字：“北戎伐齐，齐侯使乞师于郑。郑大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按：“少”原误作“二”。）甲首三百，以献于齐。于是诸侯之大夫戍齐，齐人馈之饩，使鲁为其班，后郑。郑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师。公之未昏于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
刘对此例⑴及“妻”字用法的释解，皆与《左传》文意不合。
其一，刘以为在例（1）中激怒郑大子忽的是齐国，大子忽所怒者亦齐国，因为郑大子忽“有功于齐”，而齐却“‘后郑’——怠慢了郑国”。但据《传》文，虽是“齐人馈之饩”，而“使鲁为其班，后郑”，则排定先后次序而“后郑”的是鲁国大夫。“故有郎之师”承“怒”字而出，即表明“怒”之后果。“郎之师”在桓公十年，彼《经》有文：“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 、卫侯、郑伯来战于郎。”言“来”者，鲁史之文，自是指伐鲁之战。《公羊传》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左传》解此《经》曰：“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於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王爵也。”“初”为追叙前事之文，《传》文前数句即复述桓六年“北戎伐齐”事。可见郑大子忽所怒者为鲁而非齐，故请师於齐而伐鲁，齐还伙同卫国助郑，故三国伐鲁而战于郎。郑虽为兵主，而《经》文（即鲁史）仍书郑于卫之后，即仍“后郑”，因为这是周室封爵之次，所谓“周班”、“王爵”，见其有理，故《传》言“我有词也”。可见郑大子忽并非怒齐，亦未迁怒於齐，齐僖公也不必有歉意而以嫁文姜来谢罪。刘误解《传》意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刘说：“齐侯之所以欲将文姜嫁给郑大子忽，乃因齐有外患，大子忽帅军击败了伐齐的北戎，有功于齐。”则齐侯“欲嫁文姜”在郑大子忽击败北戎之后。据《传》文，“大子忽帅军击败了伐齐的北戎”是在这桓六年的六月，而《传》于“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之前有“公之未昏于齐也”一句。“公”指鲁公，即鲁桓公。鲁桓昏于齐，即娶文姜，时在桓公三年。彼《经》有文：“正月，公会齐侯于嬴。”《传》曰：“会于嬴，成昏于齐也。”《经》又有：“公子翚如齐逆女。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公会齐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齐。”此即鲁桓公娶夫人之文，所娶即文姜。至此已三年。而此年《经》有文：“九月丁卯，子同生。”《传》有“以大子生之礼举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是此年文姜已生子，即鲁庄公。则齐侯又怎么可以将文姜妻郑大子忽？然则“公之未昏”而下，乃《传》追叙前事之文。事当在桓三年之前，乃齐侯欲结郑好之举，与此次郑忽败北戎并无因果之关联，而《传》叙之者，以下文云“及其败戎师也，齐侯又请妻之，固辞”。杜注：“欲以他女妻之。”是郑大子忽再辞齐昏，致失大国之援。刘未引此下文，而把“齐侯欲将文姜嫁给郑大子忽”与“击败北戎”、“后郑”联为一事。可见其合时事之文与追叙之文为一，混淆了时序。是刘未贯通《传》文而为其说，自是误说。
其三，刘说：“‘妻’的动词意义，往往有特殊意义。‘妻’字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若然，在例⑴中，则亦当是其所未引的“齐侯又请妻之”之“妻”。当然，以女妻人，乃嘉好之事，本包有感情色彩，甚或强烈的感情色彩，但刘意非指婚姻所固有的感情成分。其实，《春秋左传》所载，惟襄二十二年《传》所述：“郑游眅将归晋，未出竟，遭逆妻者，夺之，以馆于邑。”此逆妻者未著名，可能是寻常百姓娶妻迎亲之事；余皆当时统治阶层人物间之婚嫁，或诸侯，或卿大夫。此类婚姻，若欲言“特殊意义”，则更多的是渗入了太多的政治因素或个人目的，而非感情色彩。诸侯间联姻，多有其政治目的，或为结盟，或为控制对方的朝政，或为巩固自已的君位，或因争霸消耗了过多的国力而需暂歇争斗以积蓄力量：皆诸侯争斗和巩固地位的一种策略。如刘所举例⑴，由于鲁桓年间，齐国力还弱，尚未成霸业，故齐僖公欲结郑好，以抵御戎狄，争霸诸侯；忽又身为太子，乃未来之郑君，故齐僖公先欲以文姜妻之，后又想以他女妻之。这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终因郑忽谢绝而未成。而在郑忽这一方面，若与齐联姻，则可得大国之援，对其继位及日后巩固君位极为有利，因此郑执政大臣祭仲谏曰：“必取之。君多内宠，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后其父郑庄公卒，郑忽虽立为君，终因无大国之援而君位不固，只能逃往他国。又如昭五《传》记晋楚争霸方酣之时犹结婚姻之好。楚灵王娶晋女，晋由政卿韩起及上大夫叔向送女至楚。灵王想以韩起为阍，以叔向为司宫，来屈辱晋国。楚大夫薳启彊谏曰：“城濮之役，晋无楚备，以败於邲。邲之役，楚无晋备，以败於鄢。自鄢以来，晋不失备，而加之以礼，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报，而求亲焉。既获姻亲，又欲耻之，以召寇雠……”又夸说晋国力之强军旅之众，灵王才畏惧而不敢逞其欲。由此可见诸侯间联姻之实质。此类婚姻，有何感情可言？又如僖十七《传》记“晋大子圉为质於秦，秦归河东而妻之”，僖二十二《传》叙晋太子圉欲与其妻怀嬴逃归，怀嬴曰：“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从子而归，弃君命也。”怀嬴之言道出了此桩婚姻的实质，乃为让太子圉长住秦国，作为一种政治抵押，则此类“妻（之）”的行为又有何感情可言？及重耳至秦，秦穆公预见重耳实未来之晋君，故又以怀嬴为媵而嫁重耳。以怀嬴为重耳之侄媳，据《史记·晋世家》，“重耳不欲受”，后听司空季子“受以结秦亲而求入”之言而受之。可见此类婚姻于双方都有其政治目的，实是一种政治交易，女子只是这种交易中的筹码。此类婚姻是当时诸侯争斗的社会形态特征所决定的，是春秋婚制的特点，而并不包含在“妻”字的语义及用法之中。作为语言文字，“妻”也好，“嫁”也好，“娶”也好，“归”也好，都只是表述此类事件的用语，并不包含刘所说的那种“强烈的感情色彩”，亦并无什么“特殊意义”。再如刘所举例⑶，子之女先与伯比私通而生子，子出於无奈而“以其女妻伯比”，《传》乃叙其事而用“妻”，又何有“特殊意义”？又何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刘说实不可通於《左传》。
其四，“妻”的动词用法及意义，乃由其名词用法及意义演化而来。“妻”作名词，其义《说文》云：“妇与已齐者也。”此以男子的口吻为言，“已”即“夫”。“齐”，《礼记·郊特牲》“壹与之齐，终身不改”郑氏注：“齐谓共牢而食，同尊卑也。”吕思勉《先秦史》说：“戒男子不得以妻为妾。”这是说妻与夫地位相同、相配。故《释名》说：“夫妻匹敌之义也。”即就地位而言。《礼记·内则》曰：“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这是就成配方式而言，“妻”与“妾”有别。《论语·季氏》说：“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可见“妻”作名词用，其义为男子的正式配偶，就嫁娶方式而言，乃经聘问、迎送等正式婚礼而成，所谓“明媒正娶”者，即《诗·齐风·南山》所言“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故其家庭地位与其夫相匹，即所谓正妻。故君夫人亦可通称为“妻”。“妻”字作名词的这一基本含义，必然制约其活化成动词的含义和用法。
《左传》正是在男子的正式配偶即所谓“正妻”这一意义上使用名词“妻”的。全部《左传》共见38次，多指卿大夫之妻。如桓元《传》“宋华督见孔父之妻于路”，二年《传》华督“杀孔父而取其妻”，则必其正妻。庄二十二《传》有“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夫卜妻占，自是正妻。昭二十六《传》“夫和妻柔”，与“夫”对用，正是与夫相匹之正妻。哀十一年《传》叙卫大叔疾出奔宋之由有文：“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诱其初妻之娣，寘于犁，而为之一宫，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夺其妻。”读此段文字可知：春秋之时，大夫娶妻亦有娣媵，娶者为妻，媵者是娣，名位不同。妻正而尊，娣副而卑。故孔文子欲以女妻疾（当亦有娣），先使疾出其妻及其娣，以使其女为疾之正妻。故下称宋子朝女为“初妻”。“如二妻”，亦只是“如”，非实是二妻。益见“妻”之名位。以其“如二妻”，故“文子怒，欲攻之”，经仲尼劝阻而止，然终夺回其女，而称“妻”。可见春秋之时，大夫之配偶，媵妾可有数人，而“妻”则不容有二，此即《说文》“妇与己齐”之义。《诗·小雅·十月之交》《郑笺》解“艳妻煽方处”亦云：“敌夫曰妻。”我们再看，《战国策·中山》有中山相司马憙助中山君美人阴简立为后之事。司马憙先使赵向赵武灵王称誉阴简之美色，赵王心动而欲向中山王请（实是索要）阴姬。中山王当然不愿意，司马憙便劝中山王立阴简“以为正妻”，因为“赵强国也”，“君弗与赵，赵王必大怒；大怒则君必危矣。然则立以为妻，固无请人之妻不得而怒人者也。”又云：“王立为后，以绝赵王之意。世无请后者。”“中山王遂立以为后，赵王亦无请言也。”文中“正妻”、“妻”、“后”三语互用，文异而意同，妻即正妻，王之妻即是后。亦即“与已齐者”之义。《诗·大雅·思齐》有“刑于寡妻”，“寡妻”指文王夫人大姒，朱熹《集传》云：“寡妻，犹言寡小君。”《春秋经》书诸侯夫人之葬而成礼者称“小君”，是此“妻”亦“君夫人”、“王后”之义，亦王、诸侯嫡妃这义。孔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也。”亦此意。这自是经正常婚嫁所获得的一种名位与称谓。
《左传》“妻”作动词共21次。除刘文所引七次带介宾的之外，尚有十四次。为考察其意义和用法，全列于下：
（1）隐七《传》，“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乃成婚。”
（2）桓六《传》：“及其败戎师也，齐侯又请妻之，固辞。”
（3）桓十一《传》：“郑昭公之败北戎也，齐人将妻之，昭公辞。”（即桓六年事，郑昭公即郑大子忽。）
（4）
庄二十二《传》：“懿氏卜妻敬仲”。
（5）
僖十七《传》：“晋大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
（6）僖二十三《传》：“晋公子重耳……及齐，齐桓公妻之……乃送至秦。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杜注：“怀嬴，子圉妻。”
（7）僖二十四《传》：“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楼婴。”
（8）襄二十八《传》：“故反卢蒲癸，癸臣子之，有宠，妻之。”杜注：“子之以其女妻癸。”
（9）昭二十五《传》：“季公若之姊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10）定五《传》：“王将嫁季芈，季芈辞曰……以妻锺建”。
（11）哀八《传》：“齐悼公之来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
（12）哀十一《传》：“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
（13）哀二十四《传》：“公如越，得大子适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
例（1）陈侯以女妻郑公子忽，（按：即郑太子忽。）得父母之许，有“成昏”之仪，杨伯峻注：“成昏，即男家已向女家纳币。”（见《春秋左传注》。）又有迎娶之礼。隐八《传》有“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甲寅，入于郑。”自是诸侯间之正常婚嫁。例（2）（3）即刘文例（1）所叙齐侯欲妻郑太子忽事，仅是愿望而未成事实。例（13），据下文，“妻公”事亦未成。例（4）的敬仲是陈厉公之子，名完。是年因陈公室有乱而奔齐，《传》追述前事。春秋时期，有事行卜乃郑重之举，以下文“其妻占之，曰吉”云云，此婚必成。自亦正常婚嫁。例（5）前二句述秦穆公以爱女（即后称怀嬴者）妻晋太子圉。然据《国语·晋语四》有秦穆公之言：“子圉之辱，备嫔嫱焉，欲以成婚，而惧离其恶名。”则实未成婚，若侍候、陪伴之侍妾，其目的前已有述，乃诸侯争霸之政治需要。然以纪年推之，此时太子圉年仅十一岁，实亦未及成婚之年。此虽犹可言“非正常婚嫁”，但此类事于春秋时亦诸侯间婚配之常例，故亦言“妻之”。此女《传》后称“怀嬴”，以太子圉返晋后继惠公而立，是为怀公。女子冠夫谥为称乃春秋之常，则时人固以之为太子圉之妻，故《晋世家》直言“子圉妻”。而“惠公”二句则追叙之文，梁伯妻惠公，生子而称“大子圉”，继惠公立为晋君，自是其正妻。则不可说是“非正常婚嫁”。例（6）亦此类诸侯间之婚配。而“纳女”之“纳”实亦“妻”、“嫁”之义。杨伯峻注云：“此秦穆公以文嬴妻文公，怀嬴为媵。”《晋世家》即作“缪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晋语四》作“归女五人”韦注：“归，嫁也。”于春秋时，亦是正常婚姻。以上六例，皆妻公子、太子，属诸侯间之婚配。而例（7）（8）（9）（10）（12）皆妻卿大夫，亦皆属正常婚姻，如例（7），文公以女妻赵衰，为其嫡妻，《传》称赵姬。例（9）宋元夫人以女妻季平子，有“昭子如宋聘，且逆之”，自是正常婚嫁。例（11）是追叙哀五年齐公子阳生（即齐悼公）奔鲁，季康子以其妹妻之。春秋之时常有此类婚姻，自亦属正常婚配，故“即位而逆之”。刘文所举六例，实亦当时的正常婚嫁。如例（5），前用“妻之”，后用“礼焉”，可见就婚嫁而言，这种“妻之”的行为合于当时礼制。
刘谓“‘妻’的动词意义，今语叫‘嫁’”。《左传》亦有“嫁”字，与作动词的“妻”义同，只是语法功能有别。动词“妻”的宾语必是男子，而“嫁”的宾语则是女子。如成十一《传》有“声伯……嫁其外妹于施孝叔”。僖十五《传》“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与庄二十二《传》“懿氏卜妻敬仲”事类句式皆相同，亦可比较而见其用法。而定五《传》文“王将嫁季芈……以妻锺建”，一事中既见“嫁”，又出“妻”，益可见若欲著明女子则用“嫁”，而要点出男子即用“妻”，而其所表婚嫁之义则同，皆属正常婚嫁。
所以，刘谓“‘妻’作动词，在《左传》里非指诸侯间的正常婚嫁”一说实亦不确。
其实，“妻”作动词，在《左传》里只是一个表婚嫁的事件性用语，其义是“以女嫁人”，其构句的基本格式是“某妻某”或在“妻”字前后加用介宾短语以引入女子之称谓，成“某以某妻某”或“某妻某以某”。其用法特点是：
一，以女方为主述对象，而亦涉及男方。故述句的主语总是女方，或其父，或其兄,或其所拥有者，或是有权势可左右女子者。若以男方为主述对象，则用“娶”，如昭二十五《传》：“季公鸟娶妻于齐鲍文子，生甲。”哀十五《传》：“卫孔圉取大子蒯聩之姊，生悝。”
二，在《左传》中，“妻”皆作及物动词，而其宾语则必是男子。在诸子中亦偶有作不及物动词的，如《孟子·万章》有“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之“妻”即是，《论语·公冶长》有“可妻也”，亦是。《左传》则无此用法。又，“妻”的宾语在他处亦偶有指代女子的，如《史记·鲁世家》有文：“（惠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妻”的宾语“之”即指代“宋女”。《孟子·万章》亦有“（舜）妻帝之二女”。于此一意义，《左传》则用“娶（取）”，如文七《传》：“穆伯如莒莅盟，且为仲逆。及鄢陵，登城见之，美，自为娶之。”
由于“妻”作动词，仅表以女嫁人这种行为，语义外延较宽，可以是已成之事实，如刘文之例（2）（3）（4）（5）（6）都是；也可以是愿望，而这种愿望可以成为事实，如上文例（1）（4），也可以是未成其事，如刘文例（1）。动词“妻”又是一事件性用语，涵概整个婚嫁过程，故叙事之中可交代其婚仪，如例（1）（9）；而大多略而不叙。不叙并非无事可叙，只是无此文意之须，或原始史料语焉不详。并非表不正常婚嫁，亦并无什么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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