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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西京赋》评价汉长安城“乃览秦制，跨周法”。薛综注“跨，越也。因秦制，故曰览。比周胜，故曰跨之也”[1]。学者对此多有引用，但具体解释则有所不同。 杨宽认为，“西汉长安城的布局结构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还是从战国和秦代都城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战国时代中原各国的都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整个布局，是由西边的小城和东边的大郭相互连结而成”，“秦国都城咸阳，同样是以西边宫城连结东边大郭的布局”[2]。刘庆柱则指出“ 杨宽先生这种论断与目前已经取得的东周时代（包括战国时代）考古资料有较大出入”。“如果说东周时代的列国都城布局结构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它们大多由宫城和外郭城组成，而外郭城或在宫城外围，或在宫城近旁”。而秦咸阳城的“宫城（或宫殿区）在大城的北部，手工业作坊区、商业区和一般市民里居则在大城西部与西南部，大城东部为皇室池苑”。“显然，汉长安城的布局结构与杨宽先生所说的那种战国都城及秦咸阳城的模式差异很大，把汉长安城的设计思想溯源于那种模式是难于成立的”[3]。
杨宽把“西边小城连接东边大郭”的城郭布局模式，上溯到了西周时代的洛阳成周。这一论断，更缺乏考古学的证据，因而未能得到学界的认可。但从社会形态上看，秦汉帝国与西周王朝之间，是以强势的王权和兴盛的国力为其共同特征的。这里的“跨周法”，或许应是对“大都无城”的西周王朝都城制度（详后）的继承和发展，而非对礼崩乐坏、乱世争防的东周城郭形态的模仿，正如孔子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此时的郭区已成为观念上的郭区，即一般以都城所处大的地理环境为郭。秦汉时代的这种都城规划思想，是与当时大一统的、繁盛的中央帝国的国情相一致的，因此其都城建制也远非战乱频仍时代筑城郭以自守的诸侯国的都城所能比拟。从这个意义上讲，汉长安城“跨周法”的最大特征，也许正是显现出帝王之都宏大气魄的“大都无城”。 作为前后相继的帝国都城，秦都咸阳和汉长安城在布局和设计思想上存在内在的关联，也是可以想见的，不少学者参与过讨论。杨宽所谓“西汉长安的设计规划，确是沿用秦制，以秦都咸阳为模式而有所发展的”[5]的论断，应当说是有道理的。但秦都咸阳究竟是怎样一种设计规划模式，汉长安城又在哪些方面对其继承并有所发展，却至今莫衷一是，需要做深入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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