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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的“颜色”

 砥砺前驱 2017-05-24


水浒的“颜色”


文/黄西蒙


曾有朋友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如何各用一种颜色代表四大名著?”于我而言,若说《红楼》是“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的红色,想必大家不会要太大的异议。《红楼》之绝妙,根本在于一个“梦”字。这个“梦”既是太虚幻境里的琼楼玉宇,又是大观园里的缱绻风流,更是人世命运浮沉的终极神悟。在“风月宝鉴”的映照中,虚虚实实地掩映着“世纪末的华丽”,隐隐迢迢地预示着“前现代性的苍茫”。《红楼》中有青春气,却始终难逃光火的死灭感,纵使曾有欢笑与幸福时光,在血红色的惨淡宿命中亦不过是一场幻灭的青春大梦。《红楼》之“红”,莫过于心中血泪的悔恨,颓败的红脂粉,只留得一片茫然,纵有无限情愫,仍是“犹恐相逢是梦中”。



《西游》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游戏之作”,以孩童之心品之方为绝妙之道。至于其中诸多佛家知识教义,更需一颗虔诚之心恭敬相待了。不必深究《西游》背后的什么“隐话语”和“潜规则”,若是那样,恐也伤了吴承恩老先生的赤子之心。在我看来,《西游》应当是白色的,一种纯洁而飘渺的净白,笼罩在西天取经之路的苍茫云天之际,浮动在钦敬佛心的圣徒心中。



至于《三国》,则少书卷气而多英雄气,“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曾不闻多少干戈铁马,尽入三国风云之激越振荡。群雄逐鹿,狼烟四起,从“黄天当立”到“三分天下”,从“三顾频烦天下计”到“千寻铁锁沉江底”。或赞英雄长歌,烈风沐马;或叹壮士悲欢,吹角凉落。在三国的千秋故事里,更多的是一种海蓝色的深沉感,宛如沉重的铁锚扎入墨浪的漩涡,激荡起深沉的海蓝水波。无数的悲欢离合,无数的生死胜败,都在这深沉的海蓝中化作阵阵怒涛,浪卷云天,却终将化为几股清风,化作一脉平静的海水,浮越在历史的苍穹之下。



那么,《水浒》会是什么颜色的呢?面对这部从小就陪伴自己长大的古典著作,我竟然没法立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水浒》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我该怎么为它的价值倾向作出定位呢?





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易事。回想过去,从小时候听老爸讲水浒故事,把一百单八将的姓名绰号写在卡片上来识记,竟在玩耍的心态里将其中的人物情节烂熟于心。后来读原著,亦看电视剧版的《水浒》,便愈发谙熟其中刺激的打斗场面了。但一直到初中,我也只不过停留在玩味故事的阶段罢了,倒也没有深思过其中的深刻内涵。彼时年龄尚小,对其中的权谋斗争和风流韵事亦不甚感兴趣,自然也搞不懂《水浒》的思想性质之类的问题了。即使语文考试里问起相关试题,我也就照本宣科地答上这样貌似很光明磊落的答案:《水浒传》是一部歌颂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伟大小说。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自上高中后,读书多浸润于古典精要,纵然不求甚解,而及至大学,便转向主攻西学。此时再回首相望,自是多出些许全新的感悟。今日看来,《水浒》绝非歌颂了什么农民起义。暂且不说“歌颂”与否,只是一个“农民起义”之说,便很是让人怀疑。纵观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敢问有几人出身农民?可怜的是,我拉着好汉们的花名册一一排查,只找到那个九尾龟陶宗旺在上山前是地道的农民。除此之外,若不算石碣村阮氏三雄为渔民,则没有一人是纯粹的农民。梁山人马中朝廷降将者有如关胜、董平、张清、魏定国、黄信等人,强盗出身者有宋万、王英、孙二娘、时迁等人,小官吏出身者有如宋江、鲁智深、杨志等人,再就是金大坚、萧让、乐和、皇甫端、安道全一类的手艺人,又何来农民之说呢?在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竟依然沿用了过去的农民起义说,个中端倪,无从考察,着实让人费解。



既然明确了《水浒》不是写农民起义的,那么为它定性就更加困难了。前面说其为农民起义不对,但我们常讲得“官逼民反”主题说倒有几分道理。在北宋末年的乱世中,人命危浅,往往只有成为“强人”才能生存下去。我这里说的“强人”,一方面有其“强盗”的本义,但也强调生存的艰辛不易,甚至必须通过强力的手段才能在社会的夹缝中换得一丝喘息的机会。梁山英雄身上体现出来的正是一种硬度的生存状态。这种硬度生存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存环境的艰难,二是生存意识的顽强。当生存只剩下血与命的资源时,他们只能进入体制外的搏命通道。







“当一个社会无法实现阶层顺利流动的时候,往往会走向体制的凝固僵化。而在等级森严的各级体制间的夹缝内,则形成了令人窒息的黑社会空间。”有趣的是,按照有些人的说法,当黑社会与白社会相互勾结甚至融为一体的时候,便形成了“灰色社会”,也就是我们说的“亦官亦盗”。当整个社会都沦为不分黑白的“灰社会”时,便离这个社会的最终溃败之时不远了。在这样的溃败社会里,没有人可以独自幸存。就像林冲的“逼上梁山”的故事只是这样晦暗的时代里一个微小的叙事,却是极具结构性意义的。



在阅读《水浒》的过程中,我时常会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快感。这种快感来自于书中人物对酷烈体制“以命相搏”的快意与决绝,但这不过是人在本能的支配下对压迫的某种非理性的反抗罢了。正式有这种非理性的心理作用作祟,我们看到了黑旋风李逵挥舞着两把板斧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杀无辜,而作者竟对其行为抱有欣赏态度;我们看到了二娘和张青在十字坡上卖人肉,竟被江湖之人视为好汉之举。我过去常常跟友人说,我几乎从未从《水浒》里读出丝毫的美感,我所受到感动和震撼的,往往多是一种难言的快感,这源自人内心的恶,绝非是对善与美的追求。



但是,反过来讲,纵然《水浒》不是在写什么格调高雅的大作,但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学佳作。从作者角度考虑,写作《水浒》可以抒发对当时元朝蒙古异族黑暗统治的不满之情,正可谓“时代不幸诗家幸”。于后世而言,在“暂时做的了奴隶”和“连奴隶都做不成”的悲苦中国社会里,《水浒》的确成了很多人缓解心理压力的“精神疗方”。离开中国社会之实情,恐怕很难理解《水浒》里真正的内涵。面对这灰色的水浒世界,那位曾获过诺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将其翻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用孔老夫子的儒家友谊观来解释这复杂的梁山故事,在我看来,这实在是太过简单化的误解了。



想必,施耐庵写《水浒》时的心情必然不会是太过轻松的,但能通过写作来抒愤,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活的更轻松些。既是苦心孤诣地创作,我们又怎可用简单的思路去玩弄这部经典著作呢?我们都讲《红楼梦》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可《水浒》又何尝不是呢?《水浒》里到底掩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经过拿捏品读,我倒是悟出了些许全新的观点和思想来。欲知其中几何,且待下章分解。









作者:黄西蒙,本名黄帅,男,90后,一株长在燕园的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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