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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贝壳被当作货币、工具和装饰品使用的历史悠久, 也被直接用做容器。秦汉以后贝壳器物很流行, 隋唐时期更多, 深受人们的喜爱, 广泛出现在各地, 还出现用白银为材料仿造的现象。贝壳盒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共出遗物表明, 它们在唐代似乎比较珍贵, 主要是用于盛装化妆品, 女性墓出土较多。无论是天然贝壳还是银质贝壳盒, 除了使用价值, 其流畅优美的造型也具有观赏、把玩的艺术功能。 盒是唐代器皿中数量最多、延用时间最长的器类之一。被泛称为盒的器物, 大小、形制差异很大, 形制之别是因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不同, 但一般都具有可以开启、分为上下两部分的共同特征。根据出土时的情况, 可知盒用于盛装食品、药材、化妆品或其他物品, 有的还兼作陈设之用。
在唐代各式各样的盒类器物中有一种特殊的, 造型特征与水中的蛤、蚌生物一样, 具有上下两扇, 盒体和盖相同, 或直接采自于自然贝壳, 或用金属仿制, 被人们称为贝盒、贝形盒、蛤盒、蚌盒。这类仿生形器物造型成为唐代器物中具有特色的种类。
金属仿造的贝壳形盒许多用银来制作,上下两扇扣合处做出合页, 以环轴连接, 是与贝壳铰合相似的形式, 可以开合。这类器物在海外的博物馆有不少收藏品, 韩伟编著《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一书收录9件[1]
飞禽唐草纹蚌形银盒 长6.7厘米。芝加哥美术学院藏。(图1)
双凤蚌形银盒 高4.6厘米, 长8.6厘米, 宽8厘米。佛利尔美术馆藏。(图2)
鸾鸟纹蚌形盒 宽6.3厘米。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藏。(图3)
衔花鹦鹉纹蚌形银盒 长8.9厘米。哈·李·藏。(图4)
海狸鼠蚌形银盒 长9.5厘米。弗拉美术陈列室藏。(图5)
柿状花结银蚌盒 高1.8厘米, 长4.6厘米。白鹤美术馆藏。(图6)
葡萄卷草鸳鸯纹蚌盒 长4.5厘米。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图7)
飞鸿山岳纹蚌形盒 高2.3厘米, 宽4.3厘米。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图8)
忍冬桃形花结蚌形盒 高3.5厘米, 宽6.3厘米。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图9)
此外, 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有1件曾由 LucyM aud Buckingham 收藏的贝壳形鎏金银盒, 1989年在日本东京和大阪举办的“中国美术名品展” 图录中有照片[2] , 与上述芝加哥美术学院藏品相似, 由于照片和线图的拍摄和描绘角度不同, 以及美国博物馆和私人藏品经常易手, 故难以判断是否为同件物品。
总之, 流传在海外又公开发表的贝壳形银盒共9件或10件。其中只有芝加哥美术馆藏品的年代被推定为7世纪后半到8世纪前半, 其余器物被推测为9世纪晚唐时期的作品。收藏在海外博物馆的贝壳形银盒造型一致, 纹样虽有差别, 总体风格相似, 其年代应大致相同。近年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些同类器物, 为贝壳形银盒准确的断代提供了线索。
1984年, 洛阳偃师杏园唐代李景由墓和郑洵墓各出土1件[3] 。
李景由墓的贝壳形银盒高1.7厘米, 最大直径3.6厘米。银盒上下两面的纹样基本相同, 以珍珠纹为地,中心錾刻一朵宝相花, 四周绕以单株的草木及鸿雁、蜂蝶等, 器物外表通体鎏金。(图10) 该墓葬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
郑洵墓的贝壳形银盒最大直径9.6厘米, 器表施珍珠纹地, 主题纹样为一对鸿雁或鸭藏在花丛之中, 贝壳形壳根部三角形部位饰鳞片状或称孔雀尾状向外放射的叶瓣,恰似孔雀开屏, 器物外表通体鎏金。(图11) 郑洵葬于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
1989年陕西西安市东郊发掘的唐墓中,出开元六年(公元718年) 墓志的65号墓出土1件贝壳形银盒[ 4] , 直径2.9 ～ 3.4厘米, 器表以珍珠地为衬, 一面主题为一对鸳鸯, 周饰折枝花草和飞鸟, 另一面为折枝花草和飞鸟, 器物外表通体鎏金。(图12)
开元廿一年(公元733 年) 韦美美墓也出土1件[5] , 直径3.2 ～ 3.9 厘米。内部光洁, 两面纹样的主题基本相同, 为一对鸳鸯衔绶, 再衬以折枝花草和飞鸟, 均以珍珠纹为地, 器物外表通体鎏金。(图13)
以上4件都出自纪年墓, 时代均在8世纪中叶, 当不是偶然现象, 至少说明了贝壳形银盒的流行时期当在此时。这4件器物是海外收藏的同类作品断代的重要参考。
韦美美墓的贝壳形银盒上的纹样与大阪市立美术馆“葡萄卷草鸳鸯纹蚌盒” 相似,也与何家村出土的“双鸿衔胜石榴花结纹银盒” 、“双鸳衔绶纹银盒” 的主题十分相似[6] 。何家村出土的这2件圆盒的时代为8世纪上半。
郑洵墓出土银盒贝壳形壳根部三角形部位孔雀开屏似的纹样与白鹤美术馆“柿状花结银蚌盒”、大阪市立美术馆“忍冬桃形花结蚌形盒” 同部位纹样相似。
而李景由墓银盒上中心为一朵宝相花, 与白鹤美术馆“柿状花结银蚌盒” 的纹样更为相似。由此看来, 它们的年代也应相近。
海外藏的贝壳形银盒, 分别饰繁缛的葡萄纹、缠枝纹、宝相花等, 均以细密、满地装为特征。这在唐代纹样分期特征上是7世纪末到8世纪中叶的主要内容, 而且并不独出现在金银器上。唐代铜镜中的葡萄纹镜,出现于唐高宗时期, 流行于武则天及玄宗初年, 8 世纪中叶后少见。带有比较纤细的枝、蔓、叶、花、实的缠枝纹在铜镜、石刻中均为8世纪中叶以前。宝相花是指由对卷的忍冬叶或勾卷组成花瓣的整体团花, 在敦煌壁画中也主要流行于8世纪初和中叶[ 7] 。所有海外流传的贝壳形银盒上的纹样均符合这一时代特征, 又有出土在纪年墓中的4件器物为证, 所以, 海外收藏的贝壳形银盒也均为8世纪中叶或稍早的作品。
在这些贝壳形银盒中, 郑洵墓出土的最晚, 墓葬纪年为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 盒上的双鸿雁或鸭, 不是相对而立,而是前后并排, 植物纹为阔叶大花, 构图疏朗随意(图14), 这在唐代纹样中主要流行在8世纪中叶以后。
西安三北村出土的“双鸳双鸿纹银盒”、威廉哈·沃尔夫藏“双鸭纹银盒”[8]纹样构图和主题内容略同,韦美美墓出土的圆形银盒[9] 上鸳鸯纹的构图也与之相似。
哈·克·李收藏的“衔花鹦鹉纹蚌形银盒” 的时代也可能略晚, 因为其鹦鹉纹约为8世纪中叶的特色, 与何家村出土的“鹦鹉纹提梁罐”[10] 的纹样接近,其他带鹦鹉纹的银器如西安建国路出土的“鹦鹉纹海棠形银盒”、丁卯桥出土的“十字花形鹦鹉纹五曲银碗”、陕西蓝田杨家沟出土的“鹦鹉团花纹银盘”、西安交大出土的“鹦鹉纹海棠形圈足银盒”[11] , 都是中晚唐时期的作品。
郑洵墓还出土了一面对鸟镜, 其镜上的鸟也与哈·克·李收藏的贝壳形盒上的衔花鹦鹉纹相似, 说明这件器物可能晚至8世纪末。
洛阳市东明小区发现的唐代高秀峰墓,据墓志可知高秀峰元和三年(公元819年)亡, 与夫人李氏于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合葬。墓中出土了2件银盒[12] , 虽然保持了贝壳的基本形态, 但经过了改造。其中“缠枝花纹贝壳形银盒” 底部较尖, 又加了个支柱以便放置。(图15) 另1 件“瑞兽流云纹贝壳形银盒” , 基本做成椭圆形,与原来仿贝壳的形状差距较大。(图16)这是目前所知最晚的纪年墓出土的贝壳形银盒, 已经不是仿真的造型了。
贝壳形银盒直接模仿自然贝壳应该毫无疑问。贝壳本身壁薄体轻, 质地坚硬, 其天然的形态被直接用做容器是一种方便的选择, 也可以稍事加工制造工具、器物和装饰。
利用天然贝壳当作货币、工具和装饰品的历史悠久。贝壳在中国曾作为原始货币广泛使用, 采用的主要是一种椭圆形的海贝,被称之为“齿贝”、“货贝”、“子安贝”、“宝贝” 和“贝” 等, 目前可知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 汉代以后消失[13] 。商代用海贝直接用作货贝很兴盛(图17)[14] , 陕西淳化的4座商周墓葬中出土货贝[15] , 汉代用贝作货币到了尾声, 重庆巫山县巫峡镇秀峰村西汉墓出土的货贝(图18)[16] ,已经十分罕见了。
用贝壳做装饰在先秦时期很流行。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遗址发现的200多座墓葬中, 位于二号基址的主体殿堂和北墙之间VD2M1[17] , 墓内发现朱砂、漆皮和贝片饰。三号基址在庭院内发现了一排墓葬, 经揭露的5座墓中也出土贝制工艺品和海贝等[18] 。商代后冈墓葬M47出土“一组用金叶和绿松石、贝片组成的装饰物”[19] 。安阳小屯商代遗址也出土经切割打磨、穿孔后的装饰品。(图19) 以贝为装饰分布地区也很广泛,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小河沿文化墓地1号墓出土贝环17件、贝壳13件。2号墓出土贝环36 件、贝扣13 件、贝管1 件。[20](图20)
内蒙古敖汉旗铁匠沟战国墓地出土的贝饰(图21), 顶部磨出方孔,里面有绿锈[21] 。有的贝壳上还有彩画装饰[22] 。
坚硬质地的贝壳有时无需加工就可以直接作为工具使用, 稍加改造会成为各种生产工具。商代小屯遗址出土了长11 厘米, 宽7.5厘米的原贝壳, 可能直接用作工具(图22), 也有以贝壳为材料加工成的铲、镰等。(图23、24)
完整的贝壳还有密合的空间, 秦汉以后很流行直接利用贝壳。咸阳市塔尔坡秦墓出土贝器16件, 有的是在天然贝壳上钻孔,有的壳内残留朱红色涂料。(图25、26)[23] 西安南郊秦墓也有出土。(图27)[24] 这些贝壳选择的是整体略呈扇形的贝类, 可能是用作容器使用的。
汉代将贝壳用作容器开始增加, 陕西省饲料加工厂西汉中期墓出土的贝壳, 长4.5厘米, 宽5 厘米,是用作容器使用[25] 。西安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M11、方新村开发公司M19 也出土了这种扇形的贝壳。(图28、29)[26]
除了直接利用, 有的还稍加装饰。南京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出土形制奇特的镶铜贝饰, 长13.3厘米, 高10.2厘米, 宽9.9厘米, 贝壳上以铜条镶扣, 做成双耳, 贝面饰有朱红条纹[27] 。这件器物位于男棺头部之左, 在代表死者的铅人之旁, 似乎有特殊的用途。(图30)
青海西宁市发现一座北朝墓出土1件用整块贝壳稍事加工而成的耳杯, 双耳由金片制成镶嵌, 长13.7厘米[28] 。(图31)
隋唐时期贝壳出现的更多, 多数是直接用作容器。安阳一座隋墓出土4件贝盒[29] ,长径4.5 ～ 8.1 厘米。李静训墓出土贝壳3枚, 上面有紫色纹饰数道[ 30] 。都是天然贝壳。直接取材利用的自然贝壳, 选取种类最多的是一种简洁光滑呈不规则扇形的贝壳,这种贝壳作为盒类器物使用几乎不用进行任何加工。河南上蔡县贾庄唐墓[31] 、温县景云二年(公元711年) 游击将军上柱国行原州都督府三郊镇副杨履庭墓[32] 、洛阳老城区北邙山唐墓[ 33] , 乾元元年(758 年)武都侯右龙武大将军章令信墓[34] 、西安郊区张十八娘子墓[35] , 内蒙古乌审旗郭梁唐代墓葬M10[36] , 都出土没有经过加工修饰贝壳。西安热电厂基建工地136座唐墓出土13件贝壳[37] 。河南偃师杏园村属于盛唐时期的22座墓, 出土贝壳19件;中唐墓16座, 出土贝壳4件;晚唐墓29 座, 出土贝壳1件。其中证圣元年(公元695 年) 朝仪郎行洛州密县令上骑都尉宋思真墓出土的贝壳盒, 长5.1厘米, 厚2.1厘米。(图32)
德宗贞元七年(公元791年) 容管经略招讨处置使参谋大理司直兼殿中御侍御史赐绯鱼袋李荣初墓出土的贝壳盒, 长9.6 厘米, 宽7.5厘米, 厚4.6厘米。(图33)
利用贝壳为器物在唐代不仅十分普遍,也似乎比较珍贵。偃师杏园唐墓出土贝壳盒的人在当地地位都较高。洛阳老城区北邙山唐墓出土贝壳5个, 和萨珊银币同出[38] 。
曹家堡唐墓出土金钗、金凤簪、金梳背, 贝壳和男骑俑。新城长公主墓[39] 、金乡县主墓[40] 、银青光禄大夫彭州刺史韦慎名墓[ 41]都出土贝壳。(图34、35、36)
沿海地区以外出土天然的贝壳盒, 多少有些令人费解, 不过文献记载可以提供解释。《新唐书 地理志》载:莱州“土贡:赀布、水葱席、石器、文蛤、牛黄”, 密州“土贡:赀布、海蛤、牛黄”[42] 。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很容易获得的各种精美实用的贝壳, 并作为当地特产提供给朝廷和其他地区, 因此无需加工的贝壳盒传播很广, 仿生形器物又以特别的造型和方便实用, 深受人们的喜爱, 故成为比较常见的器物, 广泛出现在各地。
贝壳盒为天然物品, 墓葬中出土的即便是残破品, 一般表面光洁, 边缘光滑, 似被人们长期抚摸所致, 由于有考古发掘品出土, 贝壳形盒的用途基本清楚。
安阳隋墓M109出土的4件贝壳盒, 与铁镜、铁剪同出, 报告推测是妇女盛粉脂之器。西安热电厂基建工地136 座唐墓出土13 件贝壳, 也推测可能是放脂粉之器[43] 。李静训墓出土贝壳3枚, 放在尸体的腰部, 与最贵重的银盒、玻璃盒等在一起。河南温县杨履庭墓中的贝壳盒, 位于东棺骨架头部之西测, 内有粉状物少许, 和铜镜放在一起。韦美美墓的贝壳形银盒, 出土在紧挨尸骨头部的地方,与盛化妆品的金、银、铜小器皿同置于一个圆漆盒内。李景由墓的贝壳形银盒出土在银平脱漆方盒内。银平脱漆方盒内遗物分两层存放, 上层为一木屉, 装木梳、金钗等饰件。下层装圆漆盒3件、鎏金银盒2件、抛光银盒2件、鎏金菱花镜1 件、小银碗1件。洛阳偃师杏园李郁墓的贝壳盛放在圆形带足漆奁中, 于铜镊和小银盒同出。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大梁村李氏墓出土贝壳盒也放在梳妆盒里。
贝壳盒出土位置、共出遗物表明, 无论是天然贝壳盒还是银质贝壳盒主要都是作为盛装化妆品之用。
以天然贝壳类为容器盛装化妆品, 直到现代还有, 即所谓“蛤蜊油”, 是用天然贝壳盛装护肤防裂油。
在许多出土贝壳盒的墓葬中,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即女性墓出土较多。陕西韦美美、内蒙古和林格尔李氏墓、西安王家坟M90、神龙三年(公元707 年) 任氏墓、罗观照墓、西安郊区张十八娘子墓、金乡县主墓、新城长公主墓等均为女性墓。贝壳多放置在棺床上墓主的身侧, 常与精致的钗、簪、梳和小型瓷器放在一起。
洛阳高秀峰墓, 是与夫人李氏于太和三年(公元829年) 的合葬墓。李景由墓的贝壳形银盒出土在男性头骨附近的银平脱漆方盒内。此墓为二次合葬, 李景由开元五年(公元717年) 卒于洛阳, 其妻范阳卢氏开元十九年(公元731 年) 卒于封丘,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 “合附于偃师首阳原先茔”。墓内曾进水, 器物漂浮移动, 银平脱漆方盒原来应为李景由妻卢氏的用物。唐代单纯的女性墓不多, 相比之下女性墓出土贝壳盒比例非常大。在合葬墓中也多属于女性的随葬品, 因此贝壳盒也许是比较专门在女性中流行的器物。
用贝壳作为原料加工制作器物在唐代仍可见到。河南偃师杏园村元和九年(公元814年) 郑绍方墓[44]在尸体头骨附近, 有1件形制比较特殊贝壳盒, 长3.8 厘米, 宽3.2厘米, 厚1.3厘米。呈圆角方形, 盒盖与盒提有子母口, 从残破处的断面可看出是用自然贝壳制作的容器, 盒的盖顶还浅刻一只回首的鸿雁, 与同时期的银盒相同。(图37)
大中元年(公元847年) 穆墓[45]出土大型海螺, 从中锯开, 打磨光洁,5枚骰子装在其中, 似为掷骰子的赌博用具。(图38)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李廿五五女墓[46] 出土天然海螺, 用途不清楚, 可能玩具之类。(图39) 但这类把贝壳当原料加工的器物不多, 而且年代也都较晚。
从自然界直接索取生活器具, 是人类生存的必然选择, 有的自然物品超出当时人们的制造能力, 很容易被直接取材利用, 坚固和便利的天然贝壳被长期持续选择, 成为历史悠久的器物种类。
虽然唐代陶瓷、金属工艺发达, 但铜铁铸造很难做到贝壳那样如此精细, 陶瓷烧造更无法达到这种程度, 只有相对柔软的金银材料, 和相应的锤揲技术,才能模仿自然的贝壳, 而且还克服了贝壳自身容易脆裂的缺陷, 因此唐代忠实地用银器来仿制也不足为奇了, 但使用珍贵的鎏金银器为化妆品盛具, 当时并不普遍。 [1] 韩伟编著. 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图257 ～ 265.西安:三秦出版社, 1989. 为查对方便, 本文均采用此书的器物定名, 而如“葡萄卷草鸳鸯纹蚌盒”其实并无葡萄纹样, 但为查对方便对器名不作改动。 [2] 美术馆·中国美术名品展. 图27. 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 1989.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师杏园唐墓.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 [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 陕西新出土文物集萃, 图92. 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 [5] 呼林贵, 侯宁彬, 李恭. 西安东郊唐韦美美墓发掘记. 考古与文物, 1992, (5). [6] 韩伟编著. 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图204、208.西安:三秦出版社, 1989. [7] 薄小莹. 敦煌莫高窟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图案装饰.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8] 韩伟编著. 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图207、229.西安:三秦出版社, 1989. [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 陕西新出土文物集萃。图90. 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3. [10] 陕西历史博物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花舞大唐春.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 [11] 韩伟编著. 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图129、135、169、248.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89. [12]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市东明小区C 5M 1542 唐墓. 文物, 2004, (7). [13] 彭柯, 朱岩石. 中国古代所用海贝来源新探. 考古学集刊, (12).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小屯.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4. [15] 淳化县文化馆姚生民. 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 考古与文物, 1986, (5). [1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巫山县文物管理所, 重庆市文化局三峡文物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重庆巫山县巫峡镇秀峰村墓地发掘简报. 考古, 2004, (10).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 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 考古, 1983, (3).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二里头宫殿区考古考古取得重要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 第5期, 2003. [1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 1971 年安阳后冈发掘报告. 考古, 1972, (3). [20] 克什克腾旗博物馆.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上店小河沿文化墓地及遗址调查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2,(1、2). [21] 邵国田. 敖汉旗铁匠沟战国墓地调查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2, (1、2). [22]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两贝壳画, 据研究贝壳产自中国东海岸, 一幅画面为马拉车、车上插戟, 车主戴高冠、着长袍束带, 与春秋战国纹饰相似, 二侍卫张弓, 射向车前车后惊慌逃窜的飞禽鹿虎, 左侧还画大树。另一幅画马车停伫, 马匹仰首急喘, 车主张弓射箭, 另一个挥手指向飞禽。车前二侍从,持剑围捕一中箭跪下的鹿, 四周鸟飞兽逃, 气氛紧张。见林树中. 海外读画录之二———狩猎图.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及设计版), 1996, (3). [23]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塔尔坡秦墓.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8. [24]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南郊秦墓.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25] 陈国英, 孙铁山. 陕西省饲料加工厂周、汉墓葬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 1989, (5). [26] 西安文物保护考古所, 郑州大学考古专业. 长安汉墓.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27]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南京人台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 文物, 1965, (6). [28] 卢耀光, 尚杰民, 贾鸿键. 青海西宁市发现一座北朝墓. 考古, 1989, (6).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隋墓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81, (3).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唐长安缄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0. [3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二队. 河南上蔡县贾庄唐墓清理简报. 文物, 1964, (2). [3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河南温县唐代杨履庭墓发掘简报. 考古, 1964, (6). [33] 赵国壁. 洛阳发现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 文物,1960, (8、9). [3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陈国英. 西安东郊三座唐墓清理记. 考古与文物, 1981, (2). [3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安郊区隋唐墓.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66. [3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鄂尔多斯博物馆. 乌审旗郭梁隋唐墓葬发掘报告.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37]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 西按热电厂基建工地隋唐墓葬清理简报. 考古与文物, 1991, (4). [38] 赵国壁. 洛阳发现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 文物,1960, (8、9). [3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礼泉县昭陵博物馆编著. 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 [40]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西安唐金乡县主墓清理简报. 文物, 1997, (1). [4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唐长安南郊韦慎名墓清理简报. 考古与文物, 2003,(6). [42] 《新唐书》卷38 《地理志》. 北京:中华书局,1980:994、996. [43]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 西安热电厂基建工地隋唐墓葬清理简报. 考古与文物, 1991, (4).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师杏园唐墓.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师杏园唐墓.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师杏园唐墓.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方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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