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２０１７．０５．２６｜Ｎｏ．１１７ 杨宽先生是当代公认的史学大家，在七十余年的学术生涯里，他为学界留下三百多篇论文和十余部学术著作，范围广及中国上古史、古代科技史、度量衡史、古史分期、古代农民战争、重要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文物考古、学术文化、陵寝都城制度等众多方面，而以上古史研究成就最大。他的《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新探》《西周史》《战国史》等一系列论著，对上古时期的国家政权机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土地制度、礼仪制度、思想文化等内容作了深入的剖析和讨论，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其多产勤奋的人生历程与进取精神适足成为百年复旦的一个缩影。在校庆来临之际，我们分两期推送高智群先生撰写的一篇介绍杨先生古史研究的长文，希望大家喜欢。 杨宽先生（1914—2005）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初，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鼎盛时期，名家济济，成果累累。这些学者之中，就有享誉中外学术界，被公认为一代史学大家的杨宽先生。从1953年开始在复旦担任兼职教授，到“文革”期间正式调入，最后在1984年离开大陆前往美国，直至2005年9月在美国疗养胜地迈阿密平静地走完辉煌生涯，杨宽先生和复旦关系，亲密而疏离。他倾注心血完成的一系列论著包括《古史新探》，已经成为珍贵的史学遗产，随着时代的推移，愈发凸显出其在当代学术界的地位和价值。
一、早慧而多产的学术生涯
杨宽先生出生在青浦白鹤江镇一个医师家庭，五岁进入鹤溪小学读书，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时，也受到严格的旧学训练，打下非常扎实的古文基础。他自幼对故乡的农渔业生产和风土习俗就产生浓厚的兴趣，童蒙时代初步的社会接触、观察和体验，对后来他的学术成长有着很深远的影响，如后来他描写古代农具、生产技术和生产过程，古代礼制的一些论著，其研究兴趣最早就发轫于这些早期社会经验知识的积累。1926年考入苏州中学后，他开始迈进了学术殿堂。当时这所江苏名校正处于黄金时期，校长汪懋祖是留美归来的著名教育家，担任过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具有先进的办学理念。校内许多任教老师都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丝毫不逊于大学教授，其中后来成为学术界翘楚者就有历史学家钱穆、杨人鞭，词曲名家吴梅，语言学家吕叔湘等等。学校还经常聘请著名学者如章太炎、胡适、顾颉刚等人来校演讲。在这样浓厚的学术氛围、出色的师资条件和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中，发奋用功的杨宽先生眼界大开，学业上得到了飞跃的进步。他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知识的获取，课外开始大量阅读古书和学术著作，将“深、精、专”作为奋斗的目标。初中阶段，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影响，他对墨子产生浓厚兴趣。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成为他全部通读的第一部古书。他最早的学术探索的成果，便是在高中阶段用三年的时间对《墨子》和《墨经》进行重点攻读和系统钻研，并写成第一篇学术论文《墨经校勘研究》，投寄著名的学术刊物《燕京学报》，得到主编容庚先生的赞许。这时他年仅十六岁，已经是一个学业初成的早慧学者了。多年以后，他回首早年这段苏州求学生涯，自认为这是他学术人生的一个黄金时期。他深情地说：“我探讨学问的基础是那时打好的，钻研学问的方向是那时决定的，探索学问的门径是那时开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是从那时开始写作的，可以说，都是出于教师们教导和栽培的结果。”（《历史激流——杨宽自传》第58页） 《杨宽自传》中的“上海关联位置图” 1932年，杨宽先生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文学系，师从吕思勉、蒋维乔等著名学者，吕先生朴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系统综合的研究方法给予他很大影响。凭借中学时打下的文史功底，加上刻苦求学、名师指点，他很快在学术界初露头角。他在大学求学期间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成果：一是继续对墨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他不满于当时学者对《墨经》随意校改字句，用现代科学轻率比附的不良风气，先后写成七篇墨学论文，涉及《墨经》文本的分期分段、哲学思想、自然科学观念诸多方面，在此基础上，他写成《墨经哲学》一书，后来交由正中书局出版（1942年）。二是完成高中阶段就开始起草的《中国历代尺度考》。他在阅读王国维《观堂集林》有关古代尺度的文章时，发现其中一些错误，于是开始收集文物和文献资料，对历代尺度沿革进行详细考订，最后完成这部书稿，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5又重加修订再版，该书至今仍然是研究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一部重要参考书。三是在老师蒋维乔的指导下，和同窗沈延国、赵善诒一起合作进行《吕氏春秋》的校勘和注释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们收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元以来的十四种善本，还广泛辑录二十种唐宋类书以及古注所引用的字句，仔细进行对勘，加上案断并评论其是非，再由蒋先生加以审定修正，编成《吕氏春秋汇校》一书出版。这项十分费力的校释工作，对年轻学子增长校勘、训诂和古音韵学的知识，熟悉先秦学术流派的分合演变，都很有好处。在此书的基础上，杨先生和沈延国合作，完成了百余万言的《吕氏春秋集释》。这部书稿，由于后来的时局变动一直不得出版，最后在1989年才交中华书局准备付印，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事情了，可惜这部重要的书稿又拖了近三十年，至今还未面世。 蒋继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共著《吕氏春秋汇校》作为光华大学丛书之一，1937年中华书局版扉页 （《杨宽自传》）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战乱频仍，内忧外患，同时又是新思潮激荡、不同学派迭兴、充满生机的一个学术转型时期。这期间学术界发生的三次古史大辩论：古史传说的真伪、井田制度有无、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深深吸引着杨宽先生，他的学术兴趣，也开始转入到中国上古史领域，并作为后起的青年翘楚，积极加入到古史传说的讨论。从1933年起，他开始分别以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为中心，对其神话来源及其分合演变进行整理，陆陆续续写成系列论文，最后汇集成《中国上古史导论》一书，收入《古史辨》第七册。而中国社会史论战对杨先生带来的深刻启发，便是促使他认识到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大变迁，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的一大界限，是中国古史领域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他和友人童书业相约，分别致力春秋和战国史的研究，通过这样的分工合作齐头并进，逐一解决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在1941年日寇铁蹄践踏上海的艰难时局中，杨先生举家隐居青浦家乡，开始了为时两年多的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工作。在这样非常扎实的史料整理的基础上，杨先生在50年代初期完成并出版了他的代表著作——《战国史》。 早在大学期间，杨先生就开始参加上海博物馆的筹办工作（1937年），负责陈列布置和编写文物说明工作。以后除了在广西勷勤大学和上海光华大学担任过短期的副教授职务之外，他一直任职于上海博物馆，1948年开始担任馆长，直到1960年离任担任上海历史所副所长。前后长达二十来年的文博界生涯，对杨先生学术的一个重要影响，便是注重历史文献和文物考古相结合，这成为他治学的一大特色。1954年春，为了答复观众对于中国古代钢铁兵器如何制造的疑问，他开始了冶铁技术史这个学术处女地的开垦，在短短两年的时间中，完成了一系列论文和《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1956年）这本冶铁史领域第一部专著。该书的出版，比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早了一年多。后来有人批评这部书是配合时局的跟风之作，并不确切。由于杨宽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十分重视古代科学技术对提高社会生产力，促使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作用，他对古代冶铁技术的系统考察一直没有中断。在1982年，他在两部旧著（上书和《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基础上，重新改写为二十五万字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他这几部冶铁史的著作，广泛收集农书、方志等文献资料和生产实物资料，注重中外技术的比较和生产工具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在研究途径和方法上别开生面。对杨先生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贡献，国内科技史学界和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4年赴美前夕于上海寓所（《杨宽自传》） 杨宽先生与复旦大学的结缘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1953年到1958年，他受聘担任复旦大学兼职教授，讲授春秋战国史和先秦史料学。“文化大革命期”间（1970年），他借调到复旦大学从事担任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先秦历史地图的工作，此后他一直在复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他在复旦工作的主要学术成果，是主编《战国会要》，撰写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和都城制度两部著作，修改《战国史》。1984年应邀远赴美国讲学，从此和夫人卜居迈阿密海滨，谢绝外界邀请应酬，潜心整理旧作，完成最后重要著作《西周史》一书和《历史激流——杨宽自传》。晚年他皈依罗马天主教，在平和的心境中走完人生最后的一站。 与西屿定生教授合影于复旦（《杨宽自传》）
二、重要的学术著作简介
杨宽先生在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二百多篇论文和十多部学术著作，研究范围包括中国上古史、中国古代科技史、度量衡史、古史分期、古代农民战争、重要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文物考古、学术文化、陵寝都城制度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大约有如下几种。 1.《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派最后的辉煌 这是杨先生二十四岁时发表的成名作，由此他被顾颉刚、童书业等人看作是古史辨派最后阶段的生力军和“集‘疑古’古史学大成的人”（《古史辨》第七册童序）。该书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部出自殷商时代的神话，这些神话按其来源可以分为东（殷人-东夷）西（周人-西戎）两大系统，这两系民族神话经过各自长期的分化演变，最后逐渐混合重组，在商周时代形成了上自黄帝下至夏代的古史传说系统。许多上古的圣帝贤王人臣，其原型不过是上天下土的鸟兽神物，因此推断三皇五帝时期和夏代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他进一步从神话语言学的角度，分析造成这种分化演变现象的一个关键，便是语言的讹传。远古的人物和事件，会随着时代潮流和群体意识的转变以及由于同音假借产生的“语言疾病”，在大众长期口耳相传过程中，由一化二化三化以至于无数。作为古史辨派的殿军，杨宽先生这一理论深受顾颉刚古史观和傅斯年东夷西夏两系说的影响，但他一开始就和顾先生存在深刻的学术方法和观点的对立。他明确批评顾氏“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带有今文经学“托古改制”的明显缺陷，具体考证上“颇多疏略，亦且传说之演变不如是之简单”，主张夏以前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是自然演变形成的，并不存在什么人在那里有意作伪。 在讨论“神话分化演变说”时，杨宽先生已经注意到神话传说上的所谓“史影”或历史背景问题，承认它们的存在，可惜书中未能就此展开讨论。他说：“吾人证夏以上古史传说之出于神话，非谓古帝王尽为神而非人也。盖古史传说固多出于神话，而神话之来源有纯出幻想者，亦有真实历史为之背景者。”他期望在将古史传说还原为神话之后，能够进一步由原始神话而深考其历史背景，“以恢复其史料上原有之价值”。可惜这部拟作中的《中国古神话研究》续书，最后并没有完成。在杨宽先生晚年的论著中，他仍旧坚持早期的基本观点，就是反对古史界把神话传说看作是夏商以前的史料，不赞同利用这些传说来重建原始社会历史和族群分布及其相互斗争、融合的过程。但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注意从神话传说中捕捉其中蕴含的原始社会的历史讯息。在《西周史》有关后稷传说的章节中，他就认为后稷该是商代周族人的祖先，有关后稷的种种神话传说，反映了周族经由母系社会转变到父系社会、重视农业生产的真实社会状况。类似的观点方法，还见于晚年所写的神话学论文中，从中可以看出先生学术思想的嬗变轨迹。 古史辨派的学术倾向，前期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后期是杨宽先生为代表的“神话分化演变说”。他们这种将历史传说还原于神话的探索，和徐旭生等人将神话传说历史化的努力，正好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视角，在三四十年代都拥有相当的学术影响。解放以后，由于政治等原因，古史辨派一蹶不振，他们的研究成果，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在海外汉学界拥有众多知音。矫枉过正的一个后果，便是近年来国内古史界信古过头的倾向，开始有蔓延的趋势。然而近年来地下出土文献研究表明，在古史传说的研究中，必须很好地继承古史辨派的成果（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页）。这其中就包括作为该学派代表人物杨先生的研究成果。比如少昊挚和商契的关系，杨先生根据《周书·尝麦》以及《吕氏春秋·古乐》两条证据，为郭沫若和陈梦家“少昊与契为同一传说分化”的观点作了重要补充（《古史辨》第七册（上），第257—258页）。近年上博入藏的战国竹书《容成氏》30号简记载“舜乃欲会天地之气而听用之，乃立窃以为乐正”，恰与杨先生所举《吕氏春秋·古乐》的证据相合，从古文字学角度看，“窃”应当就是商契，这为少昊挚与商契为一人分化的说法提供了积极的支持（参见陈剑《上博楚简〈容成氏〉与古史传说》等文）。于此可见杨先生的卓识。顾颉刚和杨宽先生都有专文考证禹的神性，这也在新出的豳公盨中得到证明。像这种精彩的论证在他的《上古史研究导论》中还有不少，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当然，由于时代所限，又处于“疑古”思潮的中心，杨先生的一些具体结论也还存在问题。比如他怀疑“夏”从名称到历史都是由神话演变而来，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参见《中国上古史导论·说夏》，这个观点后来已经放弃）。又如杨先生和顾颉刚、童书业等都对连称“唐虞”的古文献表示怀疑，以迁就他们古史传说的研究结论（参见《中国上古史导论·“陶唐”与“高阳”·论唐虞连称》）。这种怀疑随着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等文献的出土，都已经不能成立。另外，研究古史传说的人名地名时运用古音不够严谨，或者无限制地使用推导古音的方法，以至于影响立论的可信度，这在当时乃至现在研究古史传说的学者中间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杨先生的论著中也多少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说“昭明”、“东蒙”、“祝融”为“一声之转”）。中国上古帝王世系是否只是来自东西两大族群的神话传说，民族神话中究竟有多少古代史实的踪影，这都是我们今天读《中国上古史导论》之后，掩卷长思的问题。 2. 当代断代史权威之作《战国史》与《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从上世纪40年代起，杨宽先生开始进行战国史的研究。当时他遇到的最大困难，便是现存的战国史料，残缺分散紊乱，《史记》与《资治通鉴》中的战国部分记载，既有不少错乱和失误，又有夹杂虚构伪托的作品，因此研究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对所有战国史料，包括战国秦汉著作，重要地理文献和新出简牍帛书、铜器铭文与石刻等等资料，全方位加以收集和考订，做出系统的编年。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基础工作，从40年代初开始整理、完成战国一百八十多年的编年初稿，到90年代末最后杀青，编写这部《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前后经历了半个世纪，这是他所有著述中历时最久、最费功夫的一部，也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上接《春秋》《左传》（公元前468年），下迄秦王政统一中国（前221年），共248年的战国史料编年，首次在战国年代学方面，将原来分散混乱、年代讹误、真伪混杂的史料，梳理得有条不紊，真伪分明。每段史料之后还附有作者疏证，考辩前人考订之得失，明辨史实之真相，阐明史料之价值。其中很多重要的考证，包括利用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对苏秦、张仪、乐毅等人的事迹进行去伪存真；战国历法的验证；魏、齐、赵、韩、宋、越国君的年世考订，都解决了战国年代学中很重要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当代中国断代史，迄今还没有一部专著，在史料的鉴别和史实的考证方面下这么大的工夫，这也足以说明，建立在如此厚实材料基础上的《战国史》，为什么会驰誉史林的真正原因了。 杨宽先生的《战国史》一书，总共有过三个版本：1955年初版，1980年再版，1997年又随着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新资料层出不穷而重加修订、补充和改写。每次再版，都增加很多内容，篇幅从初版的二十多万字，扩到二版的近四十三万字，三版更增加到五十六万字，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断充实和提高，内容大为翔实和丰富，观点愈见显豁精审。作者以如椽的史笔，展现出战国时期这一“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社会激荡，政体革新，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的纷异多彩的历史长卷，以全新的面貌，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极为注目的断代史权威著作。有学者这样评价：“这部断代史研究的经典，不仅可以看作上一世纪古史研究高水准成果的一个纪念，又为学界新人提供了具有标范意义的学术样板。”（王子今《评新版杨宽〈战国史〉》，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信息网，2003年12月） 3. 研究领域的新开辟——《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这两个课题，是杨宽先生应日本史学界的邀请而做的研究，被看作是国际文化友好交流的结晶。1982年2月，杨先生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作了题为《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的学术演讲，不久被译为日文出版。这是新中国学者第一部以未刊稿的形式在日本公开发表的学术专著，被认为是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创举。后来又增加了中、下两篇在国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3年访日并演讲（《杨宽自传》） 《中国都城的起源与发展》日文版（《杨宽自传》） 周初周公为了维护新王朝的稳定，曾经倾力打造东都洛邑，使之成为东方统治中心。历史上对周公营建洛邑这个重大事件一向给予很高评价，但相关研究并不多，今人论述也比较粗略不成系统。1983年4月，杨宽先生发表《西周初期东都成周的建设及其政治作用》一文，很快受到国外学术界关注。同年9月，杨先生再次应邀参加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演讲稿后以《中国都城的起源和发展》为题在日本出版，国内最新版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共四十四万字。这两部著作，可以说是关系密切的姊妹篇。因为历代君王实行“事死如事生”的礼制，陵园中陵寝的布局和规格，常常是按照生前所居都城格局来设计的，因此两者必须联系起来加以探讨（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序》）。二书的共同特点，是根据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两千年来陵寝和都城制度的起源和演变，时代划分与特点分别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研究，其中很多见解都是发前人所未发，例如商周别都制度的系统论述，就具有原创性。西安和洛阳在历史上曾经数次作为东西都并存，这其实就是别都制度，即中央王朝在正式的国都之外，还在其他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设立另外的都城。这种制度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整个商代。周公建设成周是别都制的发展，在制度史上影响深远。杨先生这个“别都说”，当时是个很新颖的见解。在详尽分析了成周的作用后，杨先生特别关注成周的布局和特点，并结合考古和文献，从制度史的源流进行追踪，找出商周都城布局的规律性，就是一般都是大小城相结合，大城往往在东，建有官署宗庙市肆居民区，小城在西，作为君王居住地。这种形制和布局，既出自政治军事需要，同时和礼制要求息息相关。书中最精彩的地方，是密切联系古代礼制，对陵寝和都城的布局结构作了非常合理的解释。例如，为什么都城会有大小城制度，为什么大城在东宫城在西，这就与古代都城的功能和“以西为贵”的礼俗有关。在论及“寝”的性质的时候，作者特别强调它是供死者灵魂休息的处所，不是专门用于祭祀的“享堂”。类似的见解，实际反映了一个历史学者严肃的治学原则，就是对考古现象做出的分析判断，必须密切结合古文献特别是《三礼》资料，必须充分汲取汉唐经学家和清代考据学的成果，必须注意古今民族社会礼俗的比较，否则就容易“以古律今”，主观臆断。因此，杨先生这两部专著，不仅仅是有可观的研究成果，它的治学方法和途径，也很值得考古文物界同仁借鉴。 4. 晚年封笔之作——《西周史》 在初版《战国史》问世之后，杨宽先生开始了《西周史稿》的前期准备工作。当时的古史领域正围绕着历史分期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宽先生将西周春秋的社会结构和周代各种政治制度，如井田、乡遂、宗法、学校以及各种礼制作为研究重点，同时还着重探讨了周代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状况，试图通过这样的具体讨论，进而深入解剖周代社会结构，辨明重要制度的作用，以便更准确地认识古代社会性质。围绕这一中心，杨先生先后撰写了十四篇论文，汇成《古史新探》一书，这成为他后来《西周史》的基本骨架。上世纪80年代初期，杨先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了《西周史》的撰著。由于年代久远，史籍佚缺，导致西周年代错乱，人物事件制度湮灭不详。这部专著综贯西周可靠文献，结合数百篇金文和考古发现，参考儒家传世礼书，重新构建西周近三百年失落的历史。由于史料的限制，该书选择西周史的若干历史侧面进行重点叙述，如西周开国、武王克商、东都营建等章节，都有十分细致、精彩的分析考证。这部专著，和《战国史》一样，对制度史方面给予特别的关注，这也是二书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 《西周史》是在杨先生移居美国以后，八十几岁高龄时完成的。由于他深居简出，国内学术讯息不畅，加之精力渐衰，研究条件有限，这部专著，就不如一再修订的《战国史》那么成熟，里面有些观点还可以讨论。如涉及西周土地制度的金文资料中，有几个关键词的考释，作者未能采纳最新的古文字学成果，从而影响到对资料的准确判读和结论的可信度，如裘卫等器中的“贾”和“履”，作者仍从旧说释为“贮”和“眉”（《西周史》第216、219页），将“贮”（贾）看作是手工业奴隶（第289页）。西周礼制部分，基本上将《古史探新》内容移入进来，未及增补新发现的金文资料和今人成果。书中所引铜器铭文断代也有若干失考之处。这些瑕疵，如果不是由于先生遽归道山，相信以他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是会在重版时得到改正的。 以上只是简略介绍杨宽先生学术成就的主要方面。他还是《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分册、《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简明历史词典》、《战国会要》和《宋史》标点的主编。他一生之所以做出如此巨大成绩，与他刻苦用功，勤奋治学，对学术研究具有献身精神密切相关。数十年来他专心致志、孜孜不倦地读书写作，无论冬夏，每天凌晨四五点起床，伏案工作直至晚上，中间仅稍事休息。直到耄耋之年，虽然精力渐衰，但每天工作时间都在七八个小时以上。晚年定居美国，基本上过着隐居的生活，但仍旧退而不休，独自完成了多部著作的写作和修订。他的学术生涯，一直延续到生命的终点。
杨宽著、高智群编 《古史新探》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