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品县令冯梦龙的一品事业：心与老梅同清
  冯梦龙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可以驰骋想象，让笔下的清官纵横捭阖，做出一番大业绩。而当他作为一个知县时，面对的却是许多现实的治理问题，必须一件件加以解决，甚至有些问题是一时解决不了的。但意志坚强、生性乐观的冯梦龙，即使有时无奈，也绝不随波逐流，也没有失去人生的希望和对理想的追求。“老梅标冷趣，我与尔同清”，冯梦龙以“老梅”自况自勉，这株老梅顽强地开放，至今余香不断。
《戴清亭》诗寄真情 在《寿宁待志》里，记载了一首冯梦龙写的《戴清亭》小诗： 县在翠微处，浮家似锦棚。 三峰南入幕，万树北遮城。 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 老梅标冷趣，我与尔同清。 不到寿宁县，是体会不了冯梦龙写诗的情景和心境的! “戴清亭”是冯梦龙在寿宁私署边建的一个小亭，站在这里可以眺望整个县城。私署处县衙之后，“在镇武山上，拾级而登，旧有大榅木四树，今止存其二。门内有井，故令毛以墙塞之，取用溪水，不知何说?异日修理复之，亦省人担汲力多许。房只二进，虽朴陋，取其高敞。三峰如髻，俱从堂脊窥人。东为学署，山未经刬，每大雨后，水从墙隙喷出，西流绕内堂而南下，直入大溪。声淙淙入耳，忽作岩川观，忘其身之为俗吏也。左隙地小屋三间，故令毛所建，前植花果，曰‘看花处’。今惟老梅一株仅存，数百年物。余于梅下构一小亭，额曰‘戴清’。”此情此景，栩栩如生，数百年后，宛在眼前。一个真实、朴实、务实、乐观、坚强、淡定的冯梦龙形象，屹立在我们面前。我们似乎能听到他掷地有声的话语：“余生平作事不求名而求实。”“卑职人微言轻，但能自律，安能律人。”“以勤补缺，以慈辅严，以廉代匮，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假如余不躬往或往而不密，必为信理所误矣。” 时至今日，很多寿宁人都会背诵冯梦龙这首《戴清亭》诗。1985年，寿宁县重建“戴清亭”，并在附近建有小型的“冯梦龙纪念室”。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亲笔题写“冯梦龙宦寿旧址”。 我每次到寿宁县，每次瞻仰“戴清亭”，都会记起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的深刻话语：“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冯梦龙就是这样的人啊! 宁劳一人不劳百姓 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吏，能够做到“政简刑清”“遇民以恩”，应当就够得上一个清官、好官了。而冯梦龙却远远不止如此。他为了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想，对寿宁县作了全方位的深入调查。他的眼界远远超出一个封建县官所能达到的水平。 寿宁县在万山包围之中，最大的山是车岭和九岭。寿宁当地民谣说：“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极喻其险峻难行。车岭为从东南向到寿宁的必经之路。上有车岭关：“去县二十五里，一线千仞，仰关者无所措足，东南路第一险峻处，有匾曰‘南门锁钥’。迩来一望茅塞，不逞伏莽，早暮风雨，行人戒心。岭有小庵，道人亦委而去之”。冯梦龙调查后从实际出发作出决定：“余谓复关必先复庵，乃招庵主，使之增葺墙屋，复给资金垦荒田数亩，行道稍不寂寞。” 九岭为从西南向到寿宁的必经之路，冯梦龙上任时就经过此处，亦曾在九岭松树下歇凉。后来他了解到旧任知县蒋诰，曾在九岭上捐钱植松及采取“种松自赎”的灵活司法措施，便深为赞扬：“侯之善政不尽详，但闻捐钱植松数百于九岭，以蔽行人。今渐耗，其存者犹数十。笞罪亦许种松自赎，即此可想其人矣”。这些小事都体现了冯梦龙搞建设首先考虑民生，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绝不劳民伤财。 冯梦龙特别关心农业生产。他了解寿宁山田的特点：“寿凿石为田，高高下下，稍有沙土，无不立禾。计苗为亩，不可丈量”;他提出要请教老农：“大抵田滋于水，水脉通塞，而田之肥瘠随之。然或高下而燥湿相反，或连圩而润涸顿殊，此当问之老农耳”;他关心烧草木灰可能导致火灾：“冬月，烧山取灰，故随处有灰厂。或恐伤竹木，扫草叶即于厂内煨之，屡致延烧，不可不戒”。 冯梦龙特别关心穷人，在《寿宁志》一书中写到“除夕”时，专门记录了明代“贫家”的辛酸：“是夜，民间彻晓不睡，子母之家，遣人索逋，旁午于道，漏下五鼓，县官出堂习仪方止。城门不闭。贫家趱口者，或夜半始归”。实在无法想象，这些记录竟然出自一个封建时代的“县太爷”之手啊! 哀民生之多艰 冯梦龙身处明代末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用《寿宁待志》中比较含蓄的话来说，就是“中外势逢交困之会，虏寇患切剥肤之时”。 朝廷开支浩大，不断以各种名目增收赋税，小小的山区寿宁县也在劫难逃。《寿宁待志》中记录的有时间、有数目、有根据、来自上头追加的赋税，如“加派”“瞻租”“扣减”“捐助”“借扣”“暂输”等，名目繁多，不下十几种。这都是“圣裁”“奉文”“遵奉明旨”的，冯梦龙也无法不执行。身处基层的冯梦龙，能看到由此给农民造成的艰苦生活：“带青砻早稻，垂白鬻孤孙”;他自叹“不能天雨粟”，又自叹“聚敛非吾术”，但也只能履行“催征”的任务：“末免吏呼门”，“忧时奉至尊”;他只能面对那无言的上苍祈盼：“安得烽烟息，敷天颂圣恩”。他的内心痛苦充分体现在上述这首题为《催征》的小诗里。 他这个小小的知县，所能做的只是“今将万历二十年后加裁之数详著于后，使览者知寿民之艰与寿令之苦，冀当路稍垂怜于万一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冯梦龙考虑问题能将“寿民之艰”与“寿令之苦”联系在一起，其思想境界之高更是令人震撼! 我国古代长期以农立国，扩大耕地和户口有利于增加朝廷收入，因此核实耕地户口数量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是各级地方官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一个县耕地增加，粮赋肯定也会随之增加，这就叫“升科”。升科如果符合事实，说明县令领导垦荒有成绩，因此“升科”就成为影响考绩的一个重要指标。 冯梦龙到任后，每年也都有下属上报“升科”的“政绩”。但冯梦龙调查后断定，当时的寿宁县不可能发生这种好事：“区区寿邑……沙浮土浅，梯石而耕，连雨则漂，连晴则涸，但有抛荒，宁留余地?”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人上报“升科”呢? 经过深入调查，冯梦龙终于掌握了真相。原来，一些穷苦农民为了生计把田地变卖后，还要承担原先田地的赋税，有些人迫于压力只能远走他乡;而买田者常常隐瞒不报，如偶然被人发现，就谎称是自己新开垦的。于是，出现了有名无实的“升科”，一些地方官吏习惯了偷懒，或别有用心，不去调查核实，反而顺手牵羊将其列入本人的政绩。而到了“不求名而求实”的冯梦龙那里，这却成为他一心想革除却无计可施的弊政：“天下有名美而实不美者，升科是也”。但“吏书固争，谓升科系考成一款，必不可少”。也就是说，升科已经成为官员考绩的重要指标，升科不达标，官吏再优秀也无法升迁。 冯梦龙联想到自己往日任丹徒(镇江)训导时，也发现虚假的“升科”，并曾激烈地向县令提出纠正弊病的建议，因不了了之而耿耿于怀。现在他坐在县令的位置上，却也无力纠正弊病，只能痛心地自责：“当下数升愧汗矣!”他总结原因是：“牵于文法，不行其志”，旧制度的弊端难以革除啊! 《寿宁待志》传千古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每一府、县都有地方官主持编修的地方志，这些志书无疑保存了不少可贵材料，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在思想内容上多半趋于保守，粉饰现实;在形式上也多半陈陈相因，囿于固定形式。而冯梦龙在离任前一年，就亲手撰写并出版了长达五万言的县志，从采写内容到栏目设计都别具一格，且有不少独到观察。 冯梦龙还别出心裁地将此部县志取名为《寿宁待志》，并在序文中解析说：“曷言乎待志?犹云：未成乎志也。曷为未成乎志?曰：前乎志者，有讹焉;而后乎志者，有缺焉。与其贸焉而成之，宁逊焉而待之。”其远见卓识，可窥一斑。如果没有这部奇书，我们现在很难看到晚明廉吏冯梦龙的鲜活形象。 几十年来，我到寿宁了解冯梦龙不下数十次，阅读《寿宁待志》不下数十遍，我经常从内心发出惊叹：一个已经年逾六十的老人，身处明朝末年腐败黑暗的社会，身处生活艰苦、工作条件极差的山区寿宁县，却能在短短的四年任期内，做了许多本来不必要他做的好事，关心了许多本来不要求他关心的问题，调查了许多本来不需要他了解的情况!他为何锲而不舍?他凭啥披荆斩棘? 回答是明确而真切的：他凭的是“一念为民之心”的理想信念，他凭的是多年历练形成的政治智慧!冯梦龙并不是无聊可怜、苦中作乐的腐儒!他不追求声色犬马的快乐，也不费尽心机去巧取豪夺、取媚上司、以求富贵。在这些方面，他可以说是“无为”，“一无所求”，所以心也不累!在处理好日常公务，完成那些可以“有为”的好事后，他还有大量的业余时间，可以用于文学创作和编写儒学研究著作。根据我们现在能找到的资料看，他在寿宁创作了诗歌《八闽咏草》和《寿宁咏稿》，改编了戏曲传奇《万事足》，收获颇丰。所以他的快乐不仅体现在为民解困后的愉悦中，也体现在丰富健康的业余生活上。 当时就有人能理解他的苦乐观，例如福建的著名学者、布衣徐火孛。徐火孛为冯梦龙诗集《寿宁吟稿》写序时赞扬他：“虽耽诗乎，而百端苦心、政平讼理，又超于五十七邑之殿最也。” 冯梦龙在寿宁任知县时，把他唯一的儿子冯焴带在身边，以编书代训教。他们共同编写的是冯梦龙一生研究儒学的集大成著作《纲鉴一统》。冯梦龙后来在此书“自叙”中说：“宦游闽海，地僻事简，刀笔箧筐，毋烦长吏为也。乃于拂弦放鹤之余，复与儿子褎辑旧文，驱繁治阙，捐益详略，一准于庙堂之牗翼，儒生之帖括，为紫阳诸先辈奉执鞬而不敢辞，诚以著书立说，古人恒不避功皋，以功皋在三代之功也”。冯梦龙并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家规”“家训”，却以无声的行动道出了本人希望儿子健康成长、自食其力、出淤泥而不染、为社会办好事的强烈愿望。在训子、著书、写诗、编戏的业余生活中，冯梦龙获得了无限的情趣啊! (本文引文均出自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寿宁待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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