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铭

东厂腰牌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联合上林监丞李孜省弹劾西厂总管汪直。东厂校尉侦缉、稽查的范围很广泛：从宫到京师，从官府到民间，从皇亲国戚到普通百姓，到处都有这些校尉、番役的踪迹。每个月月初，东厂校尉番役数百人在厂署庭中掣签，划分自己的侦缉区域，确定负责哪一个官府或具体人员和事件。中府会审大狱，北镇抚司考讯重犯，东厂校尉侦听细节，称为听记。东厂校尉、番役到各官府、城门缉访，称为坐记。某官行某事，某城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记上奏厂署，称为打事件。

东厂校尉、番役看来是每个月分工一次。所记的是大型案件细节；而对于军事动向，则主要是注意兵部的动静。各城门是指宫城、皇城、京城各门，注重盘查、稽查，对一切可能的奸细逮系拷问，绝不放过一丝可疑之点。番役们侦缉到事件后，都要写一个奏章回复厂署，交给厂公心腹，然后上奏皇帝。这些密奏不通过任何正当渠道，而是直接通过秘密渠道送达厂署进递皇帝手中；即便是半夜三更，东华门关闭，也可以从门缝中塞进去，里面随时都有专门的内侍接应；内侍接到门缝的递进奏本，不许有一时半刻的耽搁，立即秘密的呈上——这样，宫外事无巨细，皇帝、厂主和东厂官员什么都知道，以至于皇帝和内侍们常拿柴米油盐的民间琐事开些玩笑。

宫禁这样深邃，九重宫区，层层院落，这靠几个校尉哪里够?京师这样广大，人员这样众多，仅由千余名番役哪里看得过来?于是，校尉、番役纷纷网罗精明、刁顽、无赖之徒，让他们为自己跑腿、打听事件，这些人成为东厂这支特别禁军的准番役，他们互相需要，为非作歹，遭殃的自然是被他们监视和侦缉下的臣民百姓。史书这样记述说：“京师亡命之徒，诓骗钱财，挟私报仇，利用为校尉役使的机会，大显淫威；他们得知一事后，便秘密告知档头，档头视事情大小轻重付给酬金，称为起数。往往一金能一天买好几起数。得事以后，档头就率番役到所犯事的人家，左右坐审、掠夺，称为打桩。”

从起数到打桩，是京师流氓无赖和东厂校尉番役之间的交易，这种买卖往往会导致许多严重恶果：所奏报的许多是报私仇的仇家，往往连辩冤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档头、番役折腾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明末崇祯皇帝时，御史杨仁愿就对这一现象痛心疾首：“功令比较事件，番役每悬价以买事件，受买者至诱人为奸盗而卖之，番役不问其从来，诱者分利去矣。挟忿首告，诬以重法，挟者志无不逞者。”打桩之后，番役开始突入执人审讯，不要任何佐证符牒，打了之后再敲诈勒索，够数了就离去；如果不够数或不大满意，则榜治拷打，称为干酢酒，又叫搬罾儿，其痛苦残酷十倍于官刑。榜治的同时，又诱使其供出富裕一些的人家，再去追究穷治，勒索更多的钱财，满意了就了事，不满意就立即上奏，逮系入狱，下镇抚司牢中，则九死一生，很少有生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