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剿不尽的流寇在平定内乱的过程中，明政府取得过很多胜利，但最后都因财政危机以及无力赈灾导致的负疚宽容心理化为乌有。 “留在陕西的（流寇）各部几乎都接受过明廷的招安”[1]，但由于政府没钱安置，这些人最终还是叛乱。当时负责招抚的三边总督杨鹤说“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军队来镇压，磕头归降，军队一离开，抢掠如故。[2] 招抚失败，就只能清剿。明军有多次机会把叛乱者彻底围歼，结果都因极其天真的信任白白放过机会。 崇祯六年，在明军围堵之下，大部分流寇都被困在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走投无路，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于是他们用了最低级的诈降策略，报上去投降的首领名单有几十人，后来让明政府头疼不已的几个巨魁：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西营八大王（张献忠）都在其中，可说一网打尽。接着呢，明军很天真的相信了他们，停止行动。任由他们从容渡过黄河，从包围圈的缺口中突围，扬长而去。 这是第一次，史称“渑池渡”！ 然后崇祯七年李自成、张献忠部队又被五省总督陈奇瑜率领的明军堵截在车箱峡（顾诚认为是汉中栈道地区）。当时的情况是出口被堵死，又连续下了几十天的雨，李自成、张献忠的队伍饥困交加，马匹没有草料死了过半，弓箭也都脱烂不可用。《后鉴录》中记载： “峡四山立中，亘四十里，无去路，而士兵用攂石滚木圜堵，而瞰若眢井。春夏连月雨，衣粮绝，弓矢脱烂，人马死过半。”[3] 甚至无需明军动手，只要再多围困一段时间，也必然覆灭。但流寇又一次故伎重演，表示要投降。 明军再次认为这些叛乱者是真心的，体现出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官兵的保护下，李自成等部成建制的安然走出号称天险的栈道，一路上与护送的官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没有盔甲的都换上盔甲，丢失弓箭的换上新弓箭，多日没有饭吃也吃上饱餐”[4] 结果叛乱者一摆脱困境，就“尽缚诸安抚官，或杀、或割耳、或杖责、或缚而掷之道旁。攻掠宝鸡、麟游等处，始纵横不可制矣。”[5] 李自成、张献忠两个在崇祯后期令明政府最头疼的叛乱首脑又一次陷入绝境，但是他们居然又用这种小儿科的假投降手段逃过被歼命运，真是不得不令人发叹。 那为什么明朝方面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上这种恶当，几乎三番四次地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用军事手段全歼的情况下，这么轻松的放跑叛乱者呢？甚至还主动给他们提供粮食补给，物资补给，简直当兄弟朋友来看待了！ 毛奇龄、文秉之类的明末文人说是因为流寇给陈奇瑜的左右塞了贿赂，这更象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臆测。很简单的一笔账，把流寇全歼，他们的钱你要拿多少就拿多少，稀罕那点贿赂干什么？ 那看来只能说是明朝方面的统帅以及皇帝太愚蠢了。实质上，当然没这么简单，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明政府从上到下，从皇帝到大臣，都普遍对叛乱者有同情甚至是愧疚心理。他们总觉得本来都是良民，只不过因为自己做的不够好，没钱赈济，没钱发军饷，才把这些人逼上梁山，是自己有愧在先。所以一听到叛乱者愿意投降，那真是心花怒放，自己的兄弟子民愿意和自己重归于好，那能不高兴? 尽管在军事上有绝对的优势能把叛乱者肉体消灭，而从皇帝和大臣的心理却是能不杀尽量不杀，能让他们投降，就尽量不用武力剿灭。就拿崇祯皇帝来说吧，从一开始他就反复强调“寇亦我赤子，宜抚之”；然后又说“小民失业，甚至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斯，谊切痌瘝，可胜悯恻”“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 听说洪承畴把降而欲叛的王左挂等数十人杀死的时候， 他还大为光火，在和陕西参政刘嘉遇对话中质问道“王左挂既降，何又杀之？”[6]。尽管以后由于事实的教训，他不得不改弦易辙，从一心招抚转变为剿抚结合。但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偏向于“寇亦我赤子，宜抚之”。 这种偏向于招抚的心理并非是军事上拿叛乱者没办法，不得不招抚。而是从内心深处他就觉得这些叛乱者情有可原，即便在军事上完全有能力杀掉歼灭他们，他觉得也不应该多杀人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的这种心理，大臣们自然也心领神会，尽力迎合。崇祯七年三月崇祯举行的会试策问中就流露出他仍旧偏向招抚的心理。而当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唐世济向他上疏说应该区别流寇的成分，说流寇中的大部分成分是驿卒、饥黎、难氓。崇祯更是大为激赏，以至于特地把这种意见专门送给陈奇瑜要他参考！ 这分明就是在暗示处于剿寇最前线的陈奇瑜，对待这些叛乱者能不杀就尽量不杀，能招抚就尽量招抚。 就连主张剿杀流寇的杨嗣昌在和崇祯的对话中都有这样的言论： “这流贼原是朝廷赤子，杀他的官兵也是朝廷赤子，用赤子去杀赤子，乃万万不得已之事”[7] 可以说正是在崇祯这样的心理指导下，以及一些大臣官员相似心理支配下，这才先有渑池渡，再有车厢峡，接连两次在可轻松全歼叛乱主力的情况下，一听叛乱者投降，就大喜过望，不问真假，全盘相信，不做任何预防措施，轻松的放跑了他们。对这种心理追根究原，还是明政府因自身财政困难导致赈济和军饷方面做的不够好，才对叛乱者普遍抱有同情宽谅心理。 只是崇祯皇帝心地仁慈之余，却忘记了叛乱者一旦习惯了当强盗，四处抢劫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再要他们回到常规，受拘束管辖，即便衣食饱暖，也难以让他们餍足了。 以后，明军平定内乱的过程中依然取得多次重大军事胜利。如崇祯九年七月孙传廷在陕西重创流寇中战力最强的闯王高迎祥部，且活捉高迎祥本人，受此威慑，一些叛乱者纷纷投降，接受招抚。到崇祯十年，杨嗣昌上任兵部尚书，建议崇祯增兵增饷，实行“四面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叛乱者又一次纷纷陷入绝境，张献忠走投无路（他要不是跑的快，差点就被左良玉打死），只得再次提出投降。 杨嗣昌担心有诈，向崇祯建议“拒绝招抚，派兵剿杀，或者要张献忠以袭击李自成、老回回做考验，否则便剿杀不论”。但崇祯皇帝还是过于心慈手软，反驳说“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8]。 杨嗣昌反复声明自己的观点，甚至建议崇祯“明以抚示”，“阴以剿杀”。而崇祯皇帝则坚持“不可尽杀”，实际上默认甚至鼓励熊文灿等前线官员招抚张献忠。 结果招抚张献忠以后，明朝政府还给他的部队发了十万人的军饷，还允许他们在谷城县白沙洲造房买地种麦，进行贸易，休养恢复元气。兵科给事中姚思孝上疏说“这张献忠在谷城县有数万人，造房子种田，还该遣散才是。”崇祯却反驳“造房种田，正是招抚好处，又要遣散往哪里去？”[9]张献忠见明政府如此信任放纵他，更有恃无恐，干脆在谷城征税，收粮，打造兵器。 在张献忠走投无路，重施故技，假装投降以摆脱困境的同时。李自成的情况就更惨，他在明军的往来追杀中，濒临崩溃。得力部将祁总管也投降，只剩下残部藏身于深山密林。而后李自成又试图冲出深山，进入河南，结果又被孙传庭伏兵袭击，全军覆没，只剩下十八人逃往深山中。 到这时为止（崇祯十一年左右），在杨嗣昌的主持部署下，叛乱者基本上被剿灭的剿灭，投降的投降，内乱基本肃清。但在国家财政危机没得到真正解决之前，这种军事上的胜利只能是暂时的假象。 一方面自然灾害旱灾、蝗灾依旧一年接一年的发生，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地区在崇祯十一年前后接连发生特大规模的旱灾，且持续三四年之久。旱灾接以蝗灾，大批百姓沦为饥民，而国家依然无力赈济，饥民随时都能演变成作乱造反的生力军。而与此同时，辽东分裂分子也依旧贼心不死，不断在边境骚扰，甚至闯入关内抢劫杀人。 在崇祯十一年十月，清军闯入关内肆虐，屠杀抢掠不计其数。而崇祯皇帝又始终把攘外看成第一要务，将其重要性放在安内之前。在他内心深处，总觉得和李自成、张献忠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一切都好商量。但对后金这个以分裂为目的，以疯狂民族压迫和灭绝性屠杀为统治手段的残暴政权则是原则问题，必须放在第一位考虑。崇祯皇帝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念是相当强烈的。杨嗣昌半年前曾暗示他可以暂时和后金（清）讲和，他对此义正词严予以了驳斥： “前在平台卿奏俺答之事，与奴虏不同。国家只因款贡六十年，各边兵马不堪，以致奴虏逆天犯顺，罪大恶极！如何援引许多悖谬之谈？就是先师孟子所处春秋战国，时候不同，都是交邻之说，岂比尊天王攘夷狄正经道理？卿只听外边说苟且目前。将此大主意若错了，其余焉得不错？且如舜禹、三苗之事，朕在平台已谕说不同。那汉、唐、宋何足道？目今只要将流寇平了，却用全力制虏，有何难事？虽然兵不厌诈，在边臣便宜则可，在朝廷岂可如是？卿以后不得听外边苟且之谈！”[10] 在这个原则性问题上，崇祯皇帝自然是对的，见识比其臣下更高明，只是具体贯彻时不够灵活。 于是在李自成等叛乱首脑分子未被抓捕的情况下就决定将洪承畴、孙传庭等精锐武装全被从安内战场调往攘外战场，给了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机会。张献忠在崇祯十二年五月重新发动叛乱。至于李自成势力在崇祯十三年也开始重新发展壮大，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连绵不断的灾害饥荒。大量饥民几乎不招自来。 顾诚对当时的情形描绘说“崇祯十三年的灾荒是特别严重的，几乎遍及全国，不少地方竟至于颗粒无收，饥民大批死亡。”[11]，河南惨况尤其触目惊心： “保存下来的一些记载可以构成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图画： ‘至己卯（崇祯十二年）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其年庚辰（崇祯十三年）又蝗，仅能种而禾实不稔。斗米直可千钱，民间素所藏蓄者一时搜掠都尽。瓜果枣柿不待□而残，渐及草根、木皮、糠秕、山蔬，侈云富贵家粮也。十月之交，环辉山皆盗，以人为粮。千夫长擒来戮诸市，人争啖之。至二之日大寒，人益困，有父母食子女者，子女食父母者，夫妻、兄弟、朋友、乡邻互相食者。余人之衣冠动静犹昔，性情惊疑为豺狼。’” “‘今流亡满道，骴骼盈野。阴风惨鬼燐之青，啸聚伏林莽之绿。且有阖门投缳者．有全村泥门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数百者，有食雁矢、蚕矢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12] 郑廉在《豫变纪略》里叙述河南早在崇祯三年开始就发生连绵旱灾 “庚午（1630年）旱，辛未（1631）旱，壬申(1632)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菜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13] 到了崇祯十二年至十三年，灾害发展到更可怕的程度 “去岁八月，雨霜杀菽，禾之未收者半，民间遂歉。兼以流贼纵横，不得宁居。归德新修城外城，民之富者皆入保。岁乃大饥，人益不敢粜谷，谷以踊贵。米麦斗值钱三千，禾二千七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无独行之客，虽东西村亦不敢往来。其颠顿死于沟壑者群聚而刲割之，顷刻而骨骸相撑矣。官吏捽而捶杀之垒垒焉，不能禁也。其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鼠窃狗偷千百为群者不可胜数，如一条龙、张判子、宋江、袁老山之属，众皆万许。而临颍一条龙、寿州袁老山，其徒尤众，斩木折钧，往来梁宋之郊无虚日，日以益多。”[14] 李自成进入河南，不费吹灰之力，就在短时间内招揽了大批部众。当地毫无组织，混乱一团的饥民，在投入身经百战，军事经验丰富的李自成麾下之后，很快就转化成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从此遂一发不可收拾。 实际上在《明史》的崇祯本纪中也能找到相关记载。崇祯十三年，十二月丁未朔。“是月，李自成自湖广走河南，饥民附之。是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15] 这里的“饥民附之”四个字道出了崇祯时期叛乱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关键。灾荒灾害不断，而政府的财政危机又使得国家根本无力赈济灾民。 这使得国家尽管在剿灭内乱的军事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但几乎只要稍一松懈，则叛乱势力又很快滋生壮大起来。杀了一个闯王高迎祥，又很快冒出一个李自成，把李自成三番四次杀的濒临崩溃，崇祯十一年更是让他几乎全军覆没，只逃出十八个人，结果不用两三年，又迅速卷土重来。其实如“饥民附之”这样的记载，在崇祯本纪中有很多处，而非仅限于崇祯十三年的这次。 如崇祯四年“是冬，延安、庆阳大雪，民饥，盗贼益炽。” 崇祯五年“是月，总兵官文诏、杨嘉谟连破贼于陇安、静宁，贼奔水落城，平凉、庄浪饥民附之，势复炽。” 崇祯六年“丁未，副将左良玉破贼于涉县，贼走林县山中，饥民争附之。” 崇祯九年二月，“山西大饥，人相食。乙酉，宁夏饥，兵变，杀巡抚都御史王楫，兵备副使丁启睿抚定之。” 可以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完全不是常规的军事手段能够解决，暂时的军事胜利毫无意义。政府财政危机不解决，那无论打多少次的胜仗，都无济于事。 注意我说的是常规性军事手段，为什么这么说？这是相对于清兵而言的。 如是清军的话，同样局面之下，用军事胜利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清军采取的是杀光抢光的策略，一个城市发生反抗就把一个城市的人几乎杀光，物资抢光，一个地区发生叛乱就把一个地区的人几乎杀光，物资抢光，辽东大屠杀，扬州大屠杀，广州大屠杀，四川大屠杀都是如此.其中的四川大屠杀几乎把一省的人杀光，当然就不必担心什么叛乱卷土重来的问题，更不必担心什么饥民作乱的问题，人都杀得寥寥无几了，还怕这地方的人因为粮食不够吃而作乱吗？明朝政府自然不可能采用这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四 财政危机的原因是赋税收入过少对明朝来说，唯一办法只能是确保国家有充足的财政收入，然后调动全国人力物力，不断给予各地灾区饥民以赈济，避免他们因为走投无路而抢劫作乱。 要确保国家充足的财政收入，不增加赋税，可能么？ 但有些人认为明朝政府的钱是可以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可以从聚宝盆里生出来的，只是明朝的统治者吝啬残暴，存心要饿死灾区饥民，存心要逼迫饥民饥兵造反作乱推翻他们的统治，所以才不肯把钱拿出来。这样的想法省力自然是省力，只需把明朝的皇帝官员都丑化成愚蠢的白痴，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就行了，很能满足他们表现自己正义，声讨罪恶的道德虚荣心，也很能符合他们从小所受到的那种脸谱化的教育！ 实则即便《明史》崇祯本纪中也可以看到，对于崇祯十年以后特别是崇祯十三年的灾荒，崇祯还是设法多次给予赈济的，光本纪所记载的这一年的救济就有 “春闰正月乙酉，振真定饥。戊子，振京师饥民。癸卯，振山东饥。”“戊寅，以久旱求直言。三月甲申，祷雨。戊戌，振畿内饥。” “丁未，免河北三府逋赋。”“秋七月庚辰朔，畿内捕蝗。己丑，发帑振被蝗州县。”“八月甲戌，振江北饥” 说老实话，崇祯之所以很能进行这些赈济，恐怕很大程度还是得益于杨嗣昌建议的增收赋税，增收剿饷，练饷，使得政府多了一千六百多万的收入。估计这多增加的一千六百万也没完全用于军饷，还是有一部分挪用到了救济灾区上去了。但即便如此，在受灾面积如此广大，灾民如此众多的情况下，这一点可怜的收入进行的救济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如果真想实质上解决灾民赈济问题，国家就必须有足够的钱，而国家要有足够的钱就必须要增加赋税收入，否则一切所谓赈济灾民的话都只能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高调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要解决饥兵作乱问题，国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来发军饷；要想解决饥民作乱问题，国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来赈济灾民。而国家的钱从哪里来，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从聚宝盆里生出来，也不能去抢来！ 只能从赋税收入中来？没有足够的赋税收入，哪来的钱去发军饷，哪来的钱赈济灾民？ 明末国家的危机实质上是政府的财政危机，由财政危机才引发军事危机，由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更大的财政危机导致更大的军事危机，如此恶性循环，国家岂有不亡的道理？ 可以说明末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是财政问题派生出来的。解决了财政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不解决财政问题，则纵然是其他问题暂时解决了，必然还会再度爆发。灭了后金还会有其他叛乱分裂势力出现，消灭了李自成，还会有其他人。 而财政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就是国家赋税收入太低，低到了威胁国家本身存亡，民族存亡的地步。过去这个问题没有暴露出来，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存在，而仅仅是因为国家没有遇到大的挑战。 而崇祯时期，则是在连年自然灾害，连年战争的情况下，以最尖锐的形式把这一问题暴露了出来！这不仅从另一个角度的说明了那种把明朝灭亡归咎于崇祯的个性作风，归咎于崇祯的用人水平不过是皮相之谈，同时也证明了那种把明朝灭亡说成是崇祯横征暴敛的结果的说法是何等偏离事实真相。 [1]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46页 [2]《杨鹤对诏狱供状》（北杨鹤奏议第三八页），《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4年第2版第29页 [3]毛奇龄《后鉴录》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432册第239页 [4]樊树志《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944页 [5]文秉《烈皇小识》卷四，《明清史料八种》第1册第95页 [6]彭孙贻《流寇志》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442册第246页；在《国榷》中崇祯质问的是“王子顺既降，何又杀之？” [7]《杨文弱先生集》卷四十三，戊寅六月十八日召对，《续修四库全书》第1372册第618页 [8]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三，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第100页 [9]杨嗣昌《戍寅四月十二日召对》，《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三，《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72册第617页 [10]杨嗣昌《戍寅四月十二日召对》，《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三，《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72册第616页。文中“奴虏”处引避清文字狱，杨嗣昌后人都改成“边烽”。“夷狄”二字也以□□代替，现都复原处理。 [11]《明末农民战争史》第128页 [12]《明末农民战争史》第129，130页 [13]郑廉《豫变纪略》卷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 [14]郑廉《豫变纪略》卷三，第58页 [15]《明史》卷24《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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