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不该被遗忘的儿科宗师诸福棠

 解螺旋 2020-08-27


作者:麦子

转载请注明:解螺旋·临床医生科研成长平台

过了明天的端午,马上就是儿童节了~虽然这个节日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但许多儿科工作者还是会热心为患儿们准备充满节日气息的就诊环境。75年前的儿童节(那时儿童节还是4月4日),一位可敬的儿科医生为战争中的孩子们开了国内第一家儿童医院,也奠定了中国现代儿科学的基础。

记得儿科第一节课,老师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学这门课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原来我们从小到大有这么多病可以生,大家长这么大多不容易啊~

好么,原来我是穿越枪林弹雨才坐到您面前呐老师,我竟不自知=_=

别看我们大多数人都幸运地度过了平安健康的童年,但仍然有不幸的小盆友会中枪,甚至满身枪眼,这其中就包括那位儿科医生诸福棠——脚气病、白喉、重症伤寒、菌痢,长大一些后还有急性扁桃体炎、重感冒、肺炎等,严重时还影响了升学,这才叫枪林弹雨。

然而,这些病痛并不影响他成为学神,并用医学的力量对儿科疾病进行大面积反攻。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现在的平安都是他打下的江山。

 

出身小康,有一“另类”的姑母

1899年11月28日,诸福棠出生于无锡东亭乡杨亭村的一个小康之家,拥有30多亩田产。而且这还是个书香之家,他的祖父诸玉鸣是闻名乡里的中医,父亲诸佥吉为清末秀才,热心于教育事业,先后创办过三所小学。但要说对诸福棠影响更大的,也许是他的姑母诸希贤。

诸福棠的人生轨迹像是姑母的放大版,而且他的许多作风,都能从中感受到姑母的影子。诸希贤也是学霸,对刚刚开放的女子教育事业极其热情,全身心投入,终身未嫁。

她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毕业后,进入北平女子高等师范任教。1924年回无锡后,被教育局邀请担任县立女子师范校长5年。在任期间,扩建学校费用2.5万银,都不花费政府一分钱;自身却布衣素餐,还拿出自己薪资的一半作为贫寒子弟的助学金。她离任时学生人数从200增至800。

最关键的还是姑母的理念。当时父亲是希望诸福棠在家守住田产的,姑母的眼界却更为开阔,鼓励他“放弃家产,外出求学,独立谋生,为国为民”。最终姑母说服了父亲,这才使得小诸福棠11岁便背井离乡,外出求学。他这样的孱弱多病之身,仿佛一只小纸船滑进了大海,不论是他还是他长辈,想必都是鼓足了勇气。

 

羸弱身躯,弃家求学,偶遇良师初立志

他也不愧是来自重视教育、善于教育的家庭。先是考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小学部,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直升中学部。就是在南洋中学学习期间,他先后患上了白喉、重症伤寒、细菌性痢疾,曾于1917年、1918年两次耽误升入大学的考试。但这却也坚定了他悬壶济世之心。

1919年10月,他考入北平协和医院。那时正逢美国儿科医生豪兹(L.Emmett Holt)来协和当客座教授。Holt讲课生动形象,深得诸福棠之心,渐渐将他的兴趣引到儿科上来。

Holt教授(中)在协和,1923年

八年寒窗,诸福棠于1927年从协和毕业,同时获得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以顶尖的成绩获得协和毕业生的最高荣誉文海奖(Wenheim),那是一个颁给五年累计成绩最高学生的奖项。

毕业后留在协和,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就当上了第一助理医师兼助教。战火纷飞、物资艰难的年头,禇福棠在协和医院所见到的儿童,要么是苦于严重的营养不良,要么是由于卫生条件贫瘠而患上各种感染性疾病,白喉、伤寒、菌痢、黑热病、先天性梅毒,孩子们惨淡的面容本已触目惊心,更何况对一些疾病他还有着深刻的亲身体验。

“我国儿童之发病率及死亡率,远超过于先进诸邦,最大原因乃系预防知识未能普及,医界乏倡导之热忱,政府无推行之热心,遂致疫病流行,死亡枕藉。其影响于家庭幸福、社会经济皆不可胜言……”这是他后来写在《诸福棠实用儿科学》序言中的深切感悟。

1931年,诸福棠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波士顿儿童医院进修。就是在那里,他的研究成果为全球麻疹患儿带来了福祉。他观察到,麻疹、猩红热、白喉、脊髓灰质炎在婴儿中高发,但新生儿似乎有免疫;而天花、水痘、百日咳等则未见此现象。他猜想,这些选择性免疫会不会是从母亲那里获得的,通过胎盘或乳汁传递了抗体。

他把这一发现报告了导师麦肯教授(C. F. McKhann),得到了他的支持。他继续收集产妇胎盘,提取抗体成分进行验证。据说他那时每隔一两天就提着消毒过的小桶送到布列根妇女医院,请求护士给他留下健康产妇的胎盘,他再亲自取回。反复实验之后,终于得到了可喜的成果。

他在动物实验中验证了胎盘提取物中含有白喉的抗毒素成分;又在猩红热患者皮疹内进行转蛋白试验,证明也含有猩红热抗毒素成分;再对接触麻疹的易感儿童进行肌肉注身,发现在较早的潜伏期使用可以预防发病,或减轻发病后的症状,不致危及生命。

这篇关于胎盘球蛋白免疫作用的文章于1933年发表在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杂志上,引来《时代周刊》的采访,称其为“麻疹患儿的福音”,一时成为轰动全美的新闻。当年颤颤巍巍出海的小纸船,已经变成了一艘巨轮,乘风破浪。

 

自己出资出钱办医

回国之后,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把手。1936年,协和儿科建科,诸福棠成为第一任科主任。在这所西洋教会创办的医院中,他是当时唯一的中国籍科主任。

此时他心中已经酝酿着,要编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儿科学教材。但抗战爆发后,形势越来越严峻。1941年12月北平被占领,协和被强制改为日军医院。诸福棠毅然离开,与吴瑞萍、邓金鎏(liú)一起创办了北平私立儿童医院,诸福棠担任院长。

从左至右:吴瑞萍、诸福棠、邓金鎏

三人都是拿出万分的热忱,为战争中的孩子们提供他们所能给予的最大的照护。地址就在吴瑞萍家的一处院落中,他们把一幢二层小洋楼改成了医用房;买药的钱则是诸福棠的夫人朱定一的亲戚卖掉房子换来的。他们又邀请了协和的同事,儿科护士长刘静等人负责护理工作。1942年2月,门诊部先行开始运营,4月4日才正式挂牌成立,之后又增设6张病床。医院的口碑很好,日门诊量很快达到200人次。

这些年,诸福棠不仅競競业业地行医出诊,还着手主持编写他计划之中的儿科教材。到1943年,《诸福棠实用儿科学》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儿科专著。宋庆龄在上海看到这本书十分称赞,设法把它寄到解放区,让更多的儿科医生学习应用。这本书也随着时代进步不断修订,现已更新至第八版,由诸福棠的学生胡亚美担任主编,许多新一代的儿科医生都是在它的培育下成长的。

到了1946年,医院迁至市中心,工作人员由初创的13人增至30人,日门诊量更是达到了300人次,病床也增至30张,还有3张免费病床,预留给贫困患儿。但资源还是有限,他们就把三家分住的房子也腾出来改成病房,后来还拿出了几年的积蓄……

他们也着实业务精湛,口碑越传越远,甚至在火车站,三轮车夫看到病怏怏的孩子,不用家长开口,就知道要把孩子送到这里。

在这几年的无私行医过程中,诸福棠把大家的精神凝练为“公慈勤和”四字,亲自挥毫书写,悬于门诊大厅,作为院训。建国后,北京市长彭真邀请诸福棠商议建立一座大型儿童医院。诸福棠决定履行院训的“公”字,直接将经营多年的北平私立儿童医院上交国家!

在我们的时代,医生给患者倒贴钱的做法并不鼓励,别说出让更多的物资(包括不动产),但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却有其独特的温暖。你以为这已经是奉献的极致了,但他们这三块海绵居然还能挤出水来。

1952年6月1日,副市长吴晗代表政府接收了医院,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儿童医院。三位领导人的职位不变,薪资和私人住房都保留。这时,三位领导人主动提出,把自己每月700多元的工资降为300多元。

后来彭真仍然想要筹建一家现代化儿童医院,具体事宜仍由诸福棠操办,至1955年建成北京儿童医院,诸福棠成为首任院长,1981年改为荣誉院长。

这期间,他也是医、教、研三管齐下,带领7个单位的儿科保健工作者共同研发麻疹减毒活疫苗,使麻疹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还培养出了胡亚美、江载芳、李同等优秀门生;而他对患儿的慈爱早已深入人心,他特别嘱咐学生和下级医生,冬天给孩子触诊叩诊时,要先把自己的手捂暖了。在于光远为女儿写的日记中,还有“看病时尿了诸福棠老院长一手”这样调皮可爱的记忆。

他还担任了儿科研究所所长、《中华儿科杂志》总编等职位,但他的工资、出版稿费等收入,都拿出了很大一部分补贴公用,或作为学术研究经费,或作为儿科工作奖励,或资助筹办家乡的村级图书馆。

 

乱世不争,宠辱不惊,文革时代仍获挚友

这一切令人赞叹的贡献,由他做出来却像流水般平静从容,波澜不惊。“公慈勤和”四字,就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特质,犹其一个“和”字,把所有惊心动魄的举措都笼上了温柔的色彩,显得服贴自然。

但之前有这么多无私的付出,文革时也没能逃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命运。在那场全民癫狂的运动中,胡亚美被打得颅内出血,昏迷抽搐。怕别人污瀎她自杀,她在清醒时还特意及时写下遗书:“我若死了,不是自杀,是颅内出血!”即便没有经历过的年轻人,也不难想像当时局势的惨淡。

但关于诸福棠的记载中,没有激烈斗争的描述。只记得他在被“隔离审查劳动改造”期间,和清洁工人刘金贵成了患难之交,认真向他学习怎样分类垃圾、如何理直乱如麻的铅丝,就把自己当成一名平凡的劳动者。直到文革结束后,他还会每年春节带上好茶好酒去老刘家贺新春。

在和平年代,应得的荣誉才终于回馈于他,先后获得北京市科技大会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获第五届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等。1991年我国卫生部和加拿大中国儿童健康基金会以他的名字设立了“诸福棠奖”,表彰为我国儿科临床、科研和保健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儿科工作者。

但1990他已经患上了喉癌,后来又并发了脑栓塞、糖尿病、黄斑萎缩变性,到1994年因吸入性肺炎逝世。他的骨灰一部分埋在北京儿童医院他的铜像之下,一部分撒在家乡的太湖里。

感觉在他的生命中,没有硬碰硬的斗争,或者就算有,也不值得记恨。一条路被堵死了,就平静地绕路继续走下去,对抗日军如此,对抗国内无理的闹剧亦如此。后人说他温厚谦和,从不居功自傲、自视尊贵。但其实这样能不记苦难、从容应对,还时刻以自己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兼济天下,却是真正的精神贵族。“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君子风尚吧。

    转藏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