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上建起新儿童医院--贾晓宏 侯晓菊

儿童医院乳儿室

20世纪60年代初期，诸福棠领导研究国产麻疹减毒活疫苗

胡亚美院士与白血病患儿

张金哲院士正在给患儿诊治

名誉院长李仲智正在给患儿做检查。

　　贾晓宏 侯晓菊

　　1951年的一个秋日，一辆黑色的小汽车驶出了中南海，沿长安街西行，停在了复兴门外。从车上走下来的是彭真市长和诸福棠。彭真市长指着复兴门外北侧护城河西一片田野说：“在这里可以建一个大型儿童医院。”诸福棠有点担心：“这里方便吗？离城区是不是远了点？”彭真市长解释道：“用不了几年，这里会变成繁华地区，交通会很便利。”诸福棠接受了彭真市长的建议，把新院址定在了复兴门外北侧护城河以西的地方，占地100亩。这就是今天的北京儿童医院院址。

　　1955年儿童节那天，新的儿童医院大楼正式启用，设有600张病床。迁入新址时的北京儿童医院有内科、外科、中医科等；1956年，一大批医学院校学生毕业后加盟到新院，自此，儿童医院的内科、中医科、外科的病房在一年之中全部建好启用。

　　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儿童医院经北京市卫生局和中医管理局批准，相继成立了小儿血液、急救、普外和中医4个市级重点学科，并建立了19个市级和医院的医疗中心。目前北京儿童医院在职员工约2000人，病床974张。年接诊患儿200多万，手术达1.8万例。

　　70年里，一代代“儿医人”在历届院领导的带领下，在诸老院长提出的“公慈勤和”院训引领下，为保障儿童健康不懈努力着。近十年来，来医院就诊的患儿每年都在快速增长，2011年接诊患儿达到220万人次。为了缓解儿童看病难，儿童医院在2005年开始实行无假日门诊；此后，相继推出114电话、医师工作站、网上和窗口预约挂号方式；简化了门诊就诊流程、缩短看病时间；并投资近千万元整治医院环境。今年3月，北京儿童医院利用自身优势，搭建了市属三级医院儿科服务平台，加强21家市属医院儿科间的沟通交流，通过平台提升北京市儿科专业的整体水平，共同为儿童健康保驾护航。

　　名家

　　诸福棠

　　全国儿科界至今只有三名院士，他们都出自北京儿童医院。其中诸福棠教授就是北京儿童医院的创始人。

　　1931年，诸福棠在美国哈佛医学院附属波士顿儿童医院学习进修时，发现了含有抗体的球蛋白，进而研发出麻疹疫苗。诸福棠把实验报告和临床报告写成论文，分别发表在《美国传染病学杂志》和《儿童疾病杂志》上。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闻讯前来采访，写出《麻疹病儿的福音》一文，立即成为轰动全美的新闻。中国人的发明，美国儿童首先受用，后来这一成果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并且至今仍在沿用。

　　20世纪60年代初期，麻疹减毒活疫苗在国际上迅速发展。作为免疫学先驱的诸福棠与北京、上海、长春的病毒、生物制品和儿童保健工作者协作，用我国自制的疫苗到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进行接种，并观察临床反应、免疫作用和流行病学的效果，最后取得成功。这项成果在北京城区推广，为孩子们注射麻疹疫苗，控制了历年频繁发生的麻疹大流行。

　　胡亚美

　　胡亚美教授是我国小儿内科唯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她带领科研小组率先在国内开展儿童白血病的临床治疗和科研工作，使小儿急性淋巴性白血病五年无病存活率提高到74%的世界水平。

　　胡亚美是诸福棠的学生。1947年，胡亚美从北医毕业后就在北平私立儿童医院工作。1977年，胡亚美和课题组的同志借鉴少得可怜的国外资料，利用仅有的几种抗癌药物，开始治疗小儿白血病。一年很快过去了，几名接受治疗的患儿不但没有“凋零”而且很健康，这给医生们极大的鼓舞。课题组不断地探索、总结，治疗方案不断地修改，白血病患儿存活率越来越高。

　　到了20世纪90年代，儿童急性淋巴性白血病五年存活率已经达到74%，这个数据表明北京儿童医院儿童急淋白血病的治疗效果已达到同期国内领先水平。

　　张金哲

　　张金哲教授是我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中国唯一的小儿外科院士。

　　1950年，诸福棠发现了一个人才北京大学医学院的住院总医师张金哲。1955年7月，北京儿童医院外科正式成立。张金哲被调来儿童医院任外科主任。当时外科只有15张病床、两间手术室。20世纪50年代，国内各地开创小儿外科手术最大的难题是孩子的麻醉问题。当时全身麻醉采用吸入式麻醉方式，但这种麻醉方式必须要用气管插管，不同年龄段孩子需要不同管径的气管插管。受当时条件所限，不同管径的气管插管严重缺乏，因此，吸入性小儿全身麻醉难以普及。在麻醉专家谢荣教授的指导下，张金哲首先使用了肌肉注射硫喷妥钠基础麻醉加局部麻醉的方法，并获得成功。小儿外科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张金哲发明了50多项手术器械。2000年，张金哲在意大利接受英国皇家医学会小儿外科最高奖丹尼斯·布朗金奖，这一奖项被公认为是小儿外科界的“诺贝尔奖”。

　　记忆

　　一生忘不了的

　　“脖套阿姨”

　　溪之（行政人员）

　　5月的一天，我刚好路过北京儿童医院，不由自主地走进这里。一踏进儿童医院，我的心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那是在1966年，我只有6岁。11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得很开心，可是到了后半夜就感觉不对劲了，头疼欲裂、呕吐不止。虽然平时发烧也有过呕吐，可这次呕吐却来得出奇地猛烈，嘴一张胃里的东西就会喷射出来，甚至等不及妈妈拿痰盂。平时如果我生病了，妈妈就去买点药对付一下，可是那天晚上我吐得太邪乎了，早上4点多，天还没亮，妈妈就叫醒大姐，骑上自行车带着我直奔北京儿童医院。

　　到了医院后，我被确诊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需要住院治疗。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人住院，由于流脑是传染病，医生安排我住单间。现在我还记得，漫漫长夜里，我望着昏暗走廊中的灯光，听到脚步声渐行渐远，心中的恐惧在一点点放大。多亏病房里有个可爱的“脖套阿姨”，让我的恐惧一点点消失。那个护士阿姨穿着白色的护士服，领口处露出当年很流行的脖套。护士阿姨声音很甜，笑起来脸蛋上一边一个酒窝。记得有一天病房里发苹果，现在的孩子或许不能理解、但年纪大点的人都知道，在1966年要想吃上一个又大又甜的苹果真的不容易。我吃了一个苹果，心里特别美，觉得苹果真好吃。没想到这个红脖套护士阿姨走进来问我：“还要再吃一个吗？”我马上说：“吃。”

　　有一天，“脖套阿姨”说：“今天是探视的日子，走，我带你去等妈妈！”她拉着我的手，走到走廊尽头的大玻璃窗前。在北京儿童医院住院的日子里，“脖套阿姨”漂亮的酒窝、发给我的苹果、牵着我的手的感觉，让我不再感到恐惧和不安。

　　1980年，我高中毕业后选择了就读护士学校。作出这一决定时，我的脑海中不断地闪现那个年轻、温柔、文静、戴着红脖套的护士阿姨的形象。

　　护校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地坛医院从事护理工作。我在家排行最小，平时家里人都宠着我，父亲说：“你脾气不好，能干好护士吗？”父亲只知道我在家里有点小脾气，但他不知道我心里永远有个温柔和蔼的护士阿姨给我当榜样。工作后，我总琢磨如何能为患者服务好，第二年我就被评选为院级优秀工作者。现在我离开护士岗位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心中最美的护士仍然是那位笑起来有对甜甜的酒窝、那个轻轻推开房门拉着我的小手带我去等母亲的“脖套阿姨”。 J146

私家小楼里开创儿童医院

  再过两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天也是北京儿童医院的生日。今年的6月1日，这座北京乃至全国最大的儿童医院，将迎来她70周岁的生日。

  在北京长大的人，大多曾在这座医院里留下过儿时足迹。从灰砖小楼到宽敞大厦，多少孩子在这里治愈了病患，重归快乐童年。这里是孩子们的福地。

  目前北京儿童医院日平均接诊8000名患儿，每年的手术量接近2万台。这样一家“身量巨大”的儿童医院，在70年前还只是一家私立的儿童医院，只有10余名医务人员，每天接诊患儿约200人次。北京儿童医院发展的70年，也是北京儿科事业发展的缩影。

  用自家院落建起医院

  今天的北京儿童医院前身是1942年成立的北平私立儿童医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院被日军关闭。北京儿童医院的首任院长诸福棠当时是协和医院的儿科主任。协和医院关闭后，他邀请吴瑞萍、邓金鍌共同创办北平私立儿童医院。这三人正是北平私立儿童医院的“三元老”。

  1942年2月，北平私立儿童医院在吴瑞萍家的一处院落中开始运营。这座院落位于东城区东堂子胡同13号，三人将院子里的一幢二层小洋楼改成了医疗用房；没有钱买药，诸福棠夫人朱定一的亲戚就卖掉了房子；没有护士，他们就请来协和医院的同事、小儿科护士长刘静和等人参加办院。2月，门诊首先开放；之后又设立6张病床。

  1942年4月4日是当年的儿童节，在那一天，北平私立儿童医院正式成立。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用一个版面的篇幅介绍这座新开的医院，诸福棠、吴瑞萍、邓金鍌三位医生的照片也上了报。

  儿童医院迁至府前街

  医院越办越好，很快日门诊量就达到了200人次。1946年，北平私立儿童医院搬到了府前街。搬到市中心之后，日门诊量很快增加到300人次，病床也增至30张，其中有3张病床专门留给免费患儿，工作人员由建院之初的13人增加到30人。随着一批批患儿康复出院，北平私立儿童医院的口碑也从北平扩大到周边地区。在当时的交通枢纽前门火车站前，聚集了一批“等活”的三轮车夫。他们看到病病歪歪的患儿下车后，不用家长开口，就会把孩子送到府前街。患儿越来越多，三人将三家分住的西小楼腾出来改为病房，这样又增加了20张病床。医院的业务扩大了，原来的设备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三人便动用了几年积累的资金，购置了一大批药物和医疗器械，增加了X光机等医疗设备，请来了专职的药剂师、化验员……

  遇到贫困病儿医生会写下“free”字样

  儿童医院院训“公慈勤和”

  1949年，诸福棠根据自己行医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心得体会，同吴瑞萍、邓金鍌酝酿研究，为儿童医院制定了“公慈勤和”的院训，并亲自挥毫书写，悬挂在门诊大厅里。至今“公慈勤和”仍是北京儿童医院的院训。21世纪初，“公慈勤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激情、奉献、责任、忠诚”，老院长的院训精神被进一步发扬光大。 

  私立儿童医院交给了人民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诸福棠同大家一齐走上街头，在红旗飘扬的大街上欢迎解放军入城。1949年10月1日，诸福棠被邀请参加开国大典。他站在观礼台上，亲眼看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的彭真同志亲自看过儿童医院拥挤的门诊部，他约诸福棠一齐商议建一座大型儿童医院。诸福棠非常高兴，他决定用实际行动履行“公慈勤和”院训第一条的要求，把私立的儿童医院交给人民。在诸福棠、吴瑞萍、邓金鍌三人的一再要求下，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1952年6月1日儿童节，吴晗副市长代表政府来院接收儿童医院。市政府决定把医院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儿童医院，医院领导人一律不变，三位院领导私人住房和工资待遇全部保留。三位院领导主动提出，把每月700多元工资降为300多元。艰苦逆境中创建的北平私立儿童医院，从此获得了新生。

  仁心仁术

  率先建立结核病区

  20世纪50年代，我国小儿结核病正处于流行态势，其中结核性脑膜炎是威胁儿童生命的主要传染病之一。北京儿童医院建院后不久，就成立了小儿结核病区，这是国内最早建立小儿结核病区的医院。结核病专业带头人江载芳和结核病专业的其他医师总结了小儿结核性脑膜炎治疗方案及临床分型，他们的经验作为结核性脑膜炎的诊断和治疗指南在全国迅速推广，目前仍被应用。

  中西医结合治疗乙脑

  1956年，我国北方暴发“流行性乙型脑炎”。北京儿童医院的内科、外科、中医科的楼道都加满了床收治患儿，医院不得不将派出到护校学习的几十名护理人员全部召回上班。为了攻克“流行性乙脑”治疗难题，北京儿童医院指定中医刘韵远在病区内开展“乙脑”抢救，医院建立了中药煎药室，保证住院病儿能够及时服药。北京市卫生局选派10名中医大夫到北京儿童医院前来支援乙脑抢救工作。通过内科和新建立的中医科共同努力，医生们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抢救了许多危重濒死的患儿，降低了并发症和后遗症，在儿童医院历史上开创了中西医结合治疗乙脑的新方法。

  “邓氏”输液疗法沿用至今

  1962年，北京出现腹泻大流行，元凶就是致病性大肠杆菌和轮状病毒。当时，每天都有大批腹泻患儿到北京儿童医院就诊。在邓金鍌、胡亚美主持下，大家用“改良”秤（即老式杆秤去掉秤盘，换上布垫当秤盘，用以称量）称患儿排泄物的重量，准确计算患儿脱水量；结合血生化结果，了解患儿电解质丢失程度。邓金鍌根据婴幼儿腹泻特点总结了补液规律，被称之为“邓氏”补液法，简单来说就是“先盐后糖、先浓后淡、先快后慢、见尿补钾”，运用“邓氏”补液法，婴儿腹泻病死率从15％至20%下降至3％至5%。至今“邓氏”输液疗法仍是临床小儿补液的基本指导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