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组文章学术性很强，但论述考证人类第一部书，系统来读，会增长很多文史知识。
罗泽根断代《管子》有三条定律：一，割裂《管子 》。《管子》不是一部完整的书，没有一个完整的思想和理论体系，是战国、秦汉几百年间众多人拼凑起来的一部大杂烩；二，战国、秦汉时期某学派、某人讲到的观点等，只要《管子》书中也有此类文字和观点，《管子》就是抄了某学派、某人，必在某学派、某人之后；三、以字划线。只要“于”字作介词的，必是战国中后期作品“相”、“王”、“霸”也是战国中后期才出现的字，因此只要《管子》中出现“相”、“王”、“霸”，这一篇目就是战国中后期的。
战国后期的韩非子讲了“矛盾”的故事，以子之予，攻子之盾。以罗泽根的方法定律论《论语》，《论语》就是一部汉代之后伪书，而《国语》、《左传》也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不是春秋末年的作品，也不是左丘明的著作，“左丘明”和“管子”一样，是为后人所托。
先以“于”字考证，以《国语》为例，卷一周语上，第一篇“祭公谏征犬戎“，就有“肆于夏时”、“先王之于民也”、“而自窜于戎”、“至于武王”、“大恶于民”、“以致戎于商牧”之句。这是从祭公前两段对话找出来的“于”字作介词。《齐语》第一篇“管仲对齐桓公”第一句即”桓公自莒反于齐“。第一段也有“君加惠于臣”、“忠信可结于百姓”、“制礼义可法于四方”、“执枹鼓立于军门”等句。而《左传》第一篇题目即“郑伯克段于鄢”。
以这么多“于”字为证，以罗根泽先生之结论，《国语》、《左传》当然不是春秋时作品，就是战国或战国后的作品。
现在再讲“霸”字。《管子》之《大匡》、《中匡》、《小匡》属“内言”，接着是《王言》、《霸形》、《霸言》，都在“内言”中。《王言》已失，以罗泽根论《形势》，政治论“王”，在战国中后期。论《霸形》、《霸言》，罗根泽说：“二篇睹名思义，知以政言霸。检篇中语，亦实在如此”。在罗列《管子》两篇大量言霸文字之后，罗根泽说：“若此者甚多，不必备列。以政治言王霸，知在战国中世之后矣”。在论及《乘马》一篇时，罗根泽说：“篇中曰：‘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考之以政治分别‘王’、‘霸’，约当孟子之时；益之以‘帝’，更在战国之末。则此篇之作，不能超过战国末叶”。
其实《国语》、《左传》中也有“霸”字。《国语.齐语》最后一句：“唯能用管夷吾、宁戚、隰朋、宾胥伍、鲍叔牙之属而伯功业”。“伯”通“霸”，即老大，如“於”通“于”。《左传》成公二年云“五伯之霸也”。“疏”曰：“伯者，长也，言为诸侯之长也”。此句为“春秋五霸”之来例。若以罗根泽先生以《乘马》有一“霸”字，即下结论为孟子之后的战国末期，因一“霸”字，《国语》、《左传》也就到了战国末期。
以“霸”来扩展开读《管子》，《管子》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论述逻辑，绝不能割裂开来。
《国语.齐语》最后两节“桓公帅诸侯而朝天子”、“诸侯归桓公”，写齐国春秋称霸的情况和状况。基本相同的文字不但出现在《管子》之《大匡》、《小匡》中，也出现在《霸形》和《幼官》、《封禅》之中。以罗根泽观点，《管子》这些不同时期的篇目，都抄了《国语.齐语》。
最值得注意的是，《管子》写齐国称霸，不只是过程描述，而是理论上称霸详细论述。《大匡》有：“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小匡》有：“ 封内治，百姓亲，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此处着墨并不多，但将称霸融入了《大匡》和《小匡》的内政改革和治理方案。但称霸就是管仲改革的旗帜。在这一旗帜之下，以富国强兵为理由，剥夺贵族的土地和权力才能减轻矛盾和冲突。
《乘马》通篇只有一个霸字，“为而不贵者霸”，但却是一个纲领性的经济改革和经济运营的方案。如果说《大匡》和《小匡》是齐国政治改革的纲领，那么《乘马》就是经济改革的纲领。《乘马》曰：“大数：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土地、分配、市场、货币、税收，全都涉及到了。而改革中最为要害的“均地分力”、“相地而衰征”、“托业于民”、“士农工商”等，论述就比《大匡》和《小匡》详细，作了专项论述。
《幼官》言霸：“尊贤授德则帝，身行仁义服忠用信则王，审谋章礼选士利械则霸”。是言强兵强军。
《山至数》是“轻重”中的篇目，也言霸：“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
当然，论称霸，《霸形》、《霸言》就通篇论霸。
《霸形》描述称霸的形态：“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工残之：僇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
《霸言》描述如何称霸：“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夫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绝坚而攻国，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标，埊近而攻远。以大牵小，以强使弱，以众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诸侯而不拂，近无不服，远无不听。夫明王为天下正，理也。按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继绝世，此天下之所载也，诸侯之所与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知盖天下，继最一世，材振四海，王之佐也”。
如果说， 《大匡》、《小匡》和《乘马》认称霸是从国内改革治理方面来论述，而《霸形》、《霸言》就是从诸侯国关系方面来论述称霸。因此，在这个理论体系当中，《霸形》、《霸言》和《王言》是绝不可缺少的。要说服齐国贵族服从改革，放弃土地和官权，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就是最盅惑人心的理由。贵族们在国内改革中失去的利益，不只是从市场和商业中获得回报，更可以从称霸诸侯中得到更多。
当然，管仲在《霸形》、《霸言》仍然要为自己的改革制造依据。《霸言》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又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谁的人多，谁就能打胜仗，谁的人多谁种得粮食就多。如何让人很快多起来？就是给他们分土地，还要减轻税收。贵州不但要放弃土地，分给人民，还要放弃权力，实行“参其国而伍其鄙”的行政体制，“士农工商”以安民，不只是通过职业分工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全民皆兵。这样，既富国又强兵，齐国的战斗力和竞争力全面提升。《霸形》也论“以人为本”的观点：“‘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 齐国的改革立即见效，大量移民纷纷从其他诸侯国涌向齐国，齐国的人就多起来，兵就多起来，粮就多起来。
想想中国当代毛泽东，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口号和纲领，发动起中国的农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与2700年前的管仲，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