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体关系入门基本理论与应用』第八章客体关系理论的实务应用2 2017-03-29 无限笔迹 无限笔迹 wuxian-bj 心理学资料 伊底帕斯期 第三阶段包括弗洛伊德的性蕾期及早期性器期，且特别和三岁到六岁间的年龄有关，这时伊底帕斯的动力变化正处高峰。这是和某个他人所建立婴儿般方式的关联与成为团体中的一员，这两者之间的过渡；前者只要有任何一位侵入者，大部分都会被视为一项威胁或某个对手。有了合理的信任与自我价值感做基础，那么进入较为宽广的个人领域所得来的种种机会，就可以让成长中的小孩去接受同时发生的剥夺。在这个阶段快结束时，孩童已成为他们社会上的年轻市民，和其特殊的价值观与文化有很强的认同。虽然仍高度依赖他们那原初依附的人物，他们已强烈地转向他们的同侪，以及在他们当下社交圈之外的成年人身上。 在治疗关系中，伊底帕斯课题出现在性欲、地位以及竞争的领域中。最明显的是这一类移情，即案主渴望一种平等的，或许是性的，但可确定是和治疗师或咨商员之间的满足关系，并且不是那么被视为某种羞辱般拒绝的感觉。如果“只是一位案主”，感觉上无法承担；想到其他的案主，或更糟糕的，想到那些治疗师或咨商员是因为她(指治疗师）想要而不是因为“有付费”才看的这些人，可能就会产生愤怒及屈辱感。退行到伊底帕斯阶段可能会受较早期发展上的障碍而更形复杂。 玛莉亚是在一个无用的母亲和一个被重担压垮的父亲所抚育下成长的唯一孩子，父亲的家庭在他童年期间处于政治迫害中。在她二十几岁快三十岁的时候，她仍试着要得到父亲难以捉摸的赞许。她和男人难以维持关系，使得她在身为基层医师的实务工作中，去看了男性的咨商员。他们安排了一系列会谈，在这些会谈的中间阶段，某次在工作时间中的会谈，使她要参加下一次的会谈变得有困难。玛莉亚觉得异常生气和无法理解为何咨商员不能在他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安排一个特别的治疗时段。她觉得他是在幸灾乐祸，自居于某个优势且不脆弱的位置上，而她呢，既谦虚又依赖，“只是一位病人”。如果他真的在意，他就可以在家里看她，或至少在门诊诊疗室待晚一点。他在面对她那毫不迟疑的鄙视时，觉得无助又有奇怪的愧疚感。当他找出某个不愉快的记忆，即他兄弟嘲弄他说他是他们母亲的心肝宝贝时，这让他有了新的体会。然后他就比较能够去同理共感那带着玛莉亚经验的色彩，而不用陷入对她的感受加以负责的内在困境。 就如此案例所显示，退行至伊底帕斯阶段的人是不能解决所有相关课题的，而会倾向视他人为他的方便之门。对于利用重重的压力、操弄或诱惑以追求他的目标，他不太会有什么内疚，因为他坚信他的地位及未来的满足是有危险的，同时又有他那比较上无能力去看到他人观点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会因早期阶段浸淫在认同、需求以及权力上而恶化，只能在某种伊底帕斯式退行中，不太安稳地加以解决。 治疗师或咨商员可能会以某种理想化的伊底帕斯移情方式，去扮演那强而有力的、有魅力的、迷人的父母般角色；或者相反地，成为邋遢的、尴尬或让人反感的角色。 她或许会是令人害怕的法官，谴责案主那些被视为禁忌的愿望，或者是那专门对他的兴奋泼冷水的令人扫兴的人。其他伊底帕斯移情的选择，包括：案主必得不顾一切代价与之竞争或竞争也是无用的哥哥或姊姊们，或者是因为明显他在伊底帕斯情结上的胜利而觉得愧疚的手足。 治疗师和咨商员经常会以他们案主（以及自身）在关系和幻想上的生命经验来看伊底帕斯的动力学。爱上某位不得其门而入的人，这是常见又痛苦的伊底帕斯挫败的重现，因而可能抱着无意识的希望要重写童年经历，同时又要掩盖掉对性欲和亲密关系的害怕。爱恋可能只在不去承担关系上的后果时，才是安全的；而真正要寻求的是那永远难以捉摸的兴奋客体，而非外在世界里会不断震荡的那位有所回应的内在他人的真实的人。 当处于口腔期的案主，在寻找对自身及他人的信任时，处于肛门期的案主则是紧抓权力、控制及自我价值，至于涉及伊底帕斯课题的案主，则试图评估他是否仍算数，即使他不再是宇宙的中心。经过成功妥协或重新妥协过的伊底帕斯阶段，可带给人们有容纳能力去形成包含亲密关系、自我暴露及性欲等的合作关系。 不管是哪个发展阶段，治疗的职责包括用一种深思熟虑的、纯真的和不共谋的方式和案主建立关联，使双方都能被赋予权能。这包括治疗师或咨商员最具成熟形式的关联能力，以及随时准备好去辨认和修复她那不可避免的重蹈不成熟的情形。实务者必得承担紧守自己的觉知和容纳能力时所带来的孤寂感，以契合到案主所无意识感觉到他必须去加以关联的情形，而非屈服于它。如果实务者可抗拒这些来自她本身和案主的情绪世界的压力，案主可能会发现、重新发现或重新成长他那失去的、扭曲的及未发展出来的能力，然后去面临某位真实的他人，而这个人是不会遗弃、羞辱或攻击她的。 案例 会谈可藉下列方式加以分析，即通过各种互动（影带上或会谈完后所写下来的）以及用口腔、肛门和伊底帕斯阶段的用词批注各动力学变化、语言、课题和关系模式等。 大部分的会谈并不全然符合各阶段和各动力学变化，虽然某阶段的课题常会占主要优势一段时期。下面的例子取自某一练习，是学生在他们的咨商或心理治疗训练一开始时所进行的。两位自愿者，分别扮演咨商员和案主的角色，在团体面前进行一个短期会谈，让观察的学生能把活生生的互动藉由实务操作应用到架构上。此项练习只有在团体已经建立信任的氛围下才可能，而学生也能在这样一个相当公开的情境下，对他们所暴露出来的东西担负起他们自身的责任。 在此情境下，两位担任自愿者的学生都是女同性恋，来自白人劳工阶级的背景。此项练习开始是一段漫长的沉默。 咨商员：“我们还剩下十七分钟。” 案主：“我不知要说些什么，我非常生我老板的气。生那些粗鲁的经理们的气。现在在我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位。当她在一旁时，她甚至不说任何话，我似乎就已失去了所有的启动力。我自动地觉得被批判且没有价值。” 或许公共场域受到治疗师相当具有压力和焦虑的开场白的后援，具体呈现了受压迫的他人（oppressiveothers)的想法。这两位妇女属于受歧视和偏见的团体，这事实可能也强调了对权力和权威的关照，而受到权力分化所启动。会谈是以属于肛门期的课题来开头。 咨商员：“为何你会这么感觉呢？” 案主：“我想老板是在嫉妒我。她总是漏掉我所想的或我表达的任何观点。我真的是这么想。当然就某方面而言，我知道这都是政府的错，健康保险体系就要被吃掉了，我们都处在极大的压力下。” 咨商员的回应照案主主要题材的字面意思全盘接受：这可以是去搜集更进一步的信息，或者是认为她并没有考虑到是否案主的课题和她自己对时间的看法有一连结。案主对老板嫉妒的觉知，可以是她自己对老板权力（这当然也可能存在于老板可能对她的钦羡或嫉妒）钦羡的一种投射。国家健康保险体系这强有力的隐喻将被“吃掉”，这话有着被迫害焦虑的弦外之音。钦羡与迫害（早期口腔阶段）的层面似乎开始出现了超越权力与权威的肛门阶段课题。 咨商员：“所以妳觉得不都是老板的问题——也就是说，她可能处于压力下。” 案主：“我是这么认为。但我仍然讨厌和她相处。我发现自己会避开和她说话，而如果我必须和她一起开会，我就会讨厌开会。我自觉是个无名小子，被小看了。我总是把会议中发生的任何困境当成是跟我有关--都是我的错。” 此处，咨商员露出对老板受到责备的焦虑：或许她无意识地觉察到在此情境下，她就是那位“身处压力”的老板。案主继续不断把她的问题加上各种偏执和类分裂的基础；她的存在正冒着危险（觉得是一位“无名小子”），而她假设的责备，听来像是一种接近忧郁性焦虑并伴随着某种迫害的意味（晚期的口腔阶段）。这次会谈转移到口腔期的课题与动力变化。 咨商员：“你能多谈谈那种感觉是如何呢？” 案主：“那种感觉像是被侵入。我觉得整个都充满着她的指责和轻蔑。我没办法不去想她说的任何话以及她说的是真是假。” 咨商员：“妳如何能改变那种感觉？” 案主：“我想我可以聚焦在我身上而不在事件上，或任何正发生的事情上。” 咨商员：“如果妳现在就聚焦在妳自己身上，妳感觉如何呢？” 案主：“嗯，我不觉得全然空掉，但也不是满满的。问题在于我是否觉得自己有任何一丝价值。当我的老板讲话时，我觉得自己完全不值得，只是一堆屎。” 案主觉得有被全然的“坏”所侵入的危险，显示正进行中的投射过程——早期的口腔阶段。她全然浸淫在空虚与充满中，进入一个令人回想到以大便作为武器以及坏乳房的隐喻中。此时，咨商员被卷入案主有害的及迫害性的内在世界中。她对移情的无意识觉察，也在她采取早期口腔阶段的拒认防卫机转上，扮演着部分角色：她试图去改变案主的感受，而不是探索它们。在某个意识层级上，对案主的挑战也是对她自己能力和自主性的一项要求。案主即刻所作的响应是把自己界定为较分离开来的。然而，她很快地复发而退回到口腔与肛门期之间的尖端处，那个迫害/权威的课题上，所表达出来的感受是“既不是全然空掉，但也不是满满的”及“只是一堆屎”。 咨商员：“听起来相当糟糕的感觉。通常妳是如何因应？” 案主：“通常我就和让我有这些感觉的人拒绝往来，远离他们，把他们排除掉。我真的不想要继续这么做下去。我已经因此而丧失掉一大堆朋友。而我真的无法从我的工作中走出来。我深陷其中。这多么丢脸啊！” 咨商员：“这样的事在妳的生活中已屡见不鲜了°” 案主：“真的，它老是连结到当我父亲失业的那些时刻，那时我们全家人就都会有些什么感觉。他回家时必然是又挫又怒，觉得丢脸受辱，而我们也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只除了那时他会把矛头对到我们身上。” 咨商员：“那会怎么样？” 案主：“令人害怕。他会大叫，找我们每个人的碴，我们会整天等待着他找到他的工作不在家为止。我想我就是学会了闭嘴、沉默不语并且闪得远远的。” 案主和咨商员会形成一个治疗联盟关系，而产生某些富建设性的探索。咨商员重新得到她的观点，并了解到案主是不会去突然大叫说她觉得被羞辱及被逮住：她的感受必得被提到。本节中，她一开始充满同理共感的评语，让案主反映出她（在口腔期）想要切断那些引发她焦虑的人的倾向。她了解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友谊”，表示她已经抓住某种忧郁心智位置的矛盾情绪（人们既是好的，也是坏的），以及某种能处理这种情境的能力，而不是只是改变她的觉知（远离那引发她感受的东西）。当咨商员仍能接纳并感兴趣，案主就可更深入把目前的现实和她的过去经验关联起来。 咨商员：“妳会想要跟他说些什么？” 案主：“我想要说的是：‘你耍赖。’我也想要跟我的老板说：‘你耍赖。’” 咨商员：“这么说的感觉如何？” 案主：“嗯，其实是没有用的。我如果真的这么说，我会丢了工作，然后我会比我父亲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只是同一体系中的小卒罢了——没有力量的。我无法说出我想要而超出他能够讲的话——那就是为什么他在家里是个欺凌弱小的人的缘故。那真的不是他的错，那是体系的问题。但这让我想要毁掉所有这类型的人。” 咨商员：“我们现在必须结束了。” 咨商员或许感觉到（肛门期的）压力要在案主身上得到某种解决办法，以便显示她身为咨商员的价值。她离开了单纯只是陪在案主旁边的位置，迫使她进人那可以充分表达其和案主同样感受的某种行动。当案主确实找到她早期肛门阶段的愤怒时，情势并未获得解决。她把父亲描绘成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欺凌者，而她对关于她自身存在的口腔期焦虑、关于“要在何处结束及他人在何处开始”她感受到的混淆，都使她难以支撑她自己。她认同她父亲，而在她攻击他的当下，她崩溃了。咨商员，在试着靠她边对抗他时，把情势弄得过于简化（分裂）；她或许受她自己的愤怒之惑，忍不住让社会的父权本质在她身上造成影响力，而在此刻经由我及团体其他人所给的潜在判断乃媒介形成。 案主显现出她的愤怒是多么具有破坏威力。或许她觉得就像是一颗未爆的炸弹般，可能毁掉她的父亲、她的家庭以及她自己。在此移情中，她可能害怕她的愤怒会类似地不只让她和咨商员处于危险，甚至包括整个团体。 咨商员的突然结束，正反映了那焦虑的开头。她是否在某个层级上听到案主有关想要毁灭的看法所带有的威胁性？或许她也感受到愤怒和失去士气，即她试图要在最好的情形下结束该练习，却受挫了。 之后回顾该练习，案主惊讶地听到咨商员觉得“被审判”，在和她的关系以及和团体的关系上都如此。被迫害的动力学从情境本身开始，而咨商员把我无意识的觉知为某种口腔期或肛门期的残暴巨人，使得她焦虑于要控制会谈，以及最重要的，控制其界限（“我们还剩下十七分钟。”“我们现在必须结束了。”）。无疑地，她本身的被迫害焦虑也给了她理由想要远离较危险的地区，比如她对案主愤怒的害怕。然而，她很可能也透过投射性认同而经验到案主焦虑的内在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争论中的口腔期和肛门期问题是关于关系的，而不是属于任何个人的。学生们和学生之外的，很可能是团体为一整体的，会进入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富建设性地利用权力：它会是具破坏性，或可能可加以引导接通的？学生们都有好理由把他人体验为具有压迫性的权力，因为在现实上他们是会碰到偏见的；但他们也感受到空虚和力量被解除，表示此外还有某种程度的投射。口腔期的动力变化和匮乏，正阻碍着肛门期课题的解决。 案主所体验到的咨商员是支持性，但却是被动的。她比较期望是一种较富挑战性的存在，以协助她提出表面之下的攻击，虽然她了解到她也会因为必须面对其关系模式和该模式对他人可能造成的冲击而有所困扰。很清楚这个特别的关系，随着时间而有探索需求、愤怒、权力，以及解除权能（disempowerment)的潜在可能。 我们可以约略浏览咨商员及案主之间所转移的关系的复杂性。有了后见之明，案主认为她可能已听到咨商员毅然决然的开口，就好像她是她童年时的父亲般。她很快地提供咨商员许多丰富的材料，同时“关闭”她对咨商员所有的感受。然而，她在内容（粗鲁的管理员及批判性的父亲）及过程中都漏出了她的愤怒。她很少直接回答咨商员的问话，且未给她一个清楚解决的办法作为回报，而且不断地暗示她（无意识）的不满。观察团体则看起来像个残酷的系统，使其成员失去了权力且被羞辱，而我则成了无情的管理员/父亲。 咨商员有她自己本身的反移情：她已经在期待会被负面评断——毕竟，这只是一次训练课程，虽然目的不是要评断作为咨商员的她。她自己的经历中有对被评断的脆弱性，觉得被小看了且处在他人的权力及控制之下。案主一些评语的敏锐度对她是有效的，虽然她并没有足够的经验或训练让她知道可以做些什么去面对。在团体之前工作，会不断回荡着学生们受社会压制的种种经验，就如同女同志和来自劳工阶级背景的人所经验般。 当然是没办法在一次会谈中直接使用所有整个的丰富材料。在心灵上，我们不可能有意识地把所有因素都放在心里抓着不放，而试着想这么做的人势必阻断掉大部分的敏感度。它比较是某种带着弗洛伊德所主张的“四处飘浮的注意力”（free-floating attention)而尽可能保留开放某种心灵的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不太在意的感受、感官知觉、想法以及预感等，就可以被用在治疗或咨商工作的效益上。 承受我们本身做为治疗师或咨商员的经验，而不是逃避它，这可使我们和案主间维系住更充分的连结。我们可以监控案主是如何在听我们的评语，而是否我们本身的感受在某个“试验性认同”（trial identification)的过程中能符合到案主的情形。我们应该随时质疑我们的感觉有多少是真的属于我们本身的感觉，以及我们究竟有多大程度把它们归因到案主身上，而那些似乎是投射性认同的结果，常常会有一种微妙的不同味道；我们或可认识到“我此刻正感到伤心（或焦虑，或愤怒），但这不是我自己熟悉的这类伤心。”这可以使该感觉比较容易处理和利用。我们可以下意识地对我们自己说：“我觉得被评断了、觉得能力不足而且是多余的：这多么有趣啊！我好奇这个现象意味着什么，而为何我此刻会有这种感受？这个经验的微妙细节是些什么？那和我以及我的案主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咨商员觉得能够处理和利用她自己的感受、当前情境的现实以及她和案主的共同背景，那我们是没办法告知我们这个练习用的会谈要如何轮流。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单单注意就有助于案主，密切注意到双方所经验到的治疗关系、其情境设施以及治疗师与案主的社会和个人脉络，都可以对丰富治疗的时机发挥巨大的潜能。这个注意力即是在实务中如何利用客体关系的精华所在。 对此一简短案例，我们只能触及少数几个可能的联想。诸如投射、分裂、拒认、潜抑、移情以及关系架构等概念，都可帮助我们详细聚焦在关系的过程上。而克来茵有关偏执-分裂和忧郁心智位置的概念也是一样；费尔邦的兴奋、拒斥，以及理想的内在客体以及相关联的“ego部分”；温尼可的过渡性现象、治疗如游戏、真我和假我；巴林的一体、二体、三体模式，对和谐的相互穿透之混合的渴望，在和其他人创造出合作性伙伴关系的各种不同程度的成功，他对恶性和良性退行的分析；甘翠普对分裂型案主的痛苦和需求的召唤，被愤怒、偏执狂、强迫症所防卫对抗；以及鲍比把人们的生活以及他的安全、矛盾情绪以及畏避的依附型态所真实发生的事件引进来。当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予以同化时，所有这些理念都能帮助我们发展出某种个人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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