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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丰杰 六、简化字在造字原则方面存在问题 从形、声、义的角度说，汉字的造字是有一定的原则和規范的。我们并不是说简化字完全没有规范，但却存在某些并不统一的问题。不少简化字是从繁体字演化而来的，但却并没有严格保持必然的逻辑性关连或对应关系。这起码会给末来的文字学、训诂学、历史学等增加研究的困难，对文字本身来说也是一种混乱。其中有的属形乱，有的属声乱，有的属义乱，亦或兼而有之。笔者无力类析，仅举例散列于后，可见一斑。如： “習”简作“习”，但“褶”字却未简化而是保留了原繁体字——笔划多者不简化，笔划少者却简化，何也！此类字例，绝非仅有。 “金、食、言”等原字保留，作偏旁时却分别简作“钅、饣、讠”，既混乱不一，也使书写产生混淆难辨的问题。 “干”原只于“干支”，简化时代替了“乾”“乾净”的字义而为“干净”，但用“乾坤”词时仍要用“乾”。“乾”和“干”都没有简化，却偏要改变它们的用法，岂非平白无故地造成文字混乱？ 以“余”兼并代替了“餘”，又因为“余”在繁体字中义为“我”，故又需特别注明：在余和馀意义上可能混淆时，仍用馀”（《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7月修订第三版第1535页）。明知有可能混淆，偏要改变原本固有的秩序，而且凭空又多出一个“馀”字，令人匪夷所思！ 此种情况还包括，原“於是”简为“于是”，但后来“於”字又成为规范字。 原繁体字“審、嬸”等简化为“审、婶”等，而“瀋”却简化为“沈”，混乱于原繁体字“沈澱”之“沈”（音晨）。“沉”与“沈”具异体字关系。 此外还有“單”简作“单”，但“戰”却简作“战”。原“咼”简作“呙”，但“過”却简作“过”。 “陽”被简作“阳”，但“楊”却简作“杨”。“溝”简作“沟”，而“講”却简作“讲”。 “霸”和“灞”均末简化，却唯将“壩”简作“坝”。原“備、鞴”等同旁，而唯“備”简作“备”。 无论作为繁体还是简体，“登、噔、蹬、噔、澄、磴、镫、凳”，都保留了“登”的原字，但却将“鄧”简作“邓”、将“燈”简作“灯”。其他字笔划并不少，“鄧”和“燈”笔划并不比它们多，唯独要做简化，妄以为有背事理逻辑。 还有“鐘”和“鍾”都被简作“钟”，“腫”被简作“肿”，但“踵”和“穜”却留繁不简。 原“幹”簡化为“干”，但“擀”字却留繁不简。 原“償”简作“偿”，但“賞”却简化为“赏”。 原“盧”被简作“卢”，但原繁体统一用“盧”作偏旁的字，却有的用“卢”（泸、垆、栌、胪、颅、鲈等），有的用“户”（芦、庐）。 原繁体字“皆、楷、喈、偕”等均末简化，但却将“稭”简作“秸”，将“階”简作“阶”。 原“縣”被简作“县”，但“纛”（音到，上“毒”下“縣”组成）笔划如此繁多却末简化！ 现有“噗、璞、濮、蹼”等字留繁不简，但却将“撲、僕、樸”分别简作“扑、仆、朴”。 “灌、罐、鸛”都保留了“雚”的偏旁，却单将并不唯独复杂的“觀”简化为“观”。 原繁体字“澧、醴、鳢”均末简化（“魚”旁有简化），却唯将“禮”简作“礼”。 原繁体“億”简作“亿”、“憶”简作“忆”，而原本有“肊”这个“臆”的异体字，而且又与“亿”“忆”的简化规则相统一，但是却舍简求繁，保留了“臆”这个繁体字，这其中看不出有什么道理。 “祭”和“穄”均末简化，却偏偏把比“穄”并不复杂的“際”简作“际”。 原“賈”和“檟”被分别简化为“贾”和“槚”，而“價”却简化为“价”。但这“价”原本是个繁体字，读音“介”，义为“善”，所以它既搅乱了简化字，也侵犯了繁体字。 原“鐦”被简作“锎”，但“開”却简作“开”其理何在？ 保留了原来“疋”的部首及系列诸字，却又把“疋”改作“匹”，既不省笔划，又打乱了该字久存的历史稳定，使“一疋布”和“一匹马”混为一谈。……相关例证难以尽举。可見简化字並没有什么严格的規則和逻辑。 还有一种情況，一个“又”字，竟然取代了原来的十多个偏旁。如“漢”简作“汉”、“轟”简作“轰”、“聶”简作“聂”、“雙”简作“双”、“對”简作“对”、“聖”简作“圣”、“鳳”简作“凤”、“戲”简作“戏”、“僅”简作“仅”、“鄧”简作“邓”、“疊”简作“叠”“鷄”简作“鸡”、“觀”简作“观”等，大致能想到的，就有十三种之多（或当还有）。从汉字原有的形意、形声关系来说，大概当属草率的、有失严肃性的。 无论用何种理由来解释，比如说“戰”简作“战”是简而形声等，这些情况也是创伤了汉字演化传承的逻辑联系。未来历经越久，人们将越无法按照某种必然对应規律，推断和考证文字的历史轨迹和关系。由此留下的谜惑，年代愈久，害之愈甚。 如果这些简化字是历史上早就有的，我们也就能由此理解到，几千年中它们一直不能被历朝历代纳作正字，打乱当時既定的造字原則，当是其重要的原因。 七、简化字因简害义 有人曾經反诘：“你们那些批評简化字的人，用简化字写起文章來不也是头头是道、滔滔不绝吗，也没有什么表達障礙呀！”此說不是对簡化字因簡害义情况的无知，就是闭眼不看事實。 汉字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一大创造，其内涵的深邃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所不能及的。它在形、声、义方面的有机合理性，也包含了几千年来我们的文化祖先、先哲先贤的智慧精炼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古谓汉字有“形声义三要”，“文义与字体并重”（《说文大字典》例言），并以“六书”（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为造字原则。然而，曾几何时，汉字表意性的独具优长之处，却被当作缺点来指摘，对“六书”也曾有人提出过质疑。 讨论文字改革时就有文认为，由于“六书”只是“分析篆文——而且是汉代的小篆……的一个体系，它是有科学性的，但是它的法则同时就有局限性了。”所以“想从‘六书’来解释现在的文字上的问题”“是不能切合实际的”。（《跟一位朋友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文见《光明日报》1955年2月2日） 当然，“六书”即使对繁体字也并非一个绝对的准绳，甚至它不能完全解释隶书和楷书，古时的文字也会有不合“六书”的地方。比如“日”和“月”不象形；“江河”二字不形声；“射”和“矮”、“重”和“出”从形声义看互相对调过来才更合理。……都是无须纠缠的。虽然许慎也有“其于所不知，盖阙如是也”之说，“但六书本身却不是甚么很要不得的东西，而是中国最早的字源学，是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李芳：《对“文字改革”的意见及其他》1954年11月10日《光明日报》）直至今日，“六书”仍是我国语言学一个重要内容。 文字改革之初，在倡导拼音化道路的背景下，还曾有人从理论上眨低文字的表意功能。说文字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发展趋势，是一个从表意到表意和表音兼顾再到表音的不断进步的过程。这或许不无道理，但认为“表音文字比表意文字优越得多”怕就失之偏颇了。也曾有文慨叹：“世界上多教国家、多数民族的文字，都是表音文字，而单一使用表意文字的，只有我们汉民族一家。”（《汉字·汉字改革史》第67页） 其实，汉字表意方面的优长，是应该视作汉民族的骄傲的，它是世界上任何文字都无法比拟的。据说，16世纪时，曾有人因佩服中国文化而建议德国推行中国的汉字。（《天津日报》1996年11月22日文）在事实已经证明方块汉字并不与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相抵触以后，其表意的特点不就成了世界文字中独有的优长之处了吗？“汉字使用意符和音符组合构成新字，可以创制出大量的汉字来，满足语言的需要。汉字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一无是处，而是有着拼音文字所没有的一些优点。”（华新：《汉字长寿的原因》，载《今晚报》1996年10月21日）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汉字是世界上字形最美、表意最深邃、使用人数众多的极其伟大的文字吗？ 指责简化字因简害義，有不人会凴直觉反驳說：“文字不就是个符号吗，英文都是字母，不照樣世界通行吗？不管繁简，能表达意思就行，何必较真兒去争繁簡。” 然而，一篇署名 猪舅舅的文章《汉语有可能对未来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说 ：“英语灵活性不及汉语，汉语三千，通行无碍。汉语：电脑、电话、电视、电线，均可灵活组合，且在三千字以内；英语电脑Computer、电话telephone、电视television、电线wire，这些单词根本就是在不断增加知识性记忆，会给后人研究带来苦难。现代新生词语不断增加，如邮件E-mail、酒吧Bar 等等词语的增加使得英语受到了挑战，试问一本英语词典能装完？实际上说英语的农民也只会一两千词汇，他们看学术文章还须要字典；而汉语两千字便能大概看文章。” “汉语在意境表达上天生有优势。“池塘生春草”你能翻译？“红楼梦”你能翻译？有些词语隐晦含义非用汉语表达不可。如有人骂你“狗屁不通”，你可以说“猪尾（诸位）见笑了”。既挽回了面子，又耍了文采。” “语言是一种符号。根据符号学能指和所指的任意关系，英语中的Cup（杯子），也可以表示船。而汉语就不是简单的符号学中的能指和所指的任意关系。汉语以象形为准，参之其他五法，汉语不是一个任意的“纯粹符号”语言体系。” 笔者如此赘言汉字的规则和伟大，是想强调因简害义是对汉字的机制性伤害。 汉字自古即是“文义与字体并重”的。有识者也指出：“汉字的表音因素如果和表意因素分庭抗礼或取代表意因素的地位，就势必引起汉字的质变，或造成汉字表记功能的混乱。”（《汉字·汉字改革史》第48页）汉字简化采取同音替代的方法，其实正是表音因素的加强、表意因素的减弱，所谓其因简害义，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例如，原本古人为避文字混乱而将具有“说”义的“云”加“雨”为“雲”，以专司自然现象之义，笔划也不算多。今却又以“云”代“雲”，既因简害义，又欺藐祖先，难道祖先将“云”与“雲” 專职化是比我们愚蠢吗。 简化字使汉字原有的细微准确的表意特性受到了伤害，有些还是无谓的伤害——因为有些字并未从简化中得到任何利益。 简化字中的返古假借，如“云”代“雲”、“舍”代“捨”等等，就存在许多弊害的事实。如原“榖”代之以“谷”，使植物混同于山谷了； 原“征”用于出征，“徵”用干徵集义，今皆用“征”使两义混同了。 以“困”代“睏”是将困难与欲睡混为一谈了，而其“闭目”的生动內涵则荡然无存了。 原“發佈”简为“发布”，可误以将布发给众人了； 原“薑”简代为“姜”，是将植物混同于姓氏了； 原“遊行”是走动，简代为“游行”是游水而行了，《西游记》成了往西边游水记； 原“拜託” 是用语言，现“拜托”
是拜求托起來了； 原“佈景”笔划并不多，简代为“布景”成了布做的景了； 原“抖慄”关乎心理活动，简为“抖栗”疑为用手抖栗子了； “鬚髮”简为“须发”可误为“必须发”了； 原“老闆”经营的主人，现“老板”成旧木头板儿了； 原“煙”是烧火冒烟（煙），“菸”是種植的菸（烟）草。現在简化字合并了，种植的烟也是“火”的原“因”生长了！ 原“鐘錶”为金属制物，现“钟表”成钟的表面或外表了（比如“钟表钟内皆有污物”）； 原“一匹马”和“一疋布”作量词有动物和物品的分别，以“匹”代“疋”并不省笔划，且“疋”字还仍作为部首偏旁存在着。这不仅搞乱了字序，也把该字原有的义涵抹杀了； 原“捨棄”是用手丢弃，现“舍弃”是把房舍弃之不要了； 原“瞭解”“瞭望”被简化为“了解”和“瞭望”。既保留了“瞭”字，何必要简化“瞭解”，使其原目察含义尽失； 原来“吃麵”是小麦（麥）做的麵，现在“吃面”是吃脸面了。而吃“刀削面”，也就成为“刀削脸”了； 原来“揹東西”有手的参与，现在“背东西”是东西方相背反了。如为了省笔划，为什么“褙”字却保留着。并且，这样简化还会产生歧义，比如这样一句话：“他天天背着奶奶到饭馆吃馄饨”，究竟是背上奶奶去吃呢，还是自己偷偷去吃呢？后知果有某大报出现过“背着妻子去換肾，惹出麻烦一大片”的文章标题，其歧义可想而知。就只省了个“提手”，就造成了如此的歧义与麻煩，值吗？……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难以尽列。 采用同音替代的方法，必然导致新的假借字大量产生，从而又向古人因深感不当而舍弃的假借字回归，使两三千年確认的错别字合法化，其不当显而易见。假借通借是文字错误的历史教训，不引前车之鉴，反倒认讹为正，怎不会造成对汉字符号系统的伤害？ 文字学专家也认为，“一批新的同音假借字和简体字，取代了一批形声结构的繁体字，如‘……’等，都意味着降低了现代汉字的表义率。”（《汉字·汉字改革史》第53一54页） 采用假借、合并的方法来简化汉字，还基于一种片面的认识，即认为汉字的发展趋势是从表意性向表音性、从复杂向简单不断进化的。其谬误，前在拙文第四题已经做过分析——那是不符合文字史实的。而且，这也不是文字的进化，而是向文字的历史缺陷和错误倒退。 一些并非通借合并的简化字，同样有因简害义的情况。比如： “穩”简作“稳”，“急”中怎能稳？ 原来从象形规则鸟双翅而“飛”，简化后则成单翅而“飞”了； 原来“馬”是四条腿，现在“马”是一条腿了； 原来“糞”是与“米”相“異（异）”，简化字则是与米相共（粪）、食物与粪便不分了； 原有“門”才能“開”，而今是“开”而无“门”了； 原来“買賣”是用钱币（貝），现在“买卖”都是用“头”脑动心眼儿或欺诈了； 原“迴避”简为“回避”，使迂回而避成为回身而避了； 原来“戀愛”由心生，简化后是“恋”时有心、无心“爱”了； 原来“兒童”大脑袋上有两只大眼睛，头顶还有信门，简化的“儿童”就剩两条腿乱跑了； 原来“産”则“生”，简化后“产”而不“生”了； 原来“親”则相“見”，现在是“亲”而不“见”了，所以才有歌儿“常回家看看”； 原来以手拿帚为“掃”，现在“扫”字是用手拿着“彐（曾为雪的简化字）”； 原来“廟”为朝拜之所，现在“庙”是自由游览之地了； 原来“粃子”是米粒本身不饱满，整理异体留下“秕”字则是禾株不饱满了； 原“窮”是穴居饥寒交迫地躬着身子，现在“穷”字穴居但里面的人力气还挺大，穷急了不知要干什么； 原两羊相“觝”是用“角”，现在两羊相“抵”却用手； 原来“賬本”与钱（貝）相关，现在“帐本”却与揩布相关，用“帐”可以“揩油”了。而且“入帐”是入帐本还是进帐幔混搅不清了（后又不得不恢复“账”字）； 原“髮”从“髟”具有须发的表意性，现简为“发”使其表意性尽失，“头发”是首先发或第一次发了； 原“進”字是往隹美方向前去，简化为“进”是走向井里； 原“義”字是把羊（古字为吉祥的“祥”）送给“我”，简化字“义”是像“文革”一样打个叉子一一義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原“廠”字广大敞亮而又充实，上有烟囱冒烟，內有崇“尚文”明的生产经营。简化为“厂”变得空空荡荡没有了生机，上面也没有烟囱冒烟了，只是一间小草屋了，工人也都走光了。因为“厂”原是“庵”的异体字，其义是小草屋或尼姑庵； 原“論”字是言而有条理（侖次），简作“论”是言之如人拿着匕首咄咄逼人。用以解释“人伦”则更可怕！； 将“墳”简作“坟”，则有理葬文化之讳了。 简化字用于姓名、地名时，也可能产生某种表意性弊害。 四川“鬼城”“酆都”简作“丰都”，名虽变得吉庆，历史文化意味则大失矣。 如“昇”有旭日东升之义，“上昇”简作“上升”（容器，十升为一斗），而宋时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的名字却不得不仍用“昇”。既然“昇”未被简弃，为什么“昇旗”这个吉祥喜庆意味的词，偏要简为“升旗”呢，几乎毫无道理。 原繁体字“髒”（不干净）和“臟”（脏腑义）均简化为“脏”，“内脏”既可说是脏腑，也可以说是里面很脏。 像之前说过的一个“又”字取代了原来的十多个偏旁——“漢”简作“汉”、“轟”简作“轰”、“聶”简作“聂”、“雙”简作“双”、“對”简作“对”、“聖”简作“圣”、“鳳”简作“凤”、“戲”简作“戏”、“僅”简作“仅”、“鄧”简作“邓”、“疊”简作“叠”“鷄”简作“鸡”、“觀”简作“观”等十三种之多（或当还有）。从汉字的形意、形声关系来说，不仅是草率的，也是因简害义 曾有文解释说，这样简化放在语言环境中不会引起误解，亦非没有道理，但事实却不尽如此。比如，马宗霍的《书林记事》记述“落水《兰亭》”的出处说：一次赵孟坚过霎水，船覆不幸落水，他高举《兰亭》说：“《兰亭》在此，余不计也。”此话的意思是说，先救《兰亭》，至于我，不必顾及。现在以“余”简代“餘”字，就有可能误解为：先救《兰亭》，其余的不用管它。若有老师这样教学生，你是说不出他错的；若是高考出了相关的试题，不知几多学生会倒霉。 我国古代典籍丰厚，且多文简义繁、艰涩难懂。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同音替代的简化字，将会对古籍研究的辨义造成一定的困难。 如《周易》中的《贲·六二》辞：“贲其须”、《归妹·六三》辞：“归妹以须”，究竟是“必须”、“胡须”还是“等待”呢？ 《渐·初六》辞：“鴻渐于干”、《蛊·初六》辞：“干父之蛊”，当按“干、幹、乾”三字何义去解呢？ 对这种情况，易学家们都不得不先做文字训解，才能做出解释。像这样的情况，不知会有多少。由此可见，用通借的方法简化汉字，会造成义解的许多麻烦。 有人把表意性特点看作汉字的缺点，其实，即使西方的拼音文字也是具有表意组词规则的。比如英文“报纸”newspaper就是由news（消息）和paper（纸）组成的；“手册”handbook一词是由hand（手）和book（书）组成的；“篮球”basketball是由basket（篮）和ball（球）组成的。它们并没有用含混无个性的“纸”“书”和“球”去表达，我们为什么却要轻视汉字原本具有的表义方面的优点呢？ 对某些关乎国家、民族或民俗等别具内涵的字，也应该慎做简改。比如“国”字，古时作“或”，仓颉造字作“口”，后两字合并为“國”。汉时有民间俗字“国”，但正字一直为“國”。到唐代，武则天为象征武家天下，曾一度将“國”中的“或”改为“武”，但很快便因有谏一一言其征兆国内武乱不止，废而恢复用“國”。此后一直稳定沿用了唐、宋、元、明、清、民国等五六个朝代。不计唐之前就长达一千三百多年，到1956年才改用“国”字。像“國”字这样一个字形优美、笔划并不算繁琐、内涵着中国文字历史血脉并对华夏古国具有象征意义的汉字，更改是否必要，值得重新考虑。“国”中有“玉”义本不错，但“或”“口”合而统一却无存了。 “華”字，与“國”字情况相近。其字形优美、丰满、均衡，笔划数量适中，具有民族象征意义，又是中华民族的代称（如称“華人”），从这样严肃的内涵考虑，为省几笔简为“华”字，是否得不偿失呢？ 还有“龍”字。它对中华民族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国人称作“龍的傳人”。将其简作“龙”，与义为多毛狗的“尨”，字形极为相近，难道这就不损伤我们的“民族感情”吗？ “龍”和“壽”字都是民俗性很强的字，很少见有书法家写这两个字用简体的。从古至今，做寿庆典都不会在墙上掛简体的“寿”字，它很难达到“壽”字对人们的心理暗示作用。据说这个“寿”字源出于汉代，但一两千年都是作为俗字难豋大雅之堂的。“壽”字的写法，已经多达一百多种。不少人潜心研究它，并已形成专门的寿学体系。书法家袁槑就著有《寿学全书》，有人誉其为旷世奇书，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壽”字已经成为一件抽象的艺术品，它将永远绽发出艺术的光彩。 可以看到，还有不少比“國、華、龍、壽”笔划不少的字（如囊、嚷、齉、馕、攇、攮蠡、赢等）末被简化，为什么不能对这几个独具含义的字手下留情呢？！ 說簡化字因简害义，还有其他文章举过其它例子。但就上述這樣多的实例，也已完全可以说明問题。 （转自刘丰杰文艺博客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trewq3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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