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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 大家晚上好！ 很高興來到南京工業大學，和同學們交流。我在大學裏教書，很喜歡這個職業，幾乎每個學期，都至少要同時上一門本科生的課和一門研究生的課，希望自己講授的內容，能夠幫助同學們多獲取一些知識。 除了在本校教授規定的課程之外，偶爾也會在校內外做一些專題學術講座。在這當中，最讓我高興的，是能夠有學生們喜歡，喜歡有同學們讓我來做講座。因爲我的工作，是因同學們而存在的。同學們喜歡，會讓我由衷感到幸福。所以，這次當我們南工大的學生團體表示希望我能來講點兒什麼的時候，我自然欣然從命。 雖然我們南京工業大學是一所著名的工科院校，在座的同學，大多數都應該是學習理工科的，但來這裏講很專門的歷史問題，並沒有什麼擔心，並不擔心大家聽不懂，或是不愛聽。這是因爲我也是理科出身，上大學本科時學的是地理學，系統學習過理科的基礎課程。所以，我相信自己和大家會有共同或相近的思維方式；看待問題，分析問題，會有許多一致的習慣，甚至比很多歷史學的同行會更多一些。惟一擔心的，衹是怕我才疏學淺，講得不好，不能滿足大家的期望，這讓我有些緊張。 今天想給大家講的內容，是關於我在前年秋天出版的一本小書——《製造漢武帝》。書籍出版後，受到的關注，遠遠出乎我意料之外。初印7，000冊，半年多就脫銷了。三聯書店第2次加印4，000冊，到現在僅僅一年時間，也即將售罄。在此，首先要向廣大讀者表示衷心的感謝。 這本小書，涉及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鑒》時對史實的忠實程度和處理方式，涉及漢武帝晚年以至霍光執政時期西漢施行的是怎樣一種治國路線，這都是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問題。我這本小書的很多看法，都與學術界已有的觀點不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與當今中國學者的主流意見直接衝突。於是，在受到眾多讀者關注的同時，一些人也紛紛撰文，或是以其他形式，對我的看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這些批評，促使我重新審視自己的研究，幫助我發現自己論證不夠完善的地方，也幫助我訂正一些行文的疏失，對此，我表示衷心感謝。但就我的整體論證過程和基本觀點而言，目前還不能接受反對者的意見，我還是堅持自己的做法和認識。同時，由於《製造漢武帝》出版之後，我一直忙於從事其他研究和比較繁重的教學工作，後來又患病醫治很長時間，至今仍未痊愈，所以，就沒有專門對這些批評做出回應。我想，這給很多讀者，會造成一定困惑，不知我是否會修正乃至放棄自己的觀點。 下面，我就借這次機會，結合已經看到的批評意見，簡要談談對其中一些主要問題的看法（而不是與批評者進行辯論），以便廣大讀者瞭解我的態度和固持己見的理由。在座的同學，若是還沒有讀過《製造漢武帝》,也沒有關係，大家同樣可以聽到我對這些重大歷史問題的看法，可以瞭解我是怎樣研究這些歷史問題的，還可以瞭解到我對歷史研究的基本認識。
一、《製造漢武帝》的著述宗旨與結構設置 首先向大家介紹我這本小書的著述宗旨和結構設置，讓大家瞭解它究竟是怎樣一本書。 這本小書，原來是一篇篇幅比較長的論文，題目是《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撰寫這篇文章，是在北大給研究生講授目錄學課程時，想盡可能清楚一些說明司馬光《資治通鑒》各個部分的史料價值。 研究歷史，首先要有可信的史料。打個不太確切的比方，這些史料，就像我們做理工科實驗使用的試驗材料。史料的可信程度有大有小，不同的史料，有不同的使用方法，造成的結果，會有很大不同。好了，大家很容易明白，其中有些研究，若是史料運用不當，就像在理工科的研究中使用了不該使用的試驗材料，或是採用了錯誤的試驗方法，自然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或是真正有科學價值、有社會應用意義的結果。 北宋時人司馬光撰著的《資治通鑒》，就在這方面存在很大問題：這就是爲體現自己的社會理想，司馬光在寫作過程中不僅刻意摒棄了很多真實可信而且也很重要的歷史事實，同時還採用了一些絕不可信的史料，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着意悖戾客觀實際而人爲地“構建”自己所期望的歷史。作爲一位大政治家付諸現實政治生活的工具、尤其是提供給皇帝“資治”的鏡鑒，司馬光這麼做，固然有相當積極的意義，無可厚非。但我們今天要是把司馬光這樣寫成的紀事，簡單認作真實發生的歷史，以此爲基礎來論述古代史事，其結論，就難免會“謬以千里”。 與理工科研究過程中對試驗材料或是試驗方法的區分比較容易得出清晰結論的情況有所不同的是，歷史學研究中所運用的史料，往往真贋雜陳，辨別起來，頗費周章。就《資治通鑒》各個不同時期的紀事而言，隋唐五代，由於相關記載比較豐富，相對而言，還比較容易考辨；由此出發，越向前期追溯，相關記載越少，辨析的難度自然也就越大。 不過物極必反。到了秦和西漢時期，因爲除了《史記》、《漢書》和《鹽鐵論》等少量子書這些今人仍可看到的史料之外，基於傳世文獻的記載，人們實在想不出司馬光還會看到什麼我們今天看不到東西。所以，一些具備完善文獻學基礎的學者，就清楚指出，《通鑒》對於秦漢史研究並不具有史料價值，絕不能引用《通鑒》來做秦漢史研究。業師黃永年先生在給研究生講授治史的入門基礎時，即反覆強調這一點，並且指出，《通鑒》的紀事內容，係依據《史記》、《漢書》等著述編錄改寫，並沒有我們今天看不到的可信史料作依據。 在接受先師教授的這一基本治史原則的前提下，我在《製造漢武帝》這本小書中，具體剖析了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一書中人爲構建的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指出其所依據的史料亦即《漢武故事》等存在嚴重問題，不足憑信。 如前所述，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歷史研究所使用的史料，其適宜與否，不像理工科實驗用的材料那樣容易分辨，往往需要研究者首先具備比較完備的文獻學基礎。然而，文獻學涉及的範圍是相當廣泛的，學者們對它的掌握，實際上是一個終生漸進的過程，誰都難以做到盡善盡美。事實上，就研究者自身的情況而言，並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程度的文獻學素養，因而當代一些著名學者的著名論著，在史料運用方面，同樣也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缺陷。另一方面，若是就史學論著的接受者或者閱讀者而言，具備較好文獻學素養或者說受過相應史料學訓練的人，就很容易理解我在《製造漢武帝》一書中提出的看法，但這對另外一些人來說，自然會有不同的反響。 在研究者方面，著名學者田餘慶先生有一篇題作《論輪台詔》的論文，在學術界影響很大，其結論，不僅被編入多種中國通史的教科書，甚至還被某些學者譽爲經典之作。田餘慶先生這篇文章，即主要依據司馬光在《資治通鑒》構建的漢武帝形象，論證在漢武帝與其太子劉據之間存在着兩條相互對立的治國路線：老皇帝“尚功”，小太子“守文”。這兩條路線的闘爭，導致所謂“巫蠱之變”的發生，而漢武帝在經歷了這一番動蕩之後，在去世之前兩年，幡然悔悟，下詔罪己，把治國的路線，由自己的“尚功”轉向已故太子的“守文”，漢代政治的總體走向，從此踏上一條全新的路途。雖然這種觀點的萌芽，至遲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即已經由日本著名東洋史學家市村瓚次郎先生率先提出，但市村先生的觀點，本來就不是十分周詳，後來又被日本學術界所拋棄，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遠沒有田餘慶先生這麼大。 在這種情況下，若不具體指明田餘慶先生這篇文章的不合理性，就難以清楚闡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一書中恣意構建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問題。爲此，我在這本小書的前四章論述司馬光對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構建時，即密切結合田餘慶先生的相關看法，一一論證了各項相關問題。 論證這些內容的前四章，雖然是構成《製造漢武帝》一書的基本內容，但衹是指出了司馬光怎樣“製造”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和他爲什麼要進行這種“製造”的問題。另一方面，水有源、樹有根，司馬光是一個“老實人”，《資治通鑒》的每一項記載都是有“史料”出處的。其具體出處，主要就是南朝劉宋時期寫成的神仙家小說《漢武故事》。那麼，司馬光依據的《漢武故事》一書爲什麼又要編排出這樣一通漢武帝與戾太子之間的對立衝突呢？若不對此做出合理的解釋，對司馬光“製造”漢武帝的解析，顯然還不夠完滿。 现在，我們面對的問題，開始變得更爲複雜。這就是從總體上來說，已經脫離歷史編撰的領域，進入文學創作的範疇。——因爲按照現代學者對古人著述形式的認識，南朝劉宋時期王儉撰著的《漢武故事》，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文學作品，純粹屬於虛構的性質。 分析文學作品的創作因緣，這是一個具有很大相對性的個人認識問題；分析一部一千五百多年以前的文學作品，時移世易，對那時的社會環境，對那個執筆寫作的人，文獻記載，都很有限，做出這樣的分析，尤其困難。這更具有挑戰性，也往往是不可能的。在今天，我們具體能不能做，首先是要靠你的運氣和對相關知識的瞭解了：衹有有跡可循，纔能做出相應的解析。 在這一點上，我的運氣還算不錯，因平時胡亂讀書，涉獵範圍較廣，在分析這一問題時，很自然地看到、想到了一些相關的記載。當然，作爲歷史研究者，材料的多與少，也是相對的。研究者首先要時刻懷揣知人論世的意念，要把這看作是自己的基本職責。不然的話，記載再多，再充分，你也很難看到它，并將其挖掘出來，加以利用。 透過《漢武故事》總體內容的“神仙家”屬性，透過其創作時代的文化思潮，透過《漢武故事》作者王儉家庭的遭遇和個人的社會追求，我努力嘗試解析王儉在《漢武故事》中寫入相關內容的緣由。這部分內容，就是《漢武故事》的第五章：《劉宋時期另一場“巫蠱之變”與王儉塑造的戾太子形像》。 可以說，這是司馬光“大構建”中套着的另一個“小構建”。通過對這一“小構建”的解析，可以更進一步地展示這一歷史構建的複雜性。像這樣一個多重組合的歷史構建，在歷史構建問題的研究中，典型性很強；特別是在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事記述當中，是更難碰到的典型事例。我想，這樣的努力，在同類研究中，是會有很大積極意義的。 一些讀者，未能理解我的寫作意圖，誤以爲《劉宋時期另一場“巫蠱之變”與王儉塑造的戾太子形像》這一章是用來批駁市村瓚次郎和田餘慶等學者的“漢武帝晚年政治路線轉變說”。這完全不符合我的意圖。我認爲，衹要認真閱讀，也不可能在我的書中看到這樣的邏輯關係。不僅是這一章，《製造漢武帝》全書，都是在探討司馬光的歷史構建問題，這是我的著述宗旨，而不是着意駁難市村瓚次郎和田餘慶等學術前輩的觀點。 在學術探索的過程中，出現互不相同以至截然對立的觀點是很正常的，即使對所謂“名家”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也不值得大驚小怪。恕我直言，某些人、某些報章，抱着一種看狗打架的心態，瞪大眼睛聚焦我同市村瓚次郎和田餘慶諸位先生的學術觀點分歧，甚至採用市井流氓的手段惡意散佈流言蜚語，這雖然會誤導一些讀者，但衹是作者和刊發者心態的自我表曝，與我無關，也與《製造漢武帝》一書無關。排印新聞紙和編輯學術期刊有很大的不同，在他們那個行當裏有一句名言：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纔是新聞。我沒有瘋，當然不會去咬狗。 作爲一部文學作品，進一步深入分析，就會涉及《漢武故事》中漢武帝和戾太子形象的創作原型問題。本書的第六章《漢武帝謂戾太子不類己故事的原型》，是把眼光重新轉歸西漢，探尋這一複雜歷史構建的實在原型，依然不是用它來論證司馬光是否構建過漢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這同樣是一項具有很大相對性的個人認識。我脫離《漢武故事》王儉的時代而到《史記》、《漢書》中去找尋其創作原型，是基於後人瞭解的西漢史事主要是這兩部史書的記載，這兩部史書的內容，在王儉其人的漢代知識構成中，佔據了絕對主體的成分。 上面講的《製造漢武帝》一書第五、六兩章的內容，因爲是通過歷史分析來看文學作品創作過程中的主觀因緣，自然無法像研究歷史事件和歷史時期的典章制度等問題一樣，得到確切的證明。這就像我們探討當代作家的文學作品一樣，評論家講的，是不是符合作家本人的真實心態和具體創作原委，這都是具有很大相對性的。所以，我說這不是用實證的方法就能夠獲取讀者認可的，信與不信，更多地是取決於讀者自己，而我衹能是盡其所能，努力做出探析而已。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我自己沒有把握，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結論。 另一方面，這是對古代文學作品所做的歷史分析，而不是講什麼“歷史書寫”問題，因爲王儉在《漢武故事》中寫的不是歷史，它更接近“寓言”。借用北京市井土話來講，王儉是在拿這些故事來“說事兒”。司馬光有意把它移用於歷史紀事，硬把它轉換成實際發生的史事，是有其特殊政治目的的，二者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碼事，不能相提並論。 衹有準確理解上述著述宗旨和結構設置，纔能合理理解《製造漢武帝》這部小書的內容，這一點，希望在座的各位對《製造漢武帝》感興趣的同學以及其他所有讀者都能夠明白；至少能夠認真閱讀一下這本書前面的“撰述緣起”，先把它看明白了，明白我寫的究竟是什麼，再發表議論也不遲。不然的話，你評議的，可能根本不是我的意思，那衹是你自己的話，與我，與我的小書，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順便說一句，《製造漢武帝》出版後，我看到有一些人發表議論說，司馬光這樣寫《資治通鑒》沒有什麼不好的，這會給讀者帶來更好的影響；可以告誡後世君主，不要效法漢武帝，禍國殃民。其實這和我的研究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這是在談歷史著作的社會效用和“寫歷史”的時候應當怎樣寫，而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三言兩語，很難在這裏說清。我想簡單說明的是，就個人的政治態度而言，我是比較贊賞司馬溫公的，我也非常理解他在《資治通鑒》中所體現的政治立場，但是我寫《製造漢武帝》，是在做歷史研究，是要揭示歷史的真相。這樣的研究，借用余嘉锡先生講過的話來說，就是“考證之學之於古書也，但欲考其文之真僞，不必問其理之是非”（《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三《岳武穆遺文》條）。
二、《漢武故事》的撰著時間及史料價值 如上所述，《漢武故事》的紀事，絕非信史；更準確地說，根本不是歷史記載，衹是文學創作。正是因爲如此，南宋初年的呂祖謙和王益之，就斷然否定並且摒棄了書中的紀事。從我在《製造漢武帝》一書中引錄的佚文，讀者也很容易看到其荒誕無稽的程度，明白它是決不能用作普通史料的。可是，司馬光爲了體現自己的政治追求，爲此而構建符合自己期望的歷史狀況，竟刻意移用其中的內容，寫入《資治通鑒》，“製造”出了一個悖戾歷史真相的晚年漢武帝形象，還有漢武帝在臨終前兩年對治國路線的大轉變。 這些情況，是由《漢武帝故事》的性質所決定的，本不因《漢武故事》的寫作時間和具體作者而會有所改變，但頗有一些讀者，或許是因爲未能正確理解前面所講的《製造漢武帝》一書後面兩章的作用，從而就此大發議論，以爲《漢武故事》的撰著時間不會晚至南朝劉宋時期，其作者也不是王儉；其中有些人甚至以爲，這樣一來，拙著也就失去了論證的基礎，從而變得毫無意義。 人和人是不一樣的。對後面這一類人，我無話可說，也不需要再講什麼。道理，這類人根本不會懂，但我相信，與之不同的另一類人會懂的。在這裏，我想針對前面一類人對《漢武故事》成書時間和作者的疑惑，再和大家談談我的看法。因爲這涉及到我對《漢武故事》相關內容的解析，涉及撰著此書時的社會思潮與作者個人身世對書中相關內容的影響。 我認定《漢武故事》係南朝劉宋時人王儉的作品，最主要的依據，是晚近學者余嘉錫先生的研究結論。 一些人在根本沒有讀過余嘉錫先生的論述、甚至根本不知道余先生是何許人也的情況下，隨便看一兩眼時下某某人寫的什麼東西，就放膽發表自己的“看法”，以爲敝人認定王儉爲《漢武故事》的作者，這根本不能成立；甚至還有人說什麼我沒有參照他看過的某某人的所謂“成果”，是不管別人做了什麼新的研究，是不符合所謂“學術規範”，等等。 對於這些人的看法，我想先轉述一個晚明文人張岱講過的故事，內容如下：
昔張公鳳翼刻《文選纂注》，一士夫詰之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詩？”張曰：“昭明太子所集，與僕何與？”曰：“昭明太子安在？”張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也。”張曰：“便不死，亦難究。”曰：“何故？”張曰：“他讀得書多。”（張岱《琅嬛文集》卷一《一卷冰雪文後序》）
梁昭明太子蕭統在《文選》中編錄詩賦等多種文體的篇章，是因爲“文”可以兼該詩等一切體裁的文辭，衹有不讀書、沒文化的所謂“士夫”纔會發出這麼傻、這麼蠢的疑問。張鳳翼先生告訴這位傻瓜蠢蛋，昭明太子“讀得書多”，所以就是活到今天，你也不能去究問他的做法有什麼不妥，這實際上是在講像這樣一個根本不讀書的傻瓜蠢蛋，是沒有資格來談論這些問題的。 在目錄學研究方面，余嘉錫是一位空前絕後的大師。這是一位的真的真的大師，不像現在那些硬靠學生吹捧出來的假貨。至少在我有生之年，以及根據目前世界學術界的狀況來做推論，是沒有什麼人能夠超越他的研究水平的。他有寬厚而有堅實的基礎，有通觀的眼光，這都是其他學者很難具備的素養和能力。我想，要是有什麼人真的關心這一問題，想瞭解其中的原委，最好還是先仔細讀一讀余嘉錫先生的論述再來發表意見爲好。不然的話，讓明眼人看起來，恐怕很像是張鳳翼曾經遇到過的那位“士夫”一樣呆傻，用過去學人文士常用的話來講，就是難免令人齒冷。 余嘉錫先生的論述，見於所著《四庫提要辨證》。這是文史研究中最基本的書籍，感興趣的人，自會覆按，而不想讀書求知的人，你拿給他看，他也不會稍一展讀，故毋庸在此贅述。我想稍加說明的是，雖然我非常敬重余嘉錫先生的學術造詣，但從未把他當作神來看待。水平再高，他也是人，而在學術研究中，是人就會犯錯誤；況且水平高的學者一旦出錯，性質往往還會更加嚴重。所以，我並不是盲目採信余嘉錫先生的觀點，自己是做過相應的審辨的。 首先，如同余嘉錫先生所指出的那樣，王儉，是見於史籍記載最早的作者。唐朝人張柬之最先談到此書作者，乃謂“王檢（儉）造《漢武故事》”。余嘉錫先生以爲，這樣的說法“必自別有據依，斷非憑虛立說”。沒有辦法，張柬之出生的時間確實比現代人早很多，能看到很多後人看不到的書籍，能看到《漢武故事》散佚之前的原貌，看到原本上題寫的作者姓名，而在沒有其他強硬證據的情況下，依早出者爲是，這是治史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判定古書作者和成書年代的基本原則。 第二，王儉爲南朝劉宋至蕭齊間人，卒於南齊開國未久之時，而最早引述《漢武故事》的書籍，是梁劉孝標的《世說新語注》以及與之約略同時的北魏酈道元著《水經注》，正緊密接續於王儉的時代之後。這一點，驗證了張柬之的說法是完全符合歷史實際的。 第三，從中國古代小說的總體發展歷程來看，日本學者鹽谷溫、中國學者周樹人（魯迅）等人，都早已指出，像《漢武故事》這一類“漢人小說”，無一不是“晉以後人之託漢”。這是從內容、文筆兩方面的基本特點所做的概括總結，是從大處着眼所把握的時代特徵，而王儉撰著《漢武故事》，與這一時代趨向恰相符合。又《漢武故事》原書雖久已失傳，但詳觀今日所見佚文，亦正屬東晉南朝神仙家盛行時期的內容，同樣契合王儉所處的時代。 上述幾點，本來我在《製造漢武帝》一書中都有清楚的表述，無奈一些人隨便看到那麼一兩種時下學者輕淺的說法，既不認真閱讀拙著，也不做任何分析考辨，就信口表態，指斥拙說不能成立。余嘉錫先生的觀點不一定都正確無誤，我的看法，更難免錯謬，這個問題仍然可以繼續探討，但要想對王儉撰著《漢武故事》一說加以否定，需要對余嘉錫先生的觀點和敝人的看法做出具體的批駁，而如上文所述，這些斷然否定敝人看法的人，卻完全不對我的具體論證做出任何辨析，就悍然挺身亮相。對待嚴肅的學術問題，這樣的做法，實在輕率，甚至可以說過於輕浮。 儘管如此，今天，我還是願意在這裏對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向大家適當說明一下自己的態度。 在這些否定拙說的人當中，有人根據一些概述性書籍列舉的研究成果，謂潘岳《西征記》中“厭紫極之閑敞，甘微行以游盤，長傲賓于柏谷，妻睹貌而獻餐”云云數句，是化用《漢武故事》講述的劉徹微行柏谷故事，從而說明西晉時人潘岳已見有《漢武故事》，故其書最遲也是漢魏之際的建安正始間人所著，絕不會晚至南朝劉宋時期。 今案唐朝人李善箋注《文選》，最早引述《漢武故事》來箋釋《西征賦》上述文句，但這並不意味着潘岳寫作此賦時就一定是藉用《漢武故事》的記述。因同類故事流傳於世，固非一定僅僅見載於《漢武故事》一書，這一時期散佚的古書還有很多，而且我們可以明確看到，《漢武故事》中有的內容，是有早於王儉時代很多的淵源。 對此，我在書中已經做過清楚的論述。例如，書中述及長陵徐姓女子延君事，竟明白記有“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云云的話語，儼然漢成帝時人口吻，但這衹能說明王儉在撰著《漢武故事》時采錄了一些更早來源的資料，而不能據此將《漢武故事》視作成帝時期的作品（案今亦有人做出這樣的論斷，我在《製造漢武帝》書中已經對相關論述做出了說明）。其實余嘉錫先生早就注意到這條材料，並做出了合理的解釋。明白了這一點，就很容易理解，潘岳寫作《西征賦》時，同樣可能是利用了這樣一類素材，對此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三、漢武帝晚年是否改變國家的政治路線 前面第一部分已經談到，儘管在揭示司馬光如何構建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時不可避免地觸及漢武帝晚年是否改變治國路線的問題，但這並不是《製造漢武帝》一書的核心內容；或者說，這並不是《製造漢武帝》的主線，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真相，衹是在解析司馬光如何構建史事的過程中所舉述的一個典型事例而已。我的著述宗旨，更不是着意駁難市村瓚次郎先生和田餘慶先生等前輩學者。 雖然在闡述我的著述宗旨的過程中，同樣不可避免地對市村瓚次郎先生和田餘慶先生等學術前輩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但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他們依據司馬光人爲構建的漢武帝形象立論。這樣得出的研究結論，猶如海市蜃樓，在那些崇信者的眼中，看起來或許很美，實際上卻是一種虛幻的景象。 拙著刊布後，一些人踴躍表態站隊，亮明力挺田餘慶先生的態度，同時自視是在批判敝人的看法，堅持認爲漢武帝晚年對其治國路線做出了根本性轉變。 對此，首先需要原則性地做出如下两點說明。 第一，在這些持不同意見的學者當中，仍有個別人堅信《資治通鑒》載錄的相關內容都是信史，堅信司馬光移用《漢武故事》是一種質實審慎的做法。對此，我衹能重複我在回答《澎湃新聞》記者提問時講過的一句話：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史料學問題；也就是說，這是一個跨入學術門檻就必須明白的基本常識。假如你非信不可，那麼，對於我來說，已經失去所有對話的基礎，再講什麼，都沒有意義，你信就好了。 第二，更多的人，以爲即使沒有《通鑒》的記載，田餘慶先生的觀點，依然成立。這些人認爲，漢武帝晚年確實像田餘慶先生所講的那樣，改弦更張，對治國路線做出了根本性轉變。對此，我想說明的是，這衹能表明你的看法，而與你所要維護的田餘慶先生的觀點沒有絲毫關係。至於極個別的人，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是堅定地站在田餘慶先生一邊，那就去和忠心捍衛老師學術觀點的田門弟子（假如有這樣的學生的話）講好了，這對我並沒有什麼意義。 田餘慶先生《論輪台詔》一文的基本脈絡是：在元封年間，形勢已經促使漢武帝產生了轉變治國路線的需要，而田先生指認的漢武帝本人對這一形勢的認識，是《資治通鑒》利用《漢武故事》寫就的漢武帝與衛青的對話，田餘慶先生說漢武帝此語是出自“鄭重思考，而不是敷衍之詞”。在既然早已“鄭重思考”此事的情况下，又爲什麼遲至征和末年臨死之前纔頒下輪臺之詔，確認由興利尚功向所謂“守文”的轉向呢？田先生認爲，是漢武帝和衛太子之間的兩條路線闘爭延誤了政策的轉向，而這種兩條路線的闘爭，同樣僅見載於《資治通鑒》迻錄的《漢武故事》。在此基礎上，田餘慶先生又把《資治通鑒》中根據《漢武故事》寫出的征和四年三月漢武帝颁下“醜詆”自己的所謂“詔書”，視作“漢武帝‘罪己’的開端”，從而纔會在“是年六月就有輪台之詔”，二者實乃密不可分，“爲一事的重申”。 清楚上述情况，便很容易看出，田餘慶先生闡述的漢武帝晚年政治路線的轉變，是以《資治通鑒》錄自《漢武故事》的紀事作爲極其重要的基礎的。若是拋開這一點不談，那就不是田餘慶先生的觀點，衹是那些私心篤信自己是田餘慶先生忠實信徒的人所偏執的意念。 好了，這本來就不是田餘慶先生的觀點，也不是司馬光書寫的漢武帝，那麼，這些人怎樣看待漢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問題，至少到目前爲止，我並不關心；他們就我的文章而談論的這些話題，雖然目標直接指向我的身上，但在我看來，與我本人的學術觀點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兒。有人願意談，那衹是談他自己的觀點，想談，談就好了，這既然不是敝人提出的問題，我自然也就沒有必要專門就此作答。不是不要討論，是你自以爲是針對我的論述所提出的問題，實際上與我的論述完全無關，而我現在對你談論的問題一點兒也不感興趣，自然無意參與其中，對你的問題進行討論。 除了上面兩種情況之外，還有很多人在閱讀《製造漢武帝》後，思索《漢書》等可信文獻的記載，單純地對漢武帝晚年的治國路線是否發生過重大改變也產生一些疑惑，或是得出了與敝人不同的看法，因而希望我能夠就此再做些說明。 對這一問題，我認爲《製造漢武帝》一書，已經做出了很充分的論證，實在沒有必要再多綴加筆墨。另外，過去我在回答《澎湃新聞》記者提問時也對此做了進一步的說明（在我的文集《祭獺食蹠》中收錄了這篇採訪的內容）。在這裏，我想再重復一遍在《製造漢武帝》書前的“撰述緣起”裏講過的話：
我論證漢武帝晚年並沒有司馬光所期望的政治路線轉變，並非僅僅是由於《漢武故事》不可信據，更重要的依據，是《漢書》和《鹽鐵論》等基本史籍的記載，與此都存在嚴重衝突。
稍微有些複雜的是，有人對《漢書》相關記載的解讀，與我有很大差別。這是個大問題，從大處着眼，看起來會更明晰，而對這些具體的糾纏，沒有必要多費筆墨。在這裏，我想有必要再強調一下《鹽鐵論》對說明這一問題的意義。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召開的鹽鐵會議，是霍光爲了打擊在外朝實際施政的車千秋和桑弘羊而蓄意謀劃的。在這次會議上，來自全國各地的賢良、文學，對當時正在全面施行的漢武帝既定國策（如桑弘羊在鹽鐵會議上所說：“君薨，臣不變君之政。”）做了猛烈的抨擊，涉及內外治國方略的方方面面，而且直接溯及漢武帝在世時期的國政。 面對這些賢良、文學的放肆攻訐，我不禁要問：假如像田餘慶先生等人理解的那樣，漢武帝在其晚年對治國路線做出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調整，大漢王朝已經由興利尚功全面轉向“守文”，那麼，這些賢良、文學何以還會沒事兒找事兒地大放厥詞？難道他們都同時精神失常以致發瘋亂咬嗎？爲應對這些攻擊，桑弘羊又何必不嫌辭煩，盡奮一人之力滔滔不絕地舌戰群儒？他衹要講一句“先帝業已罪己改過”，不就足以斥退這般無的放矢的胡話了嗎？ 答案很簡單，漢武帝的禍國殃民路線是一以貫之，至死未休的。知道自己要死了，也還要安排忠實執行既定國策的接班人接着來禍害蒼生百姓，凡是自己定下來的，都要按既定方針辦，一樣兒也不能改。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事情，恐怕不止出現過這麼一次。 我覺得，該論證的，我都已經做了清楚的闡述。在論述過程中，小的疏失是有（就這些具體問題而言，我衷心感謝所有指出拙著錯謬的人，《製造漢武帝》一書若有機會再版重印的話，我會儘量吸取這些批評意見，改訂拙作），但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發現需要更改乃至放棄自己基本觀點的理由。 至於別人怎樣看，讀者接不接受，那都不是我的問題了。我尊重所有人思考的權利和根據自己的思考所做出的判斷，也不希求任何人一定要接受我的看法，但我也沒有義務非接受別人的看法不可。 本月初我在浙江大學歷史系做學術講座時，一位很喜歡中國古代歷史的律師朋友當衆向我講述說，他是認真閱讀過《鹽鐵論》的，從中絲毫看不出漢武帝晚年改變治國路線的跡象。他不明白，爲什麼有些人就看不明白這一點？我告訴他，人和人的交流本來就是很難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人的生理差異所決定的。所以，沒有必要強求和不能交流的人交流。 另外，還有人談論所謂《漢書》的“歷史書寫”與漢武帝晚年是否轉變治國路線的關係，而觀其所論，類皆遊離於班氏之書以外，給人以爲談“歷史書寫”而強說“歷史書寫”的感覺。恕我愚鈍，對於這樣的議論，我衹能藉用顧炎武針對明後期以來言心言性者所說的一句話，來表達自己的看法，即這樣的論述已超出於敝人的理解能力之外，故“我弗敢知也”（《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若是一定要講班固對漢武帝一生政治路線的認識的話，那麼，我認爲，《漢書?武帝紀》不載“輪臺詔”而篇末復有評語說武帝若能“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這就已“書寫”清楚：終其一生，漢武帝一直勞民傷財不已，絕無改弦更張的政治路線轉折。 附帶說一下，有一些學者在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問題上對拙說雖基本贊成，但卻以爲漢武帝晚年對內政雖無改變，對外用兵方面卻做了很大調整。我認爲，漢武帝晚年對外用兵作戰雖然大體停歇，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在這一點上對國家的施政路線做出了根本性改變。這是因爲歷史時期中原政權對外侵略擴張領土在地理上是有極限的，漢武帝的侵略擴張也是有自己既定目標的（元封三年製作的“惟漢三年，大并天下”瓦當，是漢武帝業已實現既定目標的一項重要標誌），漢武帝晚年不僅已經實現了自己擬定的領土擴張目標，而且也已最大限度地抵達了這一可能的極限，是幾乎無處可以繼續用兵，絕不是因與民休息而不想用兵。這一點，僅僅看一下《鹽鐵論》中直接關涉對外用兵的《地廣》、《備胡》、《西域》諸篇，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最後再指出一點基本事實，供同學們參考：若僅僅就漢武帝晚年是否對治國路線做過根本性轉換這一點而言，在整個國際學術界範圍內，田餘慶先生所持轉換說，實際上是日本學者市村瓚次郎先生早已提出的觀點，並不是田先生的新發現，而在另一方面，這又是一個被日本的東洋史學界早已拋棄的陳舊觀點。各位同學大多是學自然科學的，以大家所接受的科學素養來判斷，這究竟意味着什麼，相信同學們都能夠理解。其實，這也正是我撰寫《製造漢武帝》一書時並沒有單純、直接地針對田餘慶先生這一觀點提出問題的一項重要原因，即就整個國際學術界的認識而言，應當說本來早已超越了這樣的認識。
四、歷史研究也是一門科學 各位同學，上面講述的關於《製造漢武帝》的問題，一些學者提出的不同看法，實際上還涉及一些歷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我想在座的大多數人，雖然對歷史都很感興趣，但對歷史學研究的性質和方法並不一定都很熟悉；甚至對於更多的人來說，可能是很陌生的。其實這也不怪大家多是學習理工科的，和歷史學的學科距離比較遠，而是它本來就很不清楚。 剛纔一開頭我就說了，我本來和各位同學一樣，在大學本科也是學習理科的，後來從事的專業，叫“歷史地理學”。今天中國絕大多數專攻此道的學者，也把“歷史地理學”劃歸地理學的範疇，而且其中一些具體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主要依賴自然科學手段或是緊密結合自然科學手段纔能解決。所以，學科出身和主要從事的專業研究，都和自然科學較爲親近。 不過我現在具體研究的問題，更多的是採用很傳統歷史學方法，切入問題的角度，也更具有歷史學的特色。這一點看上去似乎很清楚，可實際上卻不那麼簡單。這是因爲從本質上講，歷史學者對自己所從事的這一學科的認識，要比像理工科這樣的自然科學工作者複雜得多。 有相當一批學者認爲，歷史學不是科學，而是一門藝術。既然是藝術，研究的結果也就不存在是非正誤，研究者所強調的和旁觀者需要評價的，衹是構思、創意和手法的高下優劣。歷史學界有數量眾多的一大批人，開口閉口大談特談什麼研究的結論對錯並不重要，甚至錯成啥樣都沒有關係，重要的是你的研究思路要能與眾不同，要能夠獨闢蹊徑，這纔是對學術最大的貢獻，這纔是個中高手。我認爲，在實質上這就是把歷史研究藝術化，是在用藝術創作的標準來評判學術。 例如，我的老師黃永年先生，對陳寅恪先生很多觀點都提出了否定意見，而頗有那麼一些人，說什麼黃先生即使批評得對，也跳不出陳寅恪先生手掌心，也就是沒有超越陳寅恪先生所提出的問題，終歸還是提出問題更加重要。我在論證司馬光構建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時候，對田餘慶先生的看法提出了否定的意見，同樣有人說，即使田餘慶先生的結論錯了，那他文章的思路也是具有重要創見的。 我對歷史學科性質的看法，與此不同。我認爲歷史學也是一門科學。從本質上講，歷史學研究是同理工科一樣的科學。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從來就沒有神，想造也造不出來神，衹有踏踏實實的工作，而在具體的工作中誰都可能出錯，是人就會出錯，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能僅僅依據某一具體結論的對錯來評判研究者學術水平的高下，但錯了就是錯了。雖然一項嚴謹的探索，錯誤的結論，也可以告誡後來者此路不通，這也是有積極意義的貢獻，但世上絕不存在偉大的錯誤。一項歷史學的研究成果，若是出現嚴重的失誤，必然是在研究的基礎、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問題。坦誠面對這些問題，認真汲取教訓，纔能切實推動學術的進步。況且對於一位真正的學者來說，從事學術研究的目的和價值，是切實解決一些疑難問題，而不是像黑社會一樣爭老大、搶地盤，非要標榜自己或是自己膜拜的某人一定要比別人高明不可。 即以研究的基礎而論，歷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豐富的史料學的知識。這是一項看似簡單而實際上需要終生努力以不斷提高的基本素質。疏忽這一點，就很容易犯下錯誤。就秦和西漢的歷史研究來說，如前面所談到的，文獻學造詣深厚的黄永年先生一貫認爲，在傳世史料中，除了《史記》、《漢書》這樣的基本典籍之外，《資治通鑒》這一時段的紀事，並沒有采錄我們今天看不到的可信史料。——這就是研究相關史事最最一般的史料學基礎，研究者若是充分瞭解並掌握了這一點，就不會誤信司馬光蓄意構建的漢武帝史事，而中國自清代乾嘉時期以來的歷史研究傳統，即特別強調治史者必須首先具備這樣的基礎知識和相應的考辨分析能力。這一研究方法，也最好地體現了中國傳統史學研究的科學屬性。 另一方面，歷史學既然是一門科學，就如同所有科學研究一樣，其研究結論，必須通過檢驗，要能夠經得起檢驗。清代乾嘉學者所強調的“實事求是”，所謂“無徵不信”，實質上講的就是這一點。與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不同的是，檢驗一項歷史學研究成果最基本的手段，就是要通過史料的驗證。 實際情況比較複雜的是，相關史料之間有時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牴牾，而且不同學者對同一史料往往會有不同的解讀，但這仍然有一套分析考辨的辦法，有一定的客觀標準。即以漢武帝晚年是否改變治國路線這一問題而論，如前所述，我認爲《鹽鐵論》的記載，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史料依據，如果說漢武帝晚年的治國路線有過根本性的重大轉折，那麼，就通不過《鹽鐵論》的檢驗，這樣的認識就不能成立。 道理就這麼簡單，一點兒也不難理解，衹是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需要首先具備良好的史料學素養，纔能在研究過程中，隨時衡量好自己對史事的判斷是否能夠符合各項基本史料所限制的條件，這也就是前面所說史料學的基礎。 歷史學研究科學性的另一體現，是需要展示論證的具體細節，同時還要一一注明其史料出處，不能隨意省略哪一個論證的環節，也不能不告訴讀者你的史料依據。在我看來，歷史學研究過程中每一個具體的論證環節，每一處論證的細節，亦即猶如理工科研究過程中一個個實驗的步驟，一個個具體的實驗數據。因而，對於一項嚴謹的研究來說，在其表達形式中，一定要盡可能體現這些內容。衹有這樣，人們纔能準確地把握其研究路徑並具體覆覈其每一道研究程序，以有效地審辨其是非正誤。 我們理工科的人看歷史學界的研究狀況，會發現一個與理工科有很大不同的現象，這就是好像歷史學界很多人都能看懂那些非常專門的高端研究成果，而這在理工科卻是很難做到的。在理工科，通常大多數未曾從事同樣課題研究的人，衹能依賴很少那麼幾個專家的判斷，要看文章發表在什麼等級的專業刊物上（附帶說一下，中國歷史學界的所謂“頂級”刊物，經常發表垃圾文章，這也與理工科的學術刊物有很大不同），需要等待具備響應資質的實驗室對其加以檢驗。 其實，歷史學的研究與理工科並沒有什麼不同，大多數人衹是覺得自己看懂了而已。歷史學界頗有一些衆人拍案叫絕的研究成果，在未曾覈對史料加以驗證之前，相當一大批旁觀者通常並不瞭解其具體研究過程是否存在問題，看着覺得差不多，或是出於對研究者名聲、地位的崇信，相信他不會在具體的論證環節上出錯，尤其絕不可能出現這些膜拜者萬萬意想不到的低級差錯。 逐一展示論證的各個環節，纔能給讀者提供檢驗覈實的路徑。明白了這一點，我想同學們也就能夠理解了：作爲一門科學，歷史學中一個正確的研究結論，同樣是可以依據研究者的路徑重復實現的，而錯誤的結論，顯現的結果，必然是“此路不通”。 與我主張的這種論證方式相反，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學者在撰寫歷史學論著時，在表述的形式上，特別追求文字的簡省，特別強調所謂暢達易讀，爲此而省卻對具體細節的證釋。我認爲，從實質上來說，這是在以通俗讀物、也就是科普讀物的標準來寫專題研究報告；或者說這更像是講演稿的寫法。但是，若非已經有充實可靠的先行研究和具體的闡釋作基礎，這樣的通俗讀物或講演稿是沒有多大學術意義的。 專題的歷史研究論著，若是過於求簡，衹在意宣佈自己認識的結果，而不向讀者講清楚論證的具體過程，刻意追求讓一般讀者而不是真正的專家讀起來覺得暢快，往往會造成很嚴重的問題。譬如，我在研究中國雕版印刷術起源問題時遭遇的英國學者巴雷特，就是這樣，其絕大部分論述都不交代史料出處，缺乏對各個環節間邏輯關係的說明，幾近於信口開河。 必須指出的是，至少在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事實上並沒有什麼像相對論那樣常人不易想到的問題，也不需要什麼離世脱俗的想象。因爲古人也都是肉眼凡胎，所做所爲也是首先基於飲食男女的日常生活。別的學者不隨意亂講，不一定是因爲智力低下想不到；至少對於我本人來說，是覺得，在歷史學研究中，衹提出問題而不解決問題，或是隨便胡說幾句就以爲自己解決了問題，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說歷史學是實證的科學，可能很不全面，很多人也都不能接受，但我認爲，衹要還把對歷史問題的探究看作是一種科學研究，就必須承認，歷史學研究首先要具備充分的實證基礎。 我寫《製造漢武帝》，探討司馬光構建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問題，研究的實質內容，雖然不是簡單的是非考證，但卻是努力把整個論證過程建立在盡可能扎實的史料分析和史實判定基礎之上。一些人可能覺得論證的過程過於繁瑣，因此，在這裏談談我對歷史學研究的一些基礎性認識。我知道，這些認識，不一定能得到很多同仁的認同，祗是希望讀者能夠瞭解這一點，以便更好地理解我的論證方式和表述形式。 上面就是我向各位同學講述的內容。下面，各位有什麼不同的看法，或是有什麼疑問，我願意在這裏和大家交流。 謝謝各位同學。
2017年5月20日晚講說於 南京工業大學浦江報告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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