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国维去世之前，即一九二六年七月末，其好友蒋汝藻五十寿辰时，曾经写下《乐庵居士五十寿序》为之贺寿，此序乃是王国维生平最后一篇自述，其意义不可小觑。 王国维首先回顾了蒋汝藻的藏书之于自己学术成长的重要意义：“余与乐庵居士生同岁，同籍浙西，宣统之初，又同官学部，顾未尝相知也。辛亥后，余居日本，始闻人言，今日江左藏书有三大家，则刘翰怡京卿、张石铭观察与居士也。 丙辰之春，余归海上，始识居士，居士亢爽有肝胆，重友朋，其嗜书盖天性也。余有意乎其为人，遂与定交，由是得尽览其书。居士获一善本，未尝不以诏余，苟有疑义，未尝不与相商度也。” 王国维继而言及蒋汝藻帮助其刊行著作的辛苦：“余家无书，辄假诸居士，虽宋椠明钞，专一力取之，俄顷而至。癸亥春，居士编其藏书目既成，又为余校刊《观堂集林》，未就，而余奉入直南斋之命。居士颇庄余行，余甚感居士意，而义不可辞，遂夙驾北上。”言语之中不胜唏嘘。 （王国维书赠冯永轩） 随后王国维回顾了自己目睹清室巨变以来的心路历程，和蒋汝藻颇有类似，因而感慨颇多：“逾年而遭甲子十月十日之变，自冬徂春，艰难困辱，仅而不死，而居士亦以贸迁折阅，至乙丙间，遂亡其书。” 通常而言，王国维在为他人撰写的寿序中很少言及政治，但是在此明确提到了溥仪出宫，可见事情已经过了两年，王国维依旧对此耿耿于怀。 （民国清华大学四导师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从左到右）） 迄今为止有关王国维自沉的评述，世人多首推陈寅恪。陈寅恪不仅撰写了《王观堂先生挽词》这样的长篇悼亡诗，更以简明扼要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阐明了王国维之死的文化意味，同时还为王国维的遗著写了序言，加上挽联和七律挽诗在内，其数量几乎可以和罗振玉比肩。 可见王国维之死确实让陈寅恪产生了感同身受的共鸣，使其早年的遗少情怀，忽然得到了激发。 陈寅恪在挽联中写道：“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造命倍伤神。”此处陈寅恪将王国维看作遗老，进而认定王国维之死乃是学术上重大的损失，对于王国维临终所托，深感责任重大。 陈寅恪继而在挽诗中写道：“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此处陈寅恪已经将王国维比喻成自沉汨罗江的屈原，明确无误的认定王国维乃是殉清。 陈寅恪随后在写就的挽词中，集中表达了对于王国维之死的看法，并在挽词的序言中指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陈寅恪继而指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和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 者异曲同工，因此王国维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1947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院内大阳台） 陈寅恪同时感慨，近数十年来，自道光开始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因为外族侵迫的原因，导致剧烈的变迁；因而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今日乃是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因而王国维这样为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必然会与之共命而同尽，王国维先生所以不得不死。 据姜亮夫回忆，王国维的葬礼上，研究院的师生都行鞠躬礼，唯独陈寅恪行三叩九跪大礼，师生为之动容。但是姜亮夫亦指出，同学中也有两人在灵堂上干哭无泪，像狸猫叫。由此可见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痛心。 一九二九年，也就是王国维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为王国维立了一块纪念碑，请陈寅恪撰写碑文。陈寅恪数度推辞，最后勉强答应。 （“海宁王静安先生之墓”，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铭） 陈寅恪在此借由对王国维的缅怀，将其对于学术的看法，集中做出了表达：“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晚年撰写《柳如是别传》，所强调的恰恰是独立与自由。 本文摘自：《王国维与民国政治》周言，九州出版社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