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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力与李德伦2017年6月6日，是指挥大师李德伦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日。笔者因种种关系，曾与李先生接触、交往多年，亦编出过《交响人生》和《忆德伦》两书。近以此文撮述旧事，以示怀念之情。 李德伦在苏联留学时指挥莫斯科广播乐团演出 文革中西德外长谢尔来访（1972），总理提出：内部演贝多芬的交响曲，于会泳说质量不行，可排贝六。仍未演成。1973年，批准了三个外国乐团来华。1974年批判“无标题音乐”。江青的态度是可以用外国作品练习；真正练，也只练了一个。文革中总理多次提出贝多芬的作品应该演，他接见外宾后与我单独谈过数次。 1977年是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们1月打报告，提出要举办纪念演出，演奏他的第五交响曲。当时艺术局的负责人是贺敬之，他同意后，向部长汇报。华山不懂这个，请示中宣部，中宣部请示中央，没有回音。3月26日是贝多芬的忌日，音乐会卖票前一日，仍无消息。我提心吊胆，做好了换曲目的准备。晚上十点多来电话，告之政治局讨论通过，可以演贝多芬。 电台、电视台都直播了那次音乐会，国际广播电台播了第四乐章。外电评论“中国演了外国古典交响曲”。 当时还很谨慎，就演了一个“贝五”，音乐会前面的曲目是中国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和弦乐曲《二泉映月》。 西洋乐曲从此开始在中国解禁！ 1990：听李德伦说老柴1990年是俄罗斯伟大的作曲家柴科夫斯基诞辰15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纪念他，将该年定为“柴科夫斯基年”。中俄两国关系特殊，柴科夫斯基在中国也是备受尊崇的作曲家，不然于他不会有“老柴”这样亲近如友人般的称呼。这一年，由文化部、中国音协、对外友协和中苏友协（苏联尚未解体）四个单位联合主办了“柴科夫斯基作品系列音乐会”（六台），在5月至7月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持续推出。中央乐团是主要演出单位，李德伦、韩中杰、秋里、汤沐海、石叔诚、谭利华、王军等七位指挥轮番登台。歌剧选曲那台，邀请了中央歌剧院的声乐演员合作。年内，在京的其他乐团也纷纷响应，演出了专场音乐会，使之成为当年京城乐坛盛事之一。中央乐团为系列音乐会的举办，于4月29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李德伦先生在会上讲了很多。我当时是《中国文化报》记者，没有录音机，凭笔记下了李大爷讲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对我提问的回答：交响乐现在变成了次要部分，现在是歌声、电声、鼓声的世界。 这次本来打算搞联合活动，在京各团一齐上，交响乐、歌剧、芭蕾都演。因为院团现状不景气，未实现。广播乐团也要搞音乐会的。上海、山东、哈尔滨、天津等地也有相应纪念活动，也是借机重整严肃音乐阵地。近年来，青年人的思想比较空虚，积极的东西很少，流行艺术大为盛行。我老古板了，保守。记得当年去书店（旧书摊），看到的大多是名著。现在是侦探、恐怖、武侠，刺激青年满脑子的净是这些。任其自流，我们不忍心。我上中学时就喜欢柴科夫斯基和贝多芬，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力量，对美的追求更明晰，精神世界更理想、完美。那年秋天就是九一八，从此战争频仍。日本占领北京数月后，我的一个同学非常消沉，整天跳舞、酗酒，甚至想自杀。听了“柴五”的唱片后振奋起来，认定应该做点高尚的事。后来他就去了延安。 1951年，在北京人艺，为声援抗美援朝，我指挥演出了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管乐团、军乐团都参加了。1958年我从苏联回国后的第一场音乐会，指挥了“柴六”，我在演出前先做了讲解。1982年，在海淀剧院演“柴六”，音乐会后我接到一个青年女工的来信。她说那时正失恋，痛不欲生，路过海淀剧院，见到海报上“悲怆”这两个字，就买票进来了。她从老柴的作品中听到了失败与抗争，是那么美。听完她就觉得不应死，要活下去。1987年3月，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交响乐之春”，我指挥800人的乐队演奏《1812序曲》。这个作品原来的结尾是沙皇的国歌，后来由瓦西兰科用格林卡歌剧中的“光荣颂”略改后予以取代。西方国家大多是照原样演，去年苏联广播乐团的演出也是照原样演。我们请示对外友协后，按改本演出。 柴科夫斯基的作品，旋律性很强，表达的内容比较容易理解，如同看契可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 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第一届（1958年）刘诗昆得钢琴第二名，第二届殷承宗钢琴第二名，那届的第一名是美国人，回美后受到夹道欢迎、总统接见。后来薛伟得过小提琴第二名，于吉星得过声乐第四名，孔祥东得过钢琴第七名…… 那天，李德伦还感慨地说：中央乐团已走了130多人（另谋他业）。 本文刊发于2017年5月25日北京日报爱乐版微信编辑：李自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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