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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美籍华人陈慰中博士的《中庸辩证法·人性善恶》，使人又联想起了生活在二千多年前的杨朱。这是孟子在文章中多次痛骂的人物。联系当时《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诸书，都有记述其言行的文字来看，可以推说出这个人生活的年代应该与孟子略早些。因为杨朱反对儒、墨两大家，而孔子、墨子对他却只字未提。其主要观点是“为我”、“贵己”、“重生”。但许多专家认为，主要记载其思想行为的《列子》，是成书于魏晋时期。如果是这样，我们所了解的杨朱，就有可能与生活在战国时期的真实杨朱有些距离了。 我们先来看孟子是如何评说杨朱的。孟子在《滕文公下》篇中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又说：墨翟兼爱是无父，杨朱为我是无君。还在《尽心上》篇中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概括地说，这里边有几层意思：一是，杨子、墨子思想观点被当时社会舆论所认可，为主流意识。二是，墨子让各国不要攻打掠夺，要相互友爱相互得利，甚至为此奔走呼号的家都不顾，把外人和自己的亲人看得是同等重要，这不就是连谁远谁近都分不清，心里还有“父亲”的尊位吗？杨子在天下混乱的局面下，只顾“为我”了，根本不考虑国家大事和老百姓的死活，不认同现存的等级秩序和君王的权威，也就是不爱国，又怎能体贴君主的艰辛，心里能有君主吗？最后说杨墨的做法如同禽兽。三是，杨子的“为我”是，拔一根毫毛能对天下有利的事都不干。经孟子的介绍及儒家文化的传播，人们牢牢地将杨子钉在了社会伦理道德的耻辱柱上，加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又没有对他这种理论的验证，更使人感到其“利己”的可恶，进而对他的思想不屑一顾。起码觉得价值性很小。那么，他的思想内涵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妨进行一下探讨。 杨朱对当时的社会不满，这是与各家学派的观点都相同的。但是，他提出的治理方案却与各家都不相同。并且与当时处于显学位置的儒、墨两家相对立。儒家的主张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大致是推行仁政即王道、恢复周朝礼制秩序，讲究社会伦理道德。这错吗？在当时各国纷争霸权的形势下，不能不说是一个治国好方案。可最后的事实是仁政行不通，靠的是霸道统一了天下。而墨子的主张也很明确：他的兼爱，就是普遍平等地相爱相助。在此基础上倡导不要相互攻伐掠夺、不要生活奢靡超消费、不要过于追求娱乐享受、使贤能主持国政、选拔天子正长、公天下等思想。更可贵的是墨子能身体力行，有一股侠义的救世心肠。当然，他的主张也没有阻挡住战乱、残忍和贪婪，反而使自己的队伍归向了寂灭。这就是当时的客观情况，正是这样的现实，孕育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家思想家。大家也都很严肃认真地思考探求解决的办法。 面对社会的混乱无序，我们所能知道的杨朱的主张是：他不赞成儒家奔走于各国劝说统治者要仁慈，要友善，要恢复以前的等级秩序。他认为这样起不了什么用。也不赞成像墨子那样让大家相互友爱，对不讲道义的人和事大家群起而攻之，大家推选合适的人当天子，天子任用贤能的人治国，节俭、理财、和睦相处。用韩非子评价杨朱的话说是：“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韩非子·显学》）这就是说，杨朱把儒墨视为无限正义的“利他”观当成了根本无法施行的一场道德骗局，只有人们看重利己，在“为我”的氛围中倡导一种新的道德意识，推己及人，才能形成和谐的社会秩序。所以，他的立足点是在“我”上。那么，他又为什么会置天下大利于不顾？他的核心观点也可以用这句话概括：“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大概意思是：古代的人折损身上一根毫毛对天下有利也不给，整个天下恭敬地奉送给他他也不要。大家都不折损自己一根毫毛，大家都不去以获得天下利益为行为准则，整个社会的秩序就会很好。言外之意呢？恐怕是说，你看现在战争频繁、征讨杀伐、持强凌弱，各讲各的道理，似乎谁都不错；被鼓动起的老百姓也是为了国家、为了正义而不顾生死奋勇当先，这样即便争了地盘获了利又怎样？最终还是出现不了好的社会秩序。应该倡导一种观念，从自身做起，让所有的人都“为我”：种好自己的地，收好自己的庄稼，做好自己的买卖，干好自己的工作，养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大家都去想满足个人的物质利益，一心为我，不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甚至不把心思用在公共利益上。不去侵损别人，别人乃至国家与我毫无关系，即使把整个国家都给了我，我也不取分毫。不让大家替我种地、替我掠夺别人的财物。所谓国家君主只是维系这些“为我”者利益的管理服务人员罢了。大家都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天下不就治理了么？哪还会有这么频繁的战争、生灵涂炭、满目疮痍? 如果这样去理解杨朱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无君思想，但很难推出他就是极端自私自利者的结论。他无非讲了一种符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利益的观点，犹如老子的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平民理想，代表着中下层老百姓的普遍意识。你儒、墨标榜着所谓的利他，保不准是在仁慈、正义的幌子下行的是谁的丑恶与私欲，真正能使天下太平么？杨朱看到了利他思想的虚伪和因忽视个人利益而难于获取民心的现状，提出了：人人为己、人人自利而不害人、于己平安，天下太平的主张。可见，杨朱的“为我”，不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而是把个人的欲望加以收敛控制，形成一种不过多付出什么，也不想捞取什么的生活氛围。也就是说，在个体和整体的关系当中，重视个体的我，把我的需求满足与否当回事，不要偏重于整体。这个整体的社会是为了个人而存在的,它应该保护个人的利益。这是他和儒、墨最根本的分歧。 《庄子·胠箧》中说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意思就是这些所谓的圣人，才导致国家这样的混乱。《列子·杨朱》载：“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他很自信地讲说了他的治国道理：“君见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使尧牵一羊，舜荷箠而随之，则不能前矣。”他以群羊为例，让个小羊倌随羊走就行了。假使让圣人尧牵一头羊，而让圣人舜当牧羊倌，那么，这羊就放不好了。所以，他主张治理国家要随人之性，不要操纵过度。“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大家都自由自在地活着，多好啊！圣人治国利他，搞得自己身心交瘁，没治好，还不合人心；如果大家都讲“为我”，人人治内贵己自重，互不侵损，不就各尊其道天下安定了吗?哪里还需要“君臣”维系？杨朱的“治内”反映了其“为我”思想，而“为我”的实质是尊重个体生命的正常欲求，以满足个人需要为目的的行为准则。所谓圣人，纯粹是添乱，满可以弱化他的权势。即便是政府也是松散的，是随民而动的，不是民随政府、民随圣人而动。这恐怕就是“将治大者不治细，成大功者不成小”的道理。他的这一民本思想是何等的鲜明与震撼。他谴责搅扰国家混乱的有权势之人，有了高大的房屋，华丽的服饰，甘美的佳肴，漂亮的女子，还要贪得无厌再追求另外的东西，去侵物、抢掠、损害别人。“这种贪得无厌的本性，就如人间万物中的蛀虫。你的忠不能使君主安逸，反而使他的身体遭受危险；义不能使社会民众得到好处，反而使他们的生命遭到损害。你这是不忠不义。君主与臣下都安逸舒适，社会民众与自己都得到利益，这是自古以来都在遵循的规则。”他的谴责只是种道义，杨朱还没有完全洞察封建统治的残酷本性。但他意识到了统治者物欲的膨胀对国家的稳定、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以及对人类生命自身的危害。他并没有简单到不要国家、不要君臣、民众都去钻营私利的程度。他探求的是“君臣皆安，物我兼利”的体制，是一种君臣民的权重关系，目的是想化解现实社会诸多的矛盾纠葛。由此来看，他对国家的治理有看法，他对圣人及挑起事端者也有看法。那么，他对当时人们普遍的思想状态又是怎么看的？ 这岂不是在追求一种与万物合一的自然生命观？就此也可以看出，杨朱是位较早关注和思考生命意义的思想家之一。他说:人活百岁，除去孩童、衰老、睡眠及疾病痛苦、失意忧愁外，真正舒适自得、没有丝毫顾虑的时间并不多。“那么，人生在世又为了什么呢？有什么快乐呢？为了衣食，为了声色，可是这些又不能长久地满足一个人。于是再制作刑罚奖赏条文来禁止规劝，用名誉刑法来限制人的进退；匆匆忙忙的一生，就是为了争得短暂的虚名，好谋求死后留存给后人的荣耀；这样一来，一辈子都无法顺着自己耳朵的好恶去听，无法顺着自己眼睛看到的美丑去欣赏，不能随着自己的心意去辨别对错，白活了一辈子，失掉了当年真正的快乐，不能自由洒脱地过自己的生活。这与犯了重罪被人关押在一层又一层的牢笼里又有什么区别呢？上古的人懂得生命只是短暂的到来，懂得死亡却是突然的离去，因而随心所欲地行动，不违背自然的喜好；自己咋高兴咋来，所以不被名声所左右。顺从自然本性去交游，不背离万物所喜好的方式；死后的名声不是求取的目标，所以不被刑罚所涉及。名誉的先后，寿命的长短，都不是所考虑的内容。”这是杨朱对自然生命的告白，二千多年后，德国哲学家尼采也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人们往往因为懒惰或者懦弱而没有自己的主见，躲在习俗和舆论的背后，按照习俗和舆论的要求去生活，可是一旦你想到，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你死了之后不可能重新再活一遍，你就会明白，为了那些舆论和习俗把你独特的自我牺牲掉是多么不值得，你的心就会有个呼声，就是要成为你自己。这是面对生命的存在意义，人类所进行的共同思索。 然而，个体的生命毕竟还需要个环境，或者说叫社会关系。杨朱主张 “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也就是在 “天下为公”的原则下，把人当作天下共有的并且是自身独立的资源予以尊重，把物当作天下共有的财产不得随意侵夺。他反对权势者不把人的生命、财产当回事，也不把人的尊严和价值当回事，蛮横地奴役别人的身体，霸占不属于自己的财产，说打就打、说侵占就侵占、说抢夺就抢夺。他认为，谁也没有权利随意支配这些属于“公”的东西，整个社会都要勇于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 可见，犹如庄子所说，杨朱是一个矜持奋励的人，这话是有些道理的。人的观点可以不同，但只要对待世事的态度是认真的就值得尊重。他的放任自我、且趣当生，让各种感官都得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为我贵己的道德理想。其内涵是利己而不损人，他想通过降低人们之间的矛盾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也就是首先认定了人的物质需要合理、正义，每个人都来尊重自己、保全自己，整个世界才会安稳。与后来列宁在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讲演时所说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着相似之处。社会是由—个个个体组成的，每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各人的基本利益都能得到满足，那么，再为这个社会为他人付出些又算什么呢？儒家倒是主张“内圣外王”，要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从君王到儒士哪个是靠它走向理想道路的？它强调服从社会整体的利益，却解决不了私有制家天下的问题，最后也只能成为封建统治者扼杀个体利益的工具。最终直接导致的恶果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轻视个体的位置、价值和作用，淡化个体追求物质利益的权利，强化了依附性，把人看成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灵魂的东西，更何谈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了。就此来看，杨朱 “为我”、“贵己”、“轻物重生”的观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有着可贵的精神价值。 贾鸣放 2009年2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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