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年第4期 总第13期
骚音屈子心
“吾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1）屈原这铿锵的诗句，昭示了他的伟大与不朽。古往今来，爱国志士莫不崇敬屈原，并奉他为志坚行洁的楷模。特别是那些身处逆境的文人墨客，往往以屈原的精神激励自己。司马迁因“屈原放逐，乃赋离骚”，（2）坚定了发愤著述的信念，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范仲淹《岳阳楼记》有“迁客骚人”之谓，足见屈原的流风余韵。正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幸遭遇，屈原才成为一个不朽的诗人，此即李白所说的“哀怨起骚人”。（3）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昌言“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创作历史剧《屈原》的郭沫若，在他的论文《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以热情洋溢的文字盛赞屈原:“他是在用他全部的生命来创造他的诗歌，因而他的一生也就成了一首不朽的悲壮的史诗。”诚哉斯言!屈原正是生为爱国，死亦为爱国。但评者实多以其为政治家而发论，对于把他作为一个诗人来研究这一端来说，尚嫌不足。
一、 屈原的人生理想
屈原所处的时代和他生长的土壤，赋予他所具有的爱国思想的特定内容，而屈原自身的高贵品德和人生理想，更使他矢志不移。这是我们认识屈原、研究屈原的根本出发点。
概言之，屈原的人生理想与他的爱国思想是一致的。修身以高其志，献身以强其国。他的人生理想，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胸怀；而他的爱国思想，又成为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灵魂。在战国七雄兼并的时代，屈原将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强大紧密相联，为此而斗争，至死不渝。
据《史记·屈原传》所述，屈原是一个卓绝的经国之才。正因如此，他充满了自信。《离骚》中“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是他对自己价值的充分肯定。他十分自豪地表示“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然而他汲汲自修，除了“恐修名之不立”，更在于为国效力。“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可以说是他思想的核心。他把个人的升沉荣辱置之度外，既对那些只顾个人钻营、苟且偷生的“党人”深恶痛绝：“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又对楚王的昏庸误国充满忧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并且以非凡的气魄激其言曰：“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这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正像他在《惜往日》中所云“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而“国富强而法立”则是他心中的理想之治，亦即“美政”。他的一生，就是为了实现这
一理想而斗争的一生。在《离骚》里他明确地提到“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可见屈原不仅具有爱国之情，而且具有安邦之策。他推崇“纯粹”的“三后”，声明“奔走以先后”是为了“及前王之踵武”，赞美尧舜，鄙薄桀纣，兴国之理，乱邦之由，自在其中。于此当知屈原政治眼光的远大，爱国思想的深邃，而他的人生境界又是何等崇高，无怪乎蒋骥说：“使原得志于楚，唐虞三代之治岂难致哉?”（4）
诗品出于人品，诗格源于人格。屈原不是那种蝇营狗苟之辈，他的人生实践决定了他诗歌的不同凡响。屈原抒发的情感，不是风花雪月和闲情逸致，不是供观赏的工艺品，而是精神的利器。正如清代学者王国维《文学小言》所说，“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屈原恰恰是一个高尚的人、伟大的人。他的高尚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胸怀天下、爱国爱民，决无利禄私欲。他的人生理想的内核，是国家与民族的强盛，当这种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作为政治家的屈原听从了诗的召唤，于是诗人的桂冠使他的人生理想升华为一种人类永恒的精神范型，得以流传千古‘二、屈原对“南国”的眷恋
“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5）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滂”，（6）于是对黑暗的现实发出了最强烈的抨击。先后两次流放，他从一个雄心勃勃的朝臣，沦落为穷困潦倒的“迁客”，千万种感慨涌上心来，化而为忧愤深广、情思幽远的诗篇，使我们能够窥见他博大的胸怀和对祖国无限眷恋的一颗赤子之心。正是因为他的“流放”，我们才更为深切地感受到屈原作为一个诗人的爱国思想所蕴含的崇高精神和特殊意义。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7）身处困境的屈原忧心如焚，但他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也不因为理想的破灭而后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8）；宁愿“愁苦而终穷”，也不“变心以从俗”。（9）铮铮之言，犹如金石之声，传达出屈原的战斗精神和人生态度。他不仅对过去所坚持的一切坚定不移，而且对未来依然抱着希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与庄子那种由于不满于黑暗现实而超然物外的态度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屈原坚信自己“怀质抱情，独无匹兮”（10），自始至终不甘于沉沦。王逸十分轻蔑那种“怀道以迷国，佯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的明哲保身之辈，但对屈原称颂备至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浊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11）这的确是知音之论。但屈原的愤慨与悲哀，与宋玉的“贫士失职而志不平”（12）有很大差别。屈原难以排遣的愁思，决非一已之悲。在流放的漫长岁月里，无论是当“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13），还是当“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14），他都在希望与绝望交织的痛苦中徘徊。他时而“寄言于浮云”，时而“因归鸟而致辞”（15）；或者“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16），或者“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17）这一切都是由于他的那颗爱国之心无人理解，因而他感到了旷世的孤独，即所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18）屈原曾假想上下“求女”，并将“远逝以自疏”，欲从灵氛、巫咸之言离开楚国去寻求明君，然而对祖国的不舍之情主宰了他的思想，他终究没有离去。他的爱国思想在他生时于此闪耀出最为夺目的光芒。
在作了如上的考析之后，我们还须由此更进一步追溯其深层内容。楚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所形成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对屈原如此之深的爱国思想是有积极影响的。闻一多先生指出，“研究文学史必须将某一时期或时代当作一个人来研究，观察它的共同精神而寻求它在文艺上的反映。”（19）这一结论是有助于有我们准确地理解屈原精神的共性与个性的。
屈原在《桔颂》里赞颂桔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寄托了自己深远的情思。生长在“南国”的桔树，那种“深固难徙”的特殊品性，正是屈原的自我象征。
在屈原所处的时代，朝秦暮楚、楚材晋用的现象并不奇怪，屈原未必不可离楚而它谋，“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20）但他始终不忍背离自己的祖国，这是因为他首先是把个人的命运同楚民族的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的。楚国向来被称为“荆蛮”、“南夷”，常常是被讨伐的对象，楚民族与中原诸国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经历了一个艰苦创业的过程。唐勒《奏士论》谓楚“世霸南土”。如果把楚民族作为一个大写的“人”来研究，那么我们就会更为确切地把握它的共同精神：以民族情感形成彼此间血肉相联的关系。屈原既然是一个通晓古今的才识之士，自我意识当然很强。《离骚》开篇便有“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之句。蒋骥疏曰：“首叙己与楚同姓而为世臣，《桔颂》所谓‘受命不迁，生南国’者也。”（21）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过我们既要看到民族情感对屈原的积极作用，也要把
屈原作为一个独特的人来探究。 屈原与那些只图获取卿相之位的野心家、权术之士相比，自然大异其趣。张仪、苏秦之流在屈原面前只会黯然失色。屈原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应予以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祖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屈原的爱国与统一中国相一致。楚国作为南方大国，如果锐意革新、励精图治，是完全有能力统一天下的。况且，屈原十分推崇不属于楚先王的尧舜禹汤等圣明之君，表明他的思想又不只局限于“南国”。屈原正是象桔树那样，把根深扎于楚国大地，而又“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其精神却又超过了楚国的国界。处于逆境，依然不忘忧国，并不变其志，这充分体现了屈原令人敬仰的高贵品德和人生价值。
二、 死志明爱国
“屈原放在草野，…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而死。”（22）我们究竟应如何理解屈原这一壮举，怎样感受他那颗赤诚而悲哀的心呢?扬雄作《反离骚》，认为屈原的死没多大必要，指责他“违灵氛而不从兮，反湛身于江皋”，“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这些看法显然是对屈原之死的曲解。班固居然说屈原“露才扬己”，“忿怼不容，沉江而死”，（23）诚为谬说；刘勰视为“狷狭之志”，（24）亦非通论。洪兴祖在《楚辞补注》里的认识，虽是“折衷而论之”，但有新的见解。他对扬雄、班固以及指斥屈原“显暴君过”（25）的颜之推，大加鄙薄：“屈子之事……雄(扬雄)未足以与此。班孟坚、颜之推所云，无异妾妇儿童之见。”他自己则仍从君臣之义的角度来阐发，所谓“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故比干以谏见戮，屈原以放自沉。比干，纣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为人臣者，三谏不从，则去之，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但他肯定“屈原虽死，犹不死也”，却是大大超过了他以前的那些封建文人。只不过他以“同姓”为主要原因来说明屈原必死之义，无疑是失之偏颇的。朱熹以为屈原“不忍见其宗国将遂危亡，遂赴汨罗之渊自沉而死。”并对死与不死作了分析；“不死，则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故曰祸殃有再，箕子之忧，盖如此也。……设若不尽其辞，而闵默以死，则上官、荆尚之徒痈君之罪谁当记之?其为后世君臣之戒，可谓深切著明矣。”（26）可见朱熹的看法依然不出封建正统观念的框框，以“宗国”作解，何异于“同姓”之说?蒋骥认为屈原自沉是为了“以死悟君”，“处必死之地而求为有用之死”，“若屈子者，但见其爱身忧国，迟徊不欲死之心，未见其轻生以怼君也。”（27）他
批驳了班固的误解，但“以死悟君”的说法还是摆脱不了君臣伦理。
可见，要真正知悉屈子之心，是不能囿于偏见的。他的死，是他生的升华，我们应以灵魂去贴近他的一颗诗人之心。
从屈原的诗行里，我们可以捕捉到他徘徊于生与死之间的沉重足音。当他理想破灭，便反复咏叹，明其死志；“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28）“望三五以为象兮，指彭咸以为仪”，（29）“知死之不可让，愿无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30）；“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地”（31）；“凌大波而流风兮，沃彭咸之故居”（32）这些诗句回环往复地表露了屈原誓死不屈的意志。对君王的态度，他是经历了由希望到彻底绝望的过程的。《惜诵》既云“竭忠诚而事君”、“事君而不贰”，又曰“待明君其知之”、“君可思而不可恃”。这表明他的矛盾心情，真是“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33）《惜往日》则语气更坚，“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他对于昏君已完全失望，更坚定了效法前贤彭咸的志愿，终于投入了汨罗江这“南国”的河流，实现了他“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34）的誓言。他要以自己的清白之行来最后表明的他的爱国之心，以死明志；所谓“愿志之有象”（35），非常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王夫之谓“明其志以告君子”，（36）确为中肯之论。自沉汨罗，是屈原悲剧的高潮，也是他爱国行为的顶点，生前斗争的必然趋势，更是他生命最光辉的一刻。
一言以蔽之，屈原的生是为了理想而生，死是为了理想而死。生前最能体现他爱国思想之深的，是他在流放的困苦中犹不忍背国出走，这种精神就是屈原的伟大之所在；他的死，既是对黑暗世界最强烈的反抗，也是寄希望于未来，这正是屈原的不朽之所在。他正是在他爱国的悲歌里获得了永生。屈原不死的是他的精神，一种超越时空和民族的精神——祖国之爱！
注释：
（1）《涉江》。据(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报任安书》。据《中国历代散文选》(上册)，北京出版社1980年1月版。
（3）《大雅久不作》(古风第一)。据复且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编《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月版。
（4）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5）见《离骚》。
（6）司马迁：《史记·屈原传》。
（7）见《渔父》。据【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
（8）同⑤。
（9）同①
(10)《
怀沙》。
⑾王逸《楚辞章句序》，据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8月版。
⑿宋玉《九辩》。
⒀ 同⑩
⒁ 《湘夫人》。
⒂《思美人》。
（16）《抽思》。
⒄ 《哀郢》。
（18）《渔父》。
（19）转引自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
（20）同（6）
（21）同（4）
（22）王逸：《离骚经序》。
（23）班固：《离骚序》。据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8月版。
（24）《文心雕龙·辨骚》。
（25）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
（26）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7）同④。
（28） 同⑤。
（29） 同（16）。
（30） 同（10）
（31） 同（15）
（32） 《悲回风》。
（33） 同（24）。
（34） 同（17）。
（35） 同（10）。
（36）王夫之：《楚辞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