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奈保尔，有时我是晕头转向的。对于一个路痴来说，任何地名与地名之间的关系都构成一种阅读障碍。在奈保尔书中，地名尤其多，这样的障碍尤其多。并非他有意设障，他首先是这些障碍的受害者。读者遭受的仅仅是阅读障碍，他所遭受的，却是活生生的生活障碍。每一个地名，都对他的身份认同造成困扰。 他出生在特立尼达岛上的一个印度移民家庭，但他的印度不是那个因为民主独立运动而声名远播的印度，而是有着多层苦难、巨大人口压力的印度。 他留学的地方是英国牛津大学，但不是开放包容、思想自由的牛津。牛津的求学经历给他的，是对身份认同的茫然无措。作为一个印度人，他无法平衡英国和印度之间殖民与被殖民、统治与臣服的复杂关系。 无论印度还是英国，都让他无所适从。可悲的是，他必须面对地名与地名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自觉不自觉地将各种地名的切换放置在自己的作品中。在作品中，他每跨过一道地名给他带来的认同障碍，就是在为读者设置这样一道阅读障碍。于是，淹没在地名中的我，晕头转向了。但这并不影响我喜欢奈保尔，喜欢他在各种地名间游走，叙述自己的苦痛。 他有通过书写翻越障碍的野心，也有如何为读者设下障碍的焦虑。他深知自己的作品不容易读懂，但他从不对读者迁就。他认为自己所写的是如此重要，不容忽视的重要。 早在他十一岁的时候，就对写作怀抱理想，就认定自己是个作家。虽然自从如此认定以来，他一直对此表示怀疑。用他的话说是，我在假装自己是个作家。即便当他已经完成了第一部书的写作，仍旧这样认为。 这位多产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作家身份的自我怀疑，源于他对写作的焦虑。与他那句充满野心的宣言——“毕竟要当作家的人是我”并行的，是那句“我在假装是个作家”。 如此的抱负，如此的焦虑。有多大抱负，就有多少焦虑。 他的抱负何所从来？他的焦虑根源何在？ “当作家的抱负是父亲给我的。” 奈保尔父亲一生中大部分时候是个记者，先后两次被他们所在的地方报刊——《特立尼达卫报》雇佣。单靠这点收入，不能确保一家人过上好的生活。好在奈保尔母亲有着强大的家族背景，能在奈保尔一家——父亲、母亲、五个孩子困难时伸以援手。甚至，他们举家搬入奈保尔外祖母名下的一座房子里。这栋房子在当地颇负盛名，具有印度北部的建筑风格。奈保尔这样描述它： 屋顶的阳台围有栏杆，主阳台的两端各装饰着一头凶猛的狮子雕像。我不喜欢，但也不痛恨住在那儿；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但我喜欢搬到西班牙港，搬到人少一点的房子里，我喜欢城市的快乐和风景：广场、花园、儿童游乐场、路灯港口的轮船。（《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 这些幼年印象，为奈保尔日后创作《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积累了素材。 父亲在《卫报》的文字工作让奈保尔有了与印刷文字相关的抱负。他觉得他被赋予了书写的感觉，甚至有某种特权。他看到父亲以各种笔名在报刊上写下精彩的故事——家族仇杀、乡村故事、选举激战……还有，还有一个奇怪的黑人隐士曾经富甲天下、寻欢作乐，而今只有一狗陪他住在小屋。这些惊险、奇幻的故事，无一不在奈保尔心中积淀下巨大的创作冲动。 他读父亲写的故事，他听父亲为他读大作家们写的故事——《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麦琪的礼物》…… 他喜欢上了一件家具，不是外祖母大房子里任意一件名贵家具，而是父亲从乡村带去的一张书柜式书桌。它笨重，沾有暗红色颜料，涂了清漆。三个书架上有玻璃门。“得知这是父亲的，因此也是我的，并开始喜欢上它。” 一个人小时候喜欢什么，往往对他日后的兴趣爱好、职业走向有所影响。因此，从小对父亲的书写、书桌十分喜爱的奈保尔，在十一岁时就萌生当作家的想法，这并不稀奇。 “我听说，书画收藏家们非常年轻就开始他们的收藏事业了。有一次在印度，著名电影导演山亚姆·班尼戈尔告诉我，他六岁就决定要当电影导演。” 可惜他的整个家族不看好他在文学上的野心。 “他们会问我，”他回忆道，“‘你以后干吗？’‘噢，我想我要试着写作。’这就成了个笑话，对，笑话。” 但奈保尔从父亲身上看到的不是笑话，他是认真的。 他的父亲创作过小说，一部长篇和四五篇短篇。让奈保尔记忆犹深的是，童年的他完全性地参与了父亲那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这部长篇小说出版了。并未引起轰动。但这对奈保尔父子来说，足以兴奋。父子二人当作家的想法，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激活。大学期间，奈保尔留学英国，他与父亲的书信往来十之八九所谈的都关于写作。 奈保尔父亲深受小说家欧·亨利、毛姆等人的影响。他从他们身上总结了一系列写作技巧，并把这些技巧传授给儿子奈保尔。很自然，毛姆也成了奈保尔的偶像。颇有戏剧性的是，在1959年，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获得了毛姆文学奖，毛姆本人亲自为他的崇拜者颁了奖。《米格尔街》获得毛姆文学奖，最高兴的人恐怕是奈保尔的父亲。可惜他在1953年就病故了，年仅47岁。 这个奖项的获得，起源于模仿毛姆，得益于跳出毛姆。就在他留学英国疯狂模仿毛姆的时候，他的专业课教授，也就是著名的《霍比特人》和《魔戒》的作者托尔金，告诉他，“没有原创性的作家毫无前途，你这么搞有什么用呢？” 5年后，奈保尔为父亲写了《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奈保尔坦言这就是为他父亲作的传记。书中塑造了一个被强势丈母娘束缚的男人形象。“他是个深沉的人。他一生创巨痛深, 决非外人所能道出。” 奈保尔非常自信这本书能够大卖，结果只卖了3200册。它的价值，要等到多年后钦努阿·阿契贝出版了《瓦解》，萨尔曼·拉什迪出版了《午夜之子》，才会被真正意识到：原来奈保尔的《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是一部开创性的后殖民文本。 就这样，奈保尔在自己40岁的时候，走上了属于自己的独家文学道路，找到了自己擅长驾驭的题材，那就是对黑暗殖民地面貌与人心的描述。在这一领域，他发挥得游刃有余，但困境也随之而来。 在接下来差不多10年的时间，他一直在重复写这些东西。他非常担心自己会死于自我复制粘贴，他不得不面对黔驴技穷的危险。 作家，是的，这就是奈保尔想要成为的人，必须成为的人，已经成为了的人。可是，人不是想要做什么就能成什么，那个“必须”必须由自己定义，“已经成为”也并不意味着一直是其所是。与奈保尔抱负共存的，是维持抱负的焦虑。 他认为自己缺乏足够的创作素材，每到一定时期，就灵感殆尽，对一个作家来讲，没什么比这更要命。另外一个致命问题是，他缺乏集中的主题。这还要归因于他在不同地方辗转，他无法获得一致的身份认同，他不能在一个主题下历经命运。他有的，是巨变和搬迁： 素材缺乏、主题涣散，足以使一个作家焦虑，足以让他结束创作生涯。缓解焦虑，接续创作生涯，其间发生了什么，具体策略如何，都不是外人所能知晓的。我们所看到的是，从《米格尔街》、《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大河湾》，到《抵达之谜》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等，奈保尔的作品一步步展现出惊人的技巧。在内容上，所讲述的，都是有关人类文明和历史的重大问题。奈保尔渐渐声名鹊起，名正言顺地跨进当代文学大师之列，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当之无愧的得主。 作家奈保尔令人钦佩，但不可否认，生活中的他，又有着另外一副面孔。 他自私、小气，嫖妓、种族歧视、折磨妻子、奴役情妇，甚至，无所顾忌地透露自己迷恋性虐游戏的怪癖，还曾把情妇打得鼻青眼肿，导致她无法出门。他亲口承认是自己的婚外情和嫖妓毁掉了妻子的生活。——“可以说，是我害死了她。” “感谢妓女！”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面对一次记者采访时，他如是说。 感谢妓女，奈保尔是有自己的理由的。他认为她们能给他安慰，又不妨碍他追求文学。 “我无法去追求其他的女人，因为这耗费时间，需要很多天、很多星期的时间，这等于是放弃事业。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我完全没有兴趣，根本就无所谓，因为我是为这个叫文学的东西服务的。” 对女性的感谢只是停留在她们对自己有用上。即便是那些和奈保尔一样跻身文坛的女性也不能得到他的认可。理由是，女性天生“多愁善感，世界观狭隘……就像女性绝对不可能成为一家之主一样，她们也不可能主导写作这门艺术。” 诸如此类，奈保尔的很多生活“八卦”都出自帕特里克·弗伦奇所写的《世事如斯》一书。为配合弗伦奇出版该书，奈保尔同意他采访、跟拍，记录自己的生活日常。就内容上看，该书把更多同情给了奈保尔首任妻子帕特，而把奈保尔塑造成了恶魔一样的人物。即便如此，奈保尔看了之后，仍然只字未改就同意出版了。这也足以见得其坦诚和真实。 至于奈保尔那些“非同寻常”的举动，也绝非天性使然。早年的一些经历对他日后的行为造成了很大影响。他曾经和第一任妻子帕特倾诉过影响了他一生的两件事。 1941年左右，9岁的奈保尔和家人住在乡下的小屋。热带地区，入夜之后，天黑得很快。奈保尔望着窗外，瞬间觉得全家都迷失而绝望，哭了起来。接着，他看到母亲少女时代的一些东西，感觉她一生徒劳而荒废，更加深了他的无助感。 还有一次，他和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去海边，哥哥妹妹落水，淹死了。当地渔民本可以救他们，但渔民更关心能从中得到多少报酬。人死后，渔民用渔网把尸体捞上来，还捉了很多鲶鱼。这一年，奈保尔12岁。 可以想象这两件事在奈保尔心里留下的深刻印记，也可以想象这对他后来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多大影响。面对黑暗所产生的无所适从感伴随了他一生。 追根溯源讲，奈保尔祖先是印度人，国籍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此后又深受英国文化浸染。从始至终，他都缺乏对自我身份的妥帖定位。尤其在留学英国期间，印度人的出身，让他很难受到周围人认同，因此受到了不少欺侮。由此而造成的心理阴影可想而知。 从小立志当作家的他，其实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文学创作上。他始终记着父亲对他说的话：“精神生活——作家的生活——即一切：用一双敏锐、幽默、仁慈的眼睛记录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方式，并且带有自己的独创性，这就是高贵的生活。”（《奈保尔家书》） 他一半天使一半魔鬼， 他为写作而生，他才华横溢，他繁荣了世界文学。他饱受争议，他的生活充满悖论。他语言犀利，总能毫不留情地一语道破天机，不惜当一个令人生厌的话题终结者。 他就是真实地活，对世界眉头紧皱，冷眼旁观。冷酷犀利的言语这是对人世间种种荒唐与罪恶的仇视，更是对黑暗世界的控诉。看似无情的他，对世界其实有着温柔与宽仁的心。 他说： 或许在这个无情而不讲宽恕的世界，他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只能孤军奋战。就像他在《大河湾》开卷第一句中所表达的人生信条—— “世界本相如此：微不足道的人，听任自己变得微不足道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无立足之地。” 他，很少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