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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吴幽兰 摘自《同舟共进》 文/杜君立 北洋时期，中国总体处于四分五裂的无政府状态。在弱肉强食的乱局中，枪杆子就是硬道理，匪如蚁生，军阀四起；兵为大匪，匪为小兵，兵匪难分。当时关中地方匪患严重，其中最大两个土匪是麻老九和党拐子，分别割据东西两府，自成一体。麻老九原名麻振武，党拐子原名党玉琨，二人均出自陕西靖国军。 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试图推翻北洋中央政府。郭坚以此为借口，成立陕西靖国军，自任司令，“为国除奸”。1921年，郭坚被杀，靖国军从此分化、解散。麻老九和党拐子当时均为靖国军支队长，就此走上退守一方的土匪生涯。
所谓靖国军，其实就是由一群刀客组成的军队。刀客可被视为关中地方一种特殊的社会产物。关中“民情质实，悍而不流于狡”，性刚好斗，又尚公近义，虽然会因为“尺布斗粟，辄兴雀角，但一闻公家之令，即争先恐后，虽重困未敢稍违”。亦如明代王阳明所言：“关中自古多豪杰。” 随着南方辛亥革命爆发，关中刀客也有所行动。劫富济贫的刀客被称为“渭北十八娃”。朝邑刀客严孝全率众参加了西安的革命起义，在战事中阵亡。后来郭坚纠集刀客，树“靖国军”旗帜，纵横渭河南北及关中全部地区，“电掣雷轰，骁勇绝伦”。虽然其“正义之处，颇为进步人士所推重”，但作为传统时代的产物，刀客与现代军人存在明显距离。郭坚本人“刚愎自用，任性而好杀”，其部下亦毫无军纪可言，“部伍所至，拷掠绑票，怨声载道”。郭坚最终被陕西督军冯玉祥以“鸿门宴”设计暗杀。 在“渭北十八娃”中实力最强的，是李虎臣等人组成的“渭北刀客”。1915年，李虎臣、杨虎城等十余人在华山结盟。杨虎城在同州一带声名赫赫，年轻时做刀客，曾写诗曰：“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在后来的关中历史中，蒲城刀客杨虎城和临潼刀客李虎臣留下一段“二虎守长安”的美谈。 杨虎城 1926年2月至11月，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西安围城”，这也是杨虎城与李虎臣的守土之战。 曾统治陕西长达八年的河南镇嵩军司令刘镇华，在吴佩孚的支持下，以“打到西安去升官发财”的口号召集了十万乌合之众，围攻西安城，十余月终不能下。这期间，刘镇华分兵进攻咸阳、三原、泾阳、高陵诸县，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拉丁征夫，无恶不作；所到之处，十室九空，导致十数万关中平民流离失所。
当时，被困在西安城内的十余万军民更是饥寒交迫，仅以麸糠、油渣、树皮果腹，甚至将牛皮制品煮了充饥，前后长达八九个月之久。其间，饿、病、冻、战死的军民有五万多。由于不得出城安葬，只好在皇城东北角的空地上掘得两个“万人坑”，将死者草草掩埋。处此绝境，几乎每日都有死尸抬来，有时甚至上百。因为没有棺椁，坑小尸多，不得不层层叠压，情状甚为凄惨。 当时守城的陕军不足万人，杨虎城、李虎臣率全城军民坚守；攻城的镇嵩军多达七万，且有吴佩孚、阎锡山给予的大量补给和支援。十面围城的西安城内，储备的粮食极其有限。刘镇华为了加重守城的压力，阻止一切城内饥民外逃，对所有从城内逃出来的人格杀勿论。后冯玉祥遣孙良诚部援陕，西安始得以解围。西安解围后，古城内外破坏严重，昔日还算繁华的街道一片瓦砾，满目疮痍。而死亡的五万之众，几乎占当时城内人口的一半，可谓万户萧疏，人影零落。西安各界，人人背土，填平万人坑，堆起两个墓冢，名为“负土冢”。两冢之间，建“革命亭”一座，并将该处辟为公园，命名为“革命公园”。 次年春，西安市民在“革命亭”举行大祭，追悼死难军民。杨虎城手书一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此联道出杨的痛苦与不安：庆幸守城成功，西安未遭屠城之灾；自责军力单薄，未将来犯之敌击溃，招致军民死伤惨重，城池毁坏，民怨满天。 西安兵败后，近乎解体的镇嵩军狼奔豕突，沿西安至潼关的大道向东溃退，互相践踏，途为之塞。刘镇华重新统治陕西的梦想破灭，只得前往开封投靠当年的结拜兄弟冯玉祥。在陕西人一片“杀刘”的诅咒声中，冯玉祥不顾众怒，反而将刘镇华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方面军司令。西安解围后，杨虎城率部撤离西安，不久便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路军总司令，竟与死对手刘镇华成了“战友”。 冯玉祥从1926年在五原誓师后，取道陕甘开始北伐。在此后两年，冯玉祥陆续消灭了陕西境内靖国军的残余各部势力，其中以围剿麻老九和党拐子的战事最为惨烈。 冯玉祥 靖国军解体后，麻老九一度归附刘镇华。1925年，麻老九联手吴佩孚据守潼关，使国民军的第二、三军几乎全军覆没。翌年，麻老九随刘镇华围攻西安。西安围解，刘镇华逃回河南，麻老九则率部窜踞同州老巢，被冯部方振武的第五军跟踪追击，围困起来。两月后，方部奉命东调北伐，围攻同州的任务改由韩复榘的第八军接替。 麻老九原籍商州，幼时随父逃荒，落户于渭南孝义镇赵家崖。少年时与陈家滩王英亭 (老八)等结为异姓兄弟，麻排行第九，故称“麻老九”。宣统年间，麻老九见世道崩乱，意欲起事，听说大地主武善人正在招雇长工，就前去应聘。武善人看麻老九身体强壮，就问工价几何。麻老九说：“我要求不多，一年八石高粱，不过是先给工钱。”因为工价较低，武善人就答应了，先给了他八石高粱。麻老九如法炮制，连续应聘了八家大地主。不几日，麻老九召集这些“东家”们，来他家见面。麻老九掏出一把“二十响”(手枪)，对这些地主说：“这是你们给我的工钱，我麻老九要造反起义，非常感谢你们资助我，我将来忘不了你们的大恩。”这几个地主被吓得目瞪口呆，麻老九就靠着这把枪拉起杆子，成为远近闻名的悍匪，并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振武。 麻老九纵横关中十余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麻老九最擅长绑票、撕票和破围子，这是他的谋财手段。如果哪个村庄抵抗，不让他烧杀抢，那他突破“围子”(村庄的寨墙)后，必定鸡犬不留。 同州是关中一座历史名城，又是东路重镇，城坚池深，地势险要。麻老九将同州据为巢穴多年。同州毗邻山西，麻老九就近勾结阎锡山，以其搜刮来的大量民脂民膏，从山西换来各式弹药武器，城内的粮弹储备异常充足，无虞匮乏。 阎锡山 韩复榘率部围攻同州近两月，也未能攻克。由于北伐战事吃紧，韩部不久亦奉命东调，乃以第二军刘汝明部继续围攻。刘又攻打了两个来月，损折了不少人马，还是攻打不下。 1927年夏，冯玉祥又加派新由甘肃天水调来的第十三军，增强围攻同州的兵力；并以该军军长张维玺为同州攻围军总司令，刘汝明为副司令，限令一个月之内攻克，逾期以军法从事。用两个军、四五万人的精锐之师，来收拾一个旅、五六千人的土著队伍，可见麻老九之强悍。从7月初开始，昼夜猛攻，炮火连天，伤亡敷以千计。但是一月限期已过，而始终未能克奏肤功，张、刘二将受到革职留任、戴罪图功的处分。张鉴于硬攻无效，乃决计改掘坑道从地下进攻，在坑道上填装炸药引爆，将北城墙炸开豁口，冲锋部队突入城内。毕竟众寡悬殊，巷战进行了约一小时后，麻部5000余众全部战死或被俘。麻老九本人乔装为难民，企图混出城去，结果走到同州东南的仓头铺就被认出。刘汝明部赶到射击，麻老九身中四枪而死。 同州城克复后，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当时正驻守固原，督战剿匪。宋哲元急电张维玺，请他把负隅守城的麻部俘虏3000人全数斩尽杀绝，以儆效尤，冀使其他土著军阀闻风丧胆，知所畏惧，不敢再有守城抗拒的举动。张维玺为人敦厚，不忍杀戮，反而将俘虏全数释放，并发给盘缠，令其各回家乡，另谋生路。 西安解围后，冯玉祥任命手下五虎上将之一的宋哲元为陕西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宋哲元欲以武力统一陕境，在攻克东府大荔后，于1928年进军西府。
当时北伐战事正紧，陕西境内的第二军刘汝明部和张维玺部陆续东调，留在陕西境内的宋哲元部肃清陕西各地抗不听命的土著军阀队伍。关中战事趋于平息，仅余西府残余势力，而其中最为坚硬者就是凤翔的党拐子。 自1917年开始，党拐子盘踞凤翔府整整12年，不论谁来担任陕西省的军政首领，一切军令和政令，他概不听从，实则是关中西府的土皇帝。党拐子以铁血重典统治西府，曾说：“凤翔人有两条路可走，或者规规矩矩地听命于我，或者永远离开凤翔。”他的重典就是嗜杀：抢劫者杀、偷盗者杀、告状者杀、抽烟者杀、打牌者杀…… 讽刺的是，熟读三国的党拐子常自比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在凤翔这个小王国境内，他还首创了证件制度，人们必须有五证：居民证、出门证、通行证、乞丐证和营业证。和那一时期的普遍状况一样，党拐子的手下与其说是军队，实则胜过土匪，纪律废弛，苛索强搜，杀人越货，横行一方，民无宁日。加上党玉琨本人鸦片烟瘾特别大，烟、酒、嫖、赌，恶习俱全。党拐子还是与孙殿英、靳云鹗齐名的民国三大盗墓贼之一。党拐子统治西府时期，大肆盗掘西府一带古墓葬，窃掠了大量自先秦至汉唐的珍贵文物，走私出卖，以供其挥霍和扩充武装实力。 与麻老九助攻刘镇华不同，党拐子也曾参加西安攻防战，却是守城一方。西安解围后，党拐子抗拒冯玉祥的命令，继续占据西府。 1928年初，宋哲元亲自督率所部三个师和一个旅围攻凤翔城。 党拐子在凤翔苦心经营，把这座城池当做他的万世家业，城内的囤粮可供城内驻军和居民三年食用，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宋哲元动用了三万多兵力，自春至夏，围攻达半年之久，伤亡达四五千人，却始终未能打开凤翔城。 7月间，北伐战争已经告一段落，宋哲元经过请示冯玉祥，把远在山东和河南的张维玺所部第十三军主力调回陕西。8月初，张维玺率全军三万多人，由西安开到凤翔东郊，参加攻城之战。
张维玺基于上年攻打同州的惨痛教训，乃决计立即采取挖掘坑道从地下进攻的战术。花费近半个月的时间，坑道顺利挖到城脚之下，里面埋藏了近4000公斤的炸药，并接上了电线。宋哲元亲自指挥总攻，按下炸药电钮，随着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开二十丈宽的大豁口。爆破的同时，枪炮齐发，炮声、枪声、号声和喊杀声震耳欲聋。城内的守军惊慌失措，完全陷入瘫痪状态。攻城部队像潮水一般涌进城去。巷战不到一个小时，即告全部结束。 自比诸葛亮的党拐子本人，在乱军中被击毙，城内守军被打死、打伤约2000人左右，其余 5000多人被俘。城内居民葬身在炮火之下的，约在万数以上。触目所及皆是死尸和满身血污的伤者，城内的房屋大部分都成了焦土废墟。 攻克凤翔后的第三天，在宋哲元的强力说服下，张维玺接受了屠杀令。被生擒的党拐子手下5000名俘虏，将被全部处决。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处决或者说屠杀，被安排在凤翔城东八里纸坊镇东头的一座关帝庙前。宋哲元与张维玺坐在关帝庙门口，下令对拘押的500名俘虏开刀。 屠杀与死亡无疑是人类社会最恐怖的终极体验；特别是对这些俘虏来说，处决远比战死更加可怕。久经战乱的宋哲元和张维玺却若无其事地端坐在关帝庙门口，一面喝茶，一面谈笑，视一切如同游戏。 刑场周围戒备森严，但并不禁止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前来观看。一个年轻俘虏被架出来，眼看就要丧命，突然从看热闹的人群中跑出一位老汉，一下子抱住那个年轻人，哭喊着“我的儿呀”。据老汉说：他是凤翔城外附近庄子的人，他的儿子本来在家务农，向来不会为非作歹。半年之前进城赶集卖柴禾时，被党拐子的队伍拉去当了兵，刚当上兵，凤翔城就被围起来。老汉哭诉：“我的儿并不愿意去当兵吃粮，他也没有造过什么罪，即便作过什么孽，也都应该上在党拐子的账上。你们要杀我的儿，真是天大的冤枉，那真是老天爷瞎了眼睛啊！”他说罢，死死地抱着儿子不放，又说：“你们如果一定要杀我的儿子，那么就请把我先杀了吧！”父子俩被带到宋哲元、张维玺跟前。张维玺说：“就让他老子把他带回家去好了!”这父子俩千恩万谢，头也不敢回地走了。 除过被他爹救走的“幸运儿”，这500名俘虏几乎全部葬身于关帝庙前。宋哲元随即下令各部杀俘。于是，另外的4500多名俘虏中，就有3000多名在当天夜里遭到杀戮。 这场骇人听闻的集体大杀戮，很快传遍了陕西全境。在这种砍头如割韭的暴力震慑下，仍然盘踞各地的武装势力，惶惶不可终日，不几日就纷纷单骑来降。宋哲元的血腥暴力，居然使兵刃四起的关中从此走向平定，各种土著军阀和土匪势力陆续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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