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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大家看到的都是有名有姓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并没有人着眼于我们这些普通百姓，乱世之中，普通百姓更是苦不堪言，甚至在天灾人祸之下，百姓们求天不应，叫地不灵，以致于走投无路，为求生存，不得不沦为流民。 位于关中地区的陕西更是如此，由于历史长河的演化，陕西地区从沃野千里变成了大多数地区环境恶劣，土地贫瘠的省区，再加上地主、官僚、劣绅、列强的压榨，许多走投无路的人或奋起反抗，或铤而走险，于是便形成了“刀客”这一具有陕西特色的的特殊团体。 身强力壮、有一定武艺、背后背着大砍刀的刀客们，与古代的游侠颇为类似，他们身手不凡，标榜自由，疾恶如仇，行侠仗义，因此刀客在陕西闯下了扶危济困、行侠仗义的打好名声。刀客从来都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有的刀客确实以侠义为主，不但为百姓主持正义，甚至敢于反抗当时腐败的满清政府。  党玉琨(1887-1928)，陕西富平人，早期革命党人，字宝山，小名根宝，陕西靖国军将领。被人称为民国三大挖陵盗宝军阀之首，与东陵大盗孙殿英、文物军阀靳云鄂（靳云鹗“盗墓贼”的名头属实冤枉，这个我下期讲。）齐名。1928年9月5日，被宋哲元部击毙。 党玉琨在青少年时期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家境贫寒，饿肚子是家常便饭，至于上学读书，更是毫无可能。年龄稍长时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使得党玉琨成为军阀中少数的对于古董十分精通的行家，后来党玉琨投身绿林之中，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刀客，他喜欢携带产自临潼关山镇关山的一把大砍刀，经过几年的打熬名气，党玉琨在陕西刀客群体中也混出了小有名气。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各类民间武装四起，1917年，爆发了由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那个时候的时局，给那些要扯大旗作虎皮的各种武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名头和理由，陕西凤翔的郭坚举起陕西靖国军的大旗，他自任为司令，刀客出身的耿直为副司令，喊出“为国除奸”的口号，党玉琨眼见当刀客前途暗淡，于是就近投了郭坚的靖国军。  初入军队，党玉琨与许多只为混口饭吃的普通士兵不同，他身手矫健而且头脑灵活，又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刀客，因此，党玉琨在郭坚军队中迅速崛起，在西安与清军刘世龙部遭遇时，党玉琨脚部受伤，故走路时一只腿跛，人称'党跛子'，他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最终成为陕西靖国军第一路第三支队司令，成为靖国军部队中的一名中级军官。 时局动荡，“陕西王”的宝座让许多军阀垂涎欲滴，陈树藩、陆建章、阎相文、冯玉祥，这几个人你方唱罢我登场，1921年8月冯玉祥率部进入陕西后，开始借陕西督军阎相文的手整肃陕西境内大大小小军阀们，铲除异己，树立威信，而“军纪败坏、不堪驱遣”的靖国军自然变成了头几个的开刀对象，郭坚死在冯玉祥的“鸿门宴”上。这是高级军阀之间的大乱斗，对于冯玉祥而言，党玉琨的上级郭坚也只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地方小军阀罢了，杀了郭坚之后，冯玉祥并没有兴趣对他的余部赶尽杀绝，正是得益于此，已经成为郭坚部团长的党玉坤侥幸能率自己手下的残兵败将逃到醴泉县驻扎。 1925年党玉琨率部参加了西安守城战，亲率麾下的精锐配合靖国军各部在三原与刘镇华的镇嵩军英勇作战，战后，党玉琨所部被改编为国民联军第十二路军第一师，党玉琨任师长，辖贺玉堂、吕振斌、张万胜三个旅，至此党玉琨成长为一股独立的小军阀势力。 1926年，党玉琨重回故地，借故驻扎凤翔，靠着手里的兵力，盘踞在凤翔当上了凤翔的土皇帝，终于有钱有势的党玉琨染上了许多军阀共有的毛病——吸大烟。因此，党玉琨虽然地盘不大，军队不多，却成为民国时期最典型的军阀的缩影。 当时，党玉琨光小老婆就娶了好几个，为了讨取小老婆的欢心，他曾将一个绰号为“小白鞋”党彩霞的小老婆任命为卫队营营长，党彩霞由于常年穿着一双白色绸布鞋，而得绰号小白鞋。小白鞋不仅精通骑马打枪，甚至可以跟党玉琨一较高下，不仅是这方面可以比肩党玉琨，她作奸犯科的程度也可以和党玉琨相提并论。事迹传出去以后，陕西各部的军阀武装都对党玉琨的行为嗤之以鼻。 1927年党玉琨部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南路军第三军第一师，刚刚坐上“陕西王 ”宝座的冯玉祥为了全面掌控陕西，定下了借响应北伐号召之名，令陕军各部出陕作战，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计，一时间，陕军各部的小军阀被冯玉祥搞的人心惶惶，纷纷携家带口的逃离陕西境内，或窜入甘肃，或逃进四川。而杨虎城、卫定一、田玉洁、 李虎臣等在陕西军阀中拥有一定地位和声望的军阀也都被冯玉祥的命令派往各地的前线。 党玉琨心思活络，命令下属秘密与南路军总司令岳维峻接洽，给岳维峻送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双方达成协议，岳维峻仅派党玉琨的吕振斌旅随军南下武汉响应北伐。党玉琨依然留守宝鸡，盘踞凤翔，此举遭到了正在西安得意洋洋的冯玉祥的嫉恨，于是党玉琨部的供给就变的时有时无的，更多时候就是发一张白条。  作为一个刀客出身、只知横征暴敛而不懂经营的地方小军阀，党玉琨虽然有地盘和军队，但是，他既没有长远的眼光，也没有足够的建设能力，而且为了供养上万人的麾下部队，同时也为了维持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党玉琨加紧了对于宝鸡的盘剥，即便已经对宝鸡进行了敲骨吸髓的盘剥，但是，由于陕西宝鸡本来就不是富裕的地方，自然无法供应党玉琨庞大的军队和奢侈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之下，党玉琨为了供养军队，决定另辟蹊径，靠着自己当过古董学徒、是半个古董行家的“优势”，试图通过贩卖价值连城的古董获取钱财。 陕西是中国最著名的十三朝古都，因此，陕西的古董之多，文物之胜，在全国首屈一指。然而，乱世的古董那都是有主的，那年头能持有大批的古董的人都有权有势的，基本上属于党玉琨惹不起的级别。因此，党玉琨将目光转向了埋在地下的古墓。 党玉琨也是机缘巧合，当时斗鸡台的地方有一个名叫杨万胜的劣绅向党玉琨提供了戴家湾村北一个窑洞中有古董的消息：“斗鸡台戴家沟里，靠近悬崖的那面有几个洞，洞里有古董，只要动一动镢头，就能挖出一些宝物，卖个几十、几百大洋都是平常事。”此外，他还给党玉琨献上了一条掩人耳目的计策：白天唱戏，晚上挖宝，因为陕西的秦腔大戏一唱就是三个月，最适合用来掩护盗墓。  党玉琨听后大喜，立即委任贺玉堂为盗宝总指挥，将他在凤翔设立的宝兴城钱庄总经理范春芬任命为现场负责人，把古董商郑宇文聘为挖宝指导，将自己的的4个亲信卫士任命为监工头目。 在出工问题上，他派范春芳、马成龙等人出面，召集斗鸡台附近桥镇、贾村、蟠龙、陈仓、长寿、陵原等80多个自然村的土绅予以研究，商议决定了派工人数为600民工，并规定各村轮流出工；如有误工、缺额的，一打二罚，绝不手软。 还有一个被抓来挖宝的人，说了几句牢骚话，监工听见后，报告给总指挥贺玉堂。贺立即叫人把这个农民抓来，将其活剥，其状惨不忍睹。时至今日，宝鸡的一些高寿老人提起此事，还会痛斥党玉琨、贺玉堂的暴行。 蟠龙乡大槐树村的村民张十斤因迟到一次，被罚大洋300元；另一户农民因家中修房，未出工一次，被监工打得头破血流；长寿乡的杨武也是因为迟到，被关押了10天之久，直到其家人送给监工员200斤菜油后才被释放出来；监工头目马成龙还勒索村民韩培，索要肥猪3头、粉条200斤。 他们必须自带干粮和工具，每天起的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堪比现在007工作制，午饭只有斗鸡台附近的人能回家吃饭，稍远点的只能就地吃一点干粮，喝一点水，这算是吃了一顿饭。晚上，住在近处的人还能回家睡一觉，而那些地方远一点的只能一律露宿于村中人家的屋檐下或是土窑洞中。 党玉琨、贺玉堂等人非常阴险狡诈，对民工们防范森严，措施极其狠辣，经常使民工无端受屈，惨遭不幸。监工头目整天手拿皮鞭，紧密监视。监工人员对待民工们非常残酷无情。如有点卯不到的，不是用皮鞭猛力抽打，就是罚其头顶砖而跪；挖宝动作缓慢，或因头疼脑热而一时动作不力的，就被监工抽打得头破血流。  解放后，考古部门对党玉琨这次盗挖破坏的古墓葬进行统计，至少有50多座被盗挖，挖出的铜器、玉器等约1500多件，其中保存完好的有740多件，资料完整可作研究的有153件，所属时代包括商、周、秦、汉等几个时期，其中尤以周、秦两个朝代为最多。这些文物中，也不乏属于西周早期的重要铜器。 在上述诸多铜器中，有饪食器70件，计有鼎，、簋、瓦、豆；酒器39件，计有觥、彝、罄、斗、角、禁、尊、卣、爵、觯、勺；水器9件，计有盘、汉大铜壶、方壶；工具2件，计有斧、削；兵器18件，计有弩机、钓戟、弓形器、戈、矛；以及其他多种杂器等。孙殿英虽然是大名鼎鼎的东陵大盗，但是盗走的宝物还不到党玉琨的一半，孙殿英的“东陵大盗”在党玉琨面前只是“东陵小贼”。 1927年12月初还挖出了一个车马坑，内有车饰品、马饰品多件，还有完整的马骨架，这是很重要的考古研究资料，可惜都被党玉琨破坏了。这个坑不仅可提供西周初期车马的构造和工艺资料，还可提供研究周代礼制的有关问题的资料。  盗挖了大量珍贵的文物之后，党玉琨毫不意外地将部分文物卖了换钱，至于文物是否流失海外，这就不是党玉琨考虑的。贩卖文物所获得的钱财，除了供自己和姨太太穷奢极欲的生活之外，其他大多用于购置武器，扩充自己的军队。 虽然何玉堂一直在竭力保密，但是，由于盗挖时间太长，涉及的人又太多，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因此，党玉琨盗挖古墓的消息还是传遍全国，他的行径也引起全国一片哗然和激烈的声讨。在西安坐镇的冯玉祥正愁着没借口解决党玉琨这个地方杂牌，党玉琨盗挖古墓的事情就给了冯玉祥一个完美解决党玉琨的借口。 1928年5月的时候，冯玉祥指派了作为西北军五虎之一的宋哲元为陕西省主席，令他率三万西北军，发动对盘踞在凤翔党玉琨部的进攻，党玉琨在凤翔经营数年再加上挖古墓贩卖古董获得的钱财也添置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此时的凤翔城可以说是固若金汤，而且党玉琨甚至还在城内屯了可供军民使用三年的粮食和武器弹药。 因此，宋哲元虽然拥有优势兵力，但是打了两个月仍未攻下凤翔县城。无奈之下，宋哲元从城外挖地道，在经过半个多月的挖掘之后，宋哲元的部下成功的将地道挖到了凤翔城的下方，并在里面埋下了整整四千公斤的炸药。  8月24日，一切都准备就绪，宋哲元也亲由西安赶来指挥，宋哲元和张维玺一同召集所有攻城部队营长以上的各级指挥人员部署总攻事宜，规定在总攻一开始、坑道炸药爆发的时刻，一千五百门的野炮、山炮、迫击炮、十五厘米口径的重迫击炮十二门，每门须向城内发射一百颗炮弹；五百挺的轻重机关枪每挺都须对准城墙垛口或城墙爆破的豁口发射五百到一千发子弹。宋哲元一声令下，炸弹被导火索被点燃，在炸弹爆炸的时候，宋哲元便指挥部下同时发动炮火进攻，攻城部队从崩开城墙的豁口上涌进城去，零星断续的巷战，不到一个小时即告全部结束。歼灭了党玉琨所部，凤翔城破，党玉琨被击毙，时年41岁。 经过了这场战斗之后，党玉琨的部下战死两千多人，被俘五千多人，而在面对数量众多的俘虏时，宋哲元的部下向他请示该如何处置，为了震慑各地军阀，宋哲元下令将5000名党玉琨部的俘虏全部处死。此事记载在时任西北军上尉坑道营副营长的张宣武所写的《宋哲元杀戮陕军俘虏5000人目击记》，据说，张维玺不忍心枪杀这么俘虏，于是悄悄释放的1000多名俘虏之外，4000名俘虏全部被屠杀。 虽说宋哲元将俘虏斩首的这一举动并不符合道义，但是他的出发点却是好的，为了老百姓们未来的安危考虑，宋哲元不顾自身名声，也要为民除害，因此舆论上并没有对宋哲元有太多的诟病，甚至于还有不少深受匪患所害的民众们为其拍手叫好。 乱世用重典，像宋哲元杀害陕军五千俘虏的事情，也是在非常时期才会使用的非常手段，对于那个民国乱世来说，若是宋哲元不用如此极端的做法的话，那么之后由匪患所引发的惨剧可能要更加的骇人。据说，这一场骇人听闻的集体大杀戮，传遍了陕西全境。盘踞在陇州、郃阳、宝鸡、郿县等地的残余土著军阀师长甄士仁和旅长张九才等人，几天之后，自动地单骑来归，从此关中底定，土著军阀基本上被肃清。  当年，党玉琨把从墓穴中盗的宝物，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放在他卧室的博古架上展示，另一部分放在二姨太的居室里，而大部分重要器皿则藏放于一个秘密库房中，这些宝物都落到宋哲元的手中，仅仅古董就整整装了近百口大木箱。 1928年9月，宋哲元将所获珍宝全部拿出，在西安新城四面亭的军部展览一天，以饱攻打凤翔的部属们的眼福。随后，宋哲元派人到芦真照相馆请摄影师全部拍照，又请懂得文物鉴定的薛崇勋在新城光明院逐件进行鉴定，最后宋哲元令军法处长萧振瀛带兵将宝物悉数押送至冯玉祥处。传说宋哲元将小部分珍宝据为己有，大部分珍宝送给冯玉祥，其中有一件青铜水鼎，新中国成立后由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党玉琨的一生算是浓缩了大大小小民国军阀的缩影。他们少年时期大多经历战乱和贫困，长大后多沦为土匪或军阀，横行无道，给他人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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