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心雕龙》“江山之助”的本义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有“江山之助”云云，引发后人对于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的思考，中国地大物博，各个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学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研究形成此种差异性的深层次肌理，无疑可以深化对文学的理解。然而“江山之助”的本义究竟何所指，读者历来有望文生义之嫌。笔者阅读《文心雕龙》，深感刘勰运用典故十分尊重其初始意，甚至十分尊重典故的初始语境，从其这种审慎的写作风格出发，再来理解“江山之助”，就发现后人存在着误读。现拟分析刘勰关于人文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为何谓“江山之助”做“正本清源”的工作。 一、晋宋诗人在处理山水与抒情关系上的失误 人文风貌与地域特点的关系，中国先秦时代就有比较深刻的阐发。《管子·水地》篇有云：“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襍，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襍，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襍，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残；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此着眼于圣人教化天下，认为各地人民在性格性情上都有偏颇，离达到理想化的“民心”尚有不足，而治理的重心在于水，这倒是典型的地域环境决定论。然而它将各地因环境物质影响所导致的人的差异性，视作教化的障碍，力图借助“水清”以齐一天下人心，使天下人心整齐划一，体现出其法家的愿望。虽然它只看到各地人人性中偏于阴暗和缺陷的一面，与战国晚期《荀子》大讲“性恶”却并不完全相同，《荀子·性恶》篇是从社会物质资源有限，而人的贪欲却无限，两者势必形成矛盾冲突，据此来判断人性必然是恶的。《管子》齐法家比较重视天、人关系，水也是属于“天”一端的重要元素，它对于水浸润下形成的人性也不乐观，这点与《荀子》看法比较近似；而其治理的切入点，却比较侧重于“天”的一边，认为治人必先治水。《荀子》则强调“化性起伪”，只重视“人”的一边，此与齐学集大成的《管子》有别，也反映出三晋与齐思想家在天人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思考方法。然而《管子》毕竟较早论述到地域物产对于此环境中人的制约作用，对后世分析文学风貌的形成，颇有启发意义。 《汉书·地理志》可以看作是对此两者的折中，班固定义“风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前者“风”属于自然环境决定论，而后者“俗”却偏于社会政治主导说。 晋宋以下，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齐末刘勰结撰《文心雕龙》，汲取了其以前一切思想家的精华，他具有浓重的儒家色彩，崇尚文章宗经。晋宋之间诸如《世说新语》中支、许、孙、郭等玄言山水诗人“玄风盛扇”，在自然与人文关系上，其所表现出来的见解是新的现象，刘勰对此并无好感，据此可以深入体察刘勰的文学情景观。 魏晋士人“越名教以任自然”，以山水景物为描写对象的作品，晋宋之时，此风盛炽，山水诗兴起1，“山水”便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审美对象，士人将情感投注于山水之间，山水的审美特性引发士人的玩味，此种耽溺山水的程度往往与士人在现实世界所受压力成正比，突现出一种隐逸的趣味，剡下等名胜，是众多谈玄者雅聚之地。《世说新语·品藻》第54条说：“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世说新语·栖逸》第16条记述：“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 士人深刻认识到山水的审美价值，山水是一个可以安顿身心并逃避现实纷扰的所在，谢安、王羲之、简文帝、许询、孙绰与支遁等名士的交往，体现出优游山水的情趣，而像嵇康那样借助自然以对抗名教的情绪也荡然无存，此辈正是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变的关键人物。名士多以“止足”相标榜，如《世说新语·言语》第84条云：“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优游山水大抵是为求自保，所缺乏的是高远的人生境界，并且西晋以来还助长了虚假的作风，干宝《晋纪总论》说：“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山水诗掩盖了作者并未消歇的奔竞之心，显得心口不一，这都是山水诗美学价值局限性之所在，也是孙、许辈山水诗大多不能流传的原因之所在。 《世说新语·容止》第24条刘孝标注曰：“孙绰《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认为庾亮之可人，倒并不在其政治作为，而是其至老不失游心尘垢之外的山水之情，丘壑之气比其政治人格更值得称道，如《世说新语·品藻》第17条谢鲲与庾亮相比，自认为“一丘一壑，自谓过之”，以玄学自居，必然会以丘壑高于庙堂，而所谓“玄对山水”，是指山水引发玄思，玄思又提升士人对于山水感悟的境界，这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关系，起初是饾饤玄言，之后才是以山水寄托玄思。《世说新语·赏誉》第107条中孙绰甚至有“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的诘问，将作文与山水的关系绝对化。《世说新语·巧艺》第12条说：“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顾氏画中将谢鲲作这样的处理，不排除隐含调侃讥讽的意思；同书同篇卷第8条记载：“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戴云：‘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追求彻底超然于现实世界，庾氏所言实际上是一种酷评，所以才激起戴氏如许反唇相讥。就山水人格化表现于诗歌，其不足在于创作主体竭力将自己融化于山水，排除情感的所谓“俗气”，就消减了主体激荡于政治的社会意识。 山水诗自晋宋发达之后，很快就受到批评。此恐怕与中国诗歌重“比兴”的特点有关，锺嵘《诗品》对于五言诗与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作了精辟的阐述，刘勰谈创作也特列《比兴》一篇，因为诗歌的兴会总是寄寓着作者深沉饱满的感情，而真挚的感情大多有关乎身世与社会的感慨，假如故意消解排斥这种感情，诗歌就会兴味顿减，而仅用“赋”的手法来描摹山水景物，总难以激起读者的感动。从根子上讲，山水人格反映于诗歌，基本接近于《管子·水地》篇式的由自然主导人性，也不外乎庄老式的因循自然，都有“以天灭人”的缺陷，此辈故意摆出不婴世务的姿态，要远离现实，脱离社会责任感，在儒家立场看来，其模山拟水是没有意义的。 二、“江山之助”所寄寓的刘勰“拨乱反正”的深意 刘勰崇尚儒家的人文传统，但是其“折中”思维，在儒、道之间，在人文与自然之间，换言之，在上述《管》、《荀》判断人文面貌的视角之间，刘勰持论不偏不颇，使他对于作家作品的地域性特征不能视而不见。梁锺嵘《诗品序》谈及“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但显然他对于诗歌的自然感应并不重视，醉心于“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云云等社会生活矛盾，认为这才是作诗的好材料，他对于诗歌风貌的理解，假使推流溯源的话，显然更接近《荀子》一系；而刘勰则与之略有不同，他对于文章写作主体之外的自然客体各种因素都能兼顾。这主要体现在其《辨骚》与《物色》两篇之中。《文心雕龙·辨骚》篇讲到屈《骚》的诞生，是“楚人之多才乎”，“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楚辞》达到一个“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境地，而尤其他提到“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山水、节候，洋溢着楚地的情调特色。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之《天问》篇序说：“《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奇伟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其愤懑，舒泻愁思。”这十分具体地叙述了屈原的写作环境，除了楚国的人文传统与中原有别之外（人文传统其实已经融会了地域性质素），屈原作品是和其楚国地域风物密不可分的。刘勰虽然指出了屈《骚》“异乎经典者也”，但他基本上还是能够包容屈《骚》所展示的楚文化特点，而《物色》篇则更集中地表达了他对自然环境与文学关系的看法。 晋宋作家的山水意识必然对刘勰有所触动，其优劣长短一并引发刘勰的思考。《物色》篇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庄子·在宥》篇等均主张“无摇女精”，然而文学创作主体的抒情必须心潮起伏。自然界一切的生灵均受节气变化而感动，作为万物灵长的人岂能例外呢？刘勰揭示了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人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自然，是自然之子，而并非全然是自然的主宰。所以他断然肯定“物色相召，人谁获安”？但人又毕竟不是动物，在天与人之间，刘勰也采取“折中”的观点，《荀子·解蔽》篇斥责“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而《荀子》作为《庄子》的对立面，某种程度上它也蹈“蔽于人而不知天”的陷阱，刘勰尊重作家的主体性，又遵循自然法则，其折中的平衡点，从根本上讲，便是在《庄》、《荀》之间道乎中庸，达到天人合一。《物色》篇总结了“自近代以来”的文学实绩，《明诗》、《时序》与《才略》等篇也具体评述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得失，从总体上看，刘勰对此是深怀腹诽的，只是碍于当代，不能直言罢了。 而关于这一节文字，历来在理解上不够精确，关键在于不能彻底地把握刘勰“唯务折中”以切入问题的思维模式，《物色》篇说：“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玄言诗发展到山水诗，作家止于形似的体物，其失误在于主体性的削弱，而主体性的弱化又与晋宋庄老玄学的基本品格有关。对照上述《辨骚》篇“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与此“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似乎并无二致，之所以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是因为自近代以来，作家唯以形似密附为能事，而且止于印泥式的体物，而文学停留于“形似”层次，实质上与最注重“神”或“精神”的《庄》旨也存在着距离。然而屈《骚》则超迈乎此等境地，就如上引王逸《楚辞章句》之《天问》篇序所描述的，在山泽之间，屈子愤激，如江河澎湃，他可以挥斥万有，以至敢于质问苍天以及圣贤成说。《物色》篇篇末部分援引屈《骚》为例证，刘勰正要说明面对自然景物，作家如何处理主客关系，屈原堪称千古典范。 《物色》篇曰：“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馀者，晓会通也。”作家要在今与古、情与景等矛盾对立之中取得折中，“入兴贵闲”是讲创作兴会问题，所谓“窥情”与“钻貌”隐含贬义，其失在于机械地“曲写毫芥”，便会“为文而造情”，则削弱了艺术创造充沛的精神状态；物色繁复，就存在一个取舍在我，以少总多的问题，然而写作必须以言辞表达，遣辞则不可回避学习经典的原则。如此“参伍”、“因革”，在经典的浑厚中不失去今人的声音，在景物的写照中更不致淹没作家的性情，一言以蔽之，“物色尽而情有馀者，晓会通也”，刘勰主张抒情要依托于物色刻画，但是情感与物色的关系，情感应居于主导地位，有限的物色应传递无穷的情感，刘勰已涉及文学的意境理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刘勰借鉴了自《诗经》以至近代文学的创作经验教训，肯定文学理应情景交融，山林皋壤，是激发文学灵感的宝库，但是“略语”与“详说”，其把握分寸的标准，应该服从抒情的需要，抒情是第一位的。缺乏景物描写的作品，难臻圆融的意境，必定是有欠缺的；而堆砌写景的作品则显得繁冗，导致情感稀薄，同样也是败笔。无怪乎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对于谢灵运一系的诗歌，从其新变派的角度，给予“酷不入情”的批评。刘勰《时序》篇说：“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刘勰对于谢灵运的评价也不会很高。如何矫正在创作中出现的这两种弊端，刘勰与新变派不同，他还是崇尚雅正和高尚的情操，认为屈原可资参照，而屈原之所以能够深谙《风》《骚》精髓，是因为得到“江山之助”。 何谓“江山之助”？历来未曾得到深究。《庄子·山木》篇云：“君曰：‘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此可能就是刘勰“江山”一词的出处，正隐含着“道远而险”的意思。蔡邕《巴郡太守谢版》云：“巴土长远，江山修隔。”也是因为巴郡远离王化，故深感恐惧；僧肇《答刘遗民书》曰：“古人不以形疏致淡，悟涉则亲，是以虽复江山悠邈，不面当年，至于企怀风味，镜心象迹，伫悦之勤，良以深矣。”唐代释元康《肇论疏》卷二说：“江山虽缅，理契则邻者，一南一北，故云江山缅，缅，远也；处虽缅远，契理相近也。”《世说新语·言语》第83条记载：“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陶渊明《答庞参军》一首（并《序》）曰：“情通万里外，行迹滞江山。”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一云：“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齐萧子良《与南郡太守刘景蕤书》曰：“仆栖尚既同，情契弥至，而悠悠京苑间以江山，假复神通远迩，冥交晓曙，畴得写析深襟，辨明幽旨，迹生灭之中谈，究真俗之谛义……”梁王筠《与东阳盛法师书》云：“弟子限此樊笼，迫此缨鏁，无由问道，抚躬如失，庶心期冥会，咫尺江山。道术相忘，弃置形迹。”袁彦伯作别诸人所谓“江山辽落”云云，按诸史实，他将要事奉的上司是谢安南，即谢奉，《世说新语·雅量》第33条说：“谢安南免吏部尚书，还东。”太傅谢安很想表示安慰。可见谢奉的处境本来就不妙，袁宏是为前途茫茫而感到迷惘，远行不是他自己意愿中的事情，是因为其“性直亮”，被迫出为谢安南司马就带有受惩戒的意思，这样理解才可与“既自凄惘”相吻合。“江山”并非指一般的自然景物，上述语境中“江山”一词的使用，都有遥远和阻隔之意，而“京苑间以江山”，“江山”尚有和“京苑”相对的意味，指荒凉少人烟之处，刘勰也算与佛门深结因缘的人，《物色》篇中选择“江山”一词，显然与上述僧肇等人“江山”的意思是十分相近的，而用于屈原身上，按《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屈原放逐，著《离骚》。”也突出放逐对于《离骚》写作缘起的重要意义。所以对照《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是被阻隔于朝廷之外，“江山”即被放逐之意也。根据《史记·淮南王传》记载武帝曾“使为《离骚传》”，淮南王领地在故楚国，按照东汉班固《离骚序》的记述，《史记·屈原列传》自“《国风》好色而不淫”以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此节文字本出自刘安的《离骚传》，寄寓着刘安深深的感慨，他十分准确地揭示出屈原的创作心态，屈原《离骚》之争光乎日月，是由于屈原在现实政治中深受压抑，因此精神得以升华，《离骚》正是一篇表达政治哲学体现高尚人格的作品。司马迁概括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都结合自己身世体会到屈原遭排斥（也即“江山之助”）在其生命中最重大的意义，可见屈原悲愤和不幸的政治命运，在刘安和司马迁看来，恰恰玉成了《离骚》的不朽。 屈原是具有强烈抒情性和鲜明政治立场的伟大诗人，按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甚至说：“凡人伪为可恶也。伪斯吝矣，吝斯虑矣，虑斯莫与之结矣……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其中“苟以其情，虽过不恶”和“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认为只要出自真情，即使过甚也并无道德上的瑕疵，而情之美，又惟在一“信”字，此几乎纯然是一种“主情”的文学观了。此墓葬时间据称是战国中期偏晚，在时间和地域两方面都可与屈原作品相印证。屈原《楚辞·九章·惜诵》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杼情。”此“发愤抒情”即“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之谓也，此种情性论也贯穿于屈原所有创作之中，司马迁受其感染，提出“发愤著书”说，因此“发愤抒情”正可构成屈《骚》作为“文章之祖”的本质性特点。对此刘勰是深有会心的，他痛感在屈原这种凛然的文学风貌面前，不正反衬出晋宋诗人的缺陋浅薄吗！“江山之助”显然就具有抗争不幸命运以强烈抒情的意味了。《物色》篇赞曰所谓：“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其中突出了写作者的主体性与情感深度，此正与“江山之助”的本意相吻合。 三、关于后世对刘勰“江山之助”的接受 唐初骆宾王《初秋登王司马楼宴赋得同字》有云：“物色相召，江山助人。请振翰林，用濡笔海云尔。”对此，清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就引用了《文心雕龙·物色》篇的相关语句，而骆宾王一生坎坷，他理解“江山助人”，可能也借屈原不遇以自况；唐初王勃《越州秋日宴山亭序》曰：“是以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公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蒋清翊注也指出其出典是《文心雕龙·物色》篇，王勃一生仕途遭遇两次险情，此作可能是他南行时途中所撰，饱尝了人生的艰险，其所谓“江山助屈平之气”，也是对屈原的不幸感同身受，而且“屈平之气”，一个“气”字就把屈原的耿耿不平表露无遗。王勃《为人与蜀城父老书》云：“诚下官所以仰天汉而郁拂，临江山而慷慨者也。”其《春日孙学士宅宴序》又曰：“若夫怀放旷寥廓之心，非江山不能宣其气。”其《春思赋》云：“况风景兮同序，复江山之异国。”王勃比较密集地使用“江山”一词，尤其他视江山有助于抒发郁拂寥廓之气，堪称深得刘勰的本意。同样是唐初的张说，《新唐书·张说传》记载：“既谪岳州，而诗益悽惋，人谓得江山之助云。”《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三也有相同的记载。此处就把“江山”直接诠释为“贬谪”，深得刘勰的本意。中唐刘长卿《过贾谊宅》说：“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在《史记》中贾谊与屈原同传，刘长卿此诗中引用“江山”一词，完全切合屈、贾的抒情语境，也是对于刘勰“江山之助”准确的注解。 《物色》篇上述文句意旨因此而更加清晰，“山林皋壤”是滋养文学生长的沃土，《庄子·知北游》篇云：“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意指乐、哀相继是浅层次的心理活动，郭象注说：“山林皋壤，未善于我，而我便乐之，此为无故而乐也。”刘勰明确意识到自然环境与文学生长存在着内在的关系，认为“山林皋壤”并非与人无关，不完全认同郭象所谓受其感发为“无故而乐”，此自不待言；然而，《庄子》此篇所营造的语境仍然是对低层次心理现象的叙述，刘勰加以引用，无非是要作指出向上一路的提升，认为仅仅沉醉于丘壑林泉之间，则不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以晋宋玄言、山水诗人为例，就可证明这一点。《文心雕龙·情采》篇说：“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刘勰使用“皋壤”意象总是含有几分保留的意见。屈原行吟泽畔，写成《离骚》，是因为得到“江山之助”，其内心有深沉的痛苦和悲哀还有远大的抱负，再与楚国山水景物结合在一起，所达到的《风》《骚》情感深度就难以为人所企及，尤其屈原眷恋祖国、热爱人民，而晋宋诗人大多自私自利、虚伪冷酷，对于国家民族麻木不仁，两者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仁者情怀与政治家胆识也正是屈原高出玄言和山水诗人的地方。据此，后人方可悟到刘勰的折中思维是何其高妙，从根本上看，《物色》的问题也是要在天、人之际达到平衡，而只有自然景物的陶冶，却缺乏现实生活的感发，像屈《骚》一类的不朽之作是不会产生的。因此“江山之助”恰恰不是指自然景物的助益，“江山”不等同于“山林皋壤”，而是指缘于朝廷斗争所造成的屈原的不幸的命运，是指社会政治因素，这才是成就屈《骚》的更重要的内因。刘勰在《物色》篇里，以屈原为例证，正是借此来批评近代文学的失误，并且引导文学转入正确的方向，其见解确实击中肯綮。 然而“江山之助”的被接受，往往被其表面意所迷惑，在后代往往有误读的现象出现。宋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全集》卷四《池阳四咏》之二说：“天遣江山助牧之，诗材犹及杜筠儿。”同上卷八《绍兴三年十月丙辰，长沙郡贡士三十人于公堂，太守周某赋诗一篇，代鹿鸣之歌》说：“风雅因遗楚，《离骚》遂变湘，江山清得助，日月烂争光。”明初宋濂《刘兵部诗集序》谈到诗歌依赖“江山之助”，清钱谦益《唐诗英华序》说：“……燕公自岳州以后，诗章凄惋，似得江山之助，则燕公亦初亦盛。”此一则说明刘勰的“江山之助”因张说而更加脍炙人口，另则张说的“江山之助”也逐渐脱离了《文心雕龙》，几乎成为一个独立的典故，常常为人所乐于引用。然而，宋代以下，引述者是否深悉刘勰的本意似乎就难以评说了。 清初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五《总集门》二《序论类》引《蚕尾续文》称赞汪安公诗“天机清妙，醖藉高华，此集尤得江山之助，当与石湖粤蜀之诗抗行。”清代诗人施闰章讲论诗歌，对刘勰“江山之助”特有会心，其《闵子游草序》说：“夫既才且勤，其诗若云蒸而泉涌。彦和论文以‘隐秀’，士衡归诗于丽则，殆兼有之，非得江山之助云尔哉？”其《李朗仙江淮草序》说：“夫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人皆生于蜀者也，杜甫诗最夔州以后，盖久客于蜀者也，说者皆谓得江山之助。”沈德潜《挽盛青嵝》说“往年客巴蜀，诗得江山助”，文思之间似乎都联想到张说，所谓“江山之助”融会了刘勰和张说双层典故。唐孙华序查慎行诗说：“昔人论文，谓必得江山之助，以先生之才之学，而天又故迟其遇，俾其驰驱游览，以尽吐其胸中之奇。”吴骞辑《拜经楼诗话》卷四第17条引述《文心雕龙·声律》篇句，同上第34条引汪韩门跋《樊榭集》云：“先生之诗……一邱一壑之胜，登临少助于江山。” 然而似乎这些文论家大多将“江山之助”理解为自然景物的启迪，认为诗人采撷自然的馈赠，大有助于滋润诗人的情怀，考虑到诗歌所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虽不免郢书燕说，却也丰富了中国古代文论关于文学风貌成因的研究。
（本文原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注释已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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